除了浮桥、梁桥、拱桥和索桥(悬桥)外，各地还有一些建筑独特、造型奇异的桥梁，反映出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技艺和智慧。比如广东潮州市东面的韩江上，横跨着一座古代桥梁——广济桥。这座桥修建于宋代，全长518米，中间有一段用船只连接为浮桥，可以解开，让出航道，成为可分可合的活动桥梁。这是中国桥梁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例子。
还有一种在陆地上凌空架起的桥梁，即天桥，古代也称为“复道”或“阁道”。天桥始建于秦代，骊山旁的阿房宫“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其间五步一楼，十步一阁都有构造华美的“复道行空”。《三辅黄图》说，宫中“作阁道至骊山八十里”，“人行桥上，车行桥下”，可知这座天桥宏大的规模和豪华的气派。
桥梁是和人类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一般都建筑在交通要道上，它的发展和人类的文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的桥梁建筑历史悠久，首创甚多，在世界桥梁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壕沟上架起的木桥，到今天在武汉、南京等地建造的长江大桥，无不聚集着中国人民无穷的智慧和不怕困难的进取精神。
交通工具
古代的陆路交通工具，主要是供行路人骑乘和驮载货物的各种牲畜和车辆，也有后来出现的近距离使用的轿子和肩舆等。在中国的北方，用于骑乘和驮载的牲畜有马、骆驼和驴、骡、牛，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局部地区内还利用过象、驯鹿、牦牛和狗；在南方，则主要用马、牛和驴、骡，局部地区用大象。
1．牲畜
(1)马
中国大陆的马，据说最早是从国外引进的。马匹进入中国的年代和传播路线，至今仍是未解之谜。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证明，黄河流域在商代已经普遍有马的遗迹存在了。
许多商代的墓葬中和陪葬的车马坑内，都发现了马的骨骸。不过，商代中期以前马匹极为罕见，大量出现驾车的马是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时期。
商周时期，马匹一般是用来驾驶车辆的，很少用于骑乘。西周晚期，由于受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在战争和驿传中乘马者渐多，马匹也因之成为物质交换中的畜产，成为君主奖励军功显着者的赏赐品。例如周宣王为了奖励虢国的子白征伐严狁立下的战功，在周庙的宣榭里举行了隆重的献禽、饮至之礼，并当场赠给子白马匹和弓矢。子白为此做了一个青铜铭文作纪念，这就是着名的“虢季子白盘”。洛阳西工区在1969年发掘清理了一批战国初期的墓葬，其中有座基随葬一匹铜马，昂首静立，无鞍及鞯具，尾巴打结，造型厚重，同时还出土了铜马衔和铅制的辔饰。这时的马己较多用于骑乘了。
到汉代时，好马已成为财富和权力的象征。汉武帝十分喜欢西域大宛的汗血马，求马的使者相望于道。一年中出使西方诸国的使者多时十几次，少时五六次，每批至少有百余人的队伍出行，路程远的需要八九年才能返回长安。马匹成为使者和商旅必不可少的坐骑和驮载工具。
(2)象
商代以前，黄河流域还有一些大象出没在山林中和湖沼旁。近代学者王国维、罗振玉、徐中舒等对此都曾做过详尽的考证。目前，学术界对“殷人服象”已无异议。在殷墟的出土遗物中，不但有象牙雕镂的礼器，而且发现了不少大象的牙齿。公元前12世纪的商王武丁之妻妇好的墓中，出土了三件象牙杯，工艺极其精湛。这座贵妇人的墓中还出土了形象逼真的玉象。
商代有些极大的卜骨就是以象骨为材料做成的。卜辞田猎有“获象”之语。甲骨文中“为”
字即是一人手牵象的样子。上述资料足以证明象是当时常见的动物。
据《吕氏春秋》等书记载，“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乃以师逐之，至于江南。”
根据当时的车制判断，商人服象主要是说以大象为坐骑和用象驮负货物、拖曳货物，而不是用于驾车。
周秦以后，大象在中原地区便很少见到了。到了汉唐，大象己成为南方献给朝廷的贡物了。
(3)骆驼
骆驼是北方沙漠地区交通运输的重要工具。大约在春秋时期，燕、赵诸国战胜北方的少数民族戎人之后，骆驼就越来越被人们所注意了。《史记·匈奴列传》说骆驼是北戎的“奇畜”，后来北方各国便相继把骆驼和良马相提并论了。
在荒原和漫无边际的沙漠中旅行，常有难以预料的困难和危险发生。有些沙漠地区流沙数百里，夏天狂暴的热风为行旅之大患，若不及时防备，必致危毙。在危险的热风行将袭来的时候，人们无法预料，但习惯在沙漠中穿行的高龄骆驼却可以预知。热风来临前，老驼即聚在一起鸣叫，并将口鼻埋于沙中，行人见状亦必须用毡布等紧紧地遮蔽口鼻，否则就会因热风而窒息。这种风速度迅疾，很快就会过去，人们也就可以继续前行了。
使用骆驼运输是沙漠地区最常见、最得力的运输方式。南北朝以后，人们对骆驼的认识逐步加深，知道有一种叫作“明驼”的良种，可以日行数百里，时称“明驼千里足”。位于山西大同的北魏王司马金龙及其妻子姬辰的合葬墓中，出土了大批陶俑和动物模型，其中包括驮粮食的马匹和骆驼。墓中出土的遗物显示出北方游牧民族的经济情况，说明马和骆驼是北方交通运输中不可缺少的工具。据《魏书·食货志》记载，北魏初期，河西草原上畜养的骆驼已多达百万匹。
(4)驴
驴是中国大陆上十分重要的驮载牲畜和行路人的坐骑，数量巨大，分布极其广泛。从东北平原到西南高原，到处可以见到骑着毛驴赶路的老人和妇女，到处可以见到驮着货物的、拉着小车的驴。驴在中国民间，作用比马、骆驼都大，十分受人欢迎。
由于负重的能力有差异，人们历来把马看得比驴重要得多，千里马和蹇驴成为对人的才干不同的比喻。事实上，春秋战国时期只有贵族才可以乘坐高大华丽的马车，平民百姓只能乘坐牛车和骑毛驴行路。在广大农村，驴的使用更为普遍，驴在陆路交通中的作用和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5)牛、牦牛和狗、驯鹿
牛是人类最早驯养的一种家畜，在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曾发现牛的骨骸。用牛来驮运货物和骑乘，至迟在西周时期就有记录。商代的甲骨文中多次发现以牛为祭牲的记载。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常见把马和牛同时赏赐给功臣的记录，则可说明马与牛都是可以骑乘、驾车的。《前汉书·刑法志》载，西周时“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十四井也，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备具，是谓乘马之法。”这是讲当时的地方军备情况，兵车以马为御，用之征战，牛车则是运输粮食货物的。
因为牛车的速度比不上马车，所以牛车极少用于作战和长途跋涉。牛作为坐骑，当不会比驾车的年代晚多少。
陕西凤翔八旗屯的秦国墓葬中，曾出土陶制牛车模型两件。这两件牛车分为一牡一牝驾车，两车的车轮形制大小相同，牛与车轮为泥质灰陶烧制，它们之间有车辕、轴、舆等部件的木质朽痕，且车辕明显为两根，与殷周以来的单辕车相比，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汉代以后，牛作为驾车和骑乘的工具，文献和考古发现己十分清楚，资料很多。
牦牛，是西部高原地区特有的牲畜，主要分布在西藏高原及青海、四川西部和云南西北部地区。牦牛因为能在高原雪山上长途驮运，被称为“高原之舟”，可与“沙漠之舟”的骆驼媲美。
西藏地区的古代运输主要靠牦牛。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藏北高原地面开阔，平缓的丘陵间夹着许多盆地。南部边境为高峻的喜马拉雅山地，平均海拔在6000米以上。山地以南，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沿岸的河谷平原统称藏南谷地。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人烟稀少，交通十分困难，运输全靠人力肩背和牲畜驮运。从首府拉萨到四川雅安，牦牛运输一年只能往返一次，由此可见古代交通是极其艰辛的。
狗和驯鹿，是中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喜欢利用的工具，一般是在冬季用来拖曳在冰雪上行进的爬犁。
爬犁，是北方民族在冬季使用的交通工具。因为是在冰雪上滑行，极少阻力，所以不需要用很大的牵引力就可以前进。狗的力量足以拖曳爬犁，驯鹿就更加绰绰有余了。
元明时期，黑龙江下游一带的驿站有所谓“狗站”，计24处。这些狗站中饲养的狗不像西晋时期文学家陆机所养的狗那样，以狗送信，而是用来驾爬犁送驿使，传达官方文件或书信的。
用狗或驯鹿为交通工具的情况，至今仍存在。
2．车辆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人类在交通运输工具方面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利用驯养的动物作运载工具，是比较简单的方法。机械工具的发明和车辆的制作，成为人类交通运输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人们自从发明了车轮、车轴和车厢，就在动力和速度上不断改进车辆的部件和整体结构。从夏商王朝直至现代，各种车辆相继出现，对于车的改进创造从来没有停止过。
古代学者普遍认为，车是在夏后氏时代由奚仲发明的。
《墨子·非儒篇》、《荀子·解蔽篇》、《吕氏春秋·审分览》等都说是奚仲造车。《左传》定公元年(前509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山海经·海内经》：“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后两本书的记载和《墨子》等书略有不同，但对夏代已经发明了车，以及车和奚仲有密切的关系，古典文献的记载都是相同的。《后汉书·舆服志》对此作了总结：“上古圣人，见转蓬始知为轮。轮行可载，因物知生，复为知舆。舆轮相乘，流运罔极，任重致远，天下获其利。”
这是指最初车辆出现的状况，可能还是以人力驱动的；“后世圣人观于天，视斗周旋，魁方杓曲，以携龙、角为帝车，于是乃曲其辅，乘牛驾马，登险赴难，周览八极。”这是指夏代根据星移斗转的现象，发明了有辕有轭的兽力车的情况，随着制造技术的进步和完善，“群工致巧”，车的种类也越来越多了。
夏代的车是什么样子，目前还没有考古发现可资证明。商代的车辆则有大量发现了。
“车”字在甲骨文中已有很多记述。从字形观察，当时的车制是大体相同的。
在中国各地的商代遗址中，常有在贵族墓地内杀殉马匹和用车马陪葬的现象。河南安阳殷墟的西部，在自家坟、梅园庄、北辛庄和孝民屯之间的农田上，发掘出九百多座殷商墓葬和五座同时的车马坑。这五座车马坑虽然都被盗扰和破坏，但现在仍完全可以从残存的遗迹中看出当时的车制。
殷代的车，一般为双马单辕式，木轮高大，轮牙着地和承辐处齐平。每轮有圆形幅条18根，分别插入车毂和牙上的凹窝中。车轴长3米，轴两端稍细插入毂内。两头各套有一个铜告，告上有一长方形穿孔插着木辖，辖顶端套着一个兽形铜帽。圆形的车辕长近三米，用辖置于轴上，相交成十字形。车厢(舆)为长方形，厢后有供上下用的缺口。驾车的马，身上遍布装饰着铜泡的革带。
西周的车子，其形制基本上与商代相似，只是根据用途不同而种类有所增加。战斗中将士乘坐戎车，王侯将相出行时乘坐装饰华丽的路车，平民百姓只能乘坐牛车。
《诗·小雅·采芑》：“方叔范止，其车三千”，这是指当时王室拥有的戎车之盛；又云：“路车有爽，簟舞鱼服，谁膺幛革”“方叔率止，约辄错衡，八鸾跄跄。”《小雅·出车》：“我出我车，于彼郊矣；设此旒矣，建彼旄矣。”都是形容路车的。从上面的描述可以想象到：在城市的街道和郊区的道路上，王侯将相驾乘的高大路车奔驰而过，是多么有姿有采、耀武扬威。车身上遍涂朱红色丹漆，车厢旁美丽的旗帜随风飘扬。车厢外有用文竹精心编织的障蔽，车厢内放着华贵的鱼皮箭袋。车轮高大，气宇轩昂，车毂包着坚韧的皮革，车衡上画着错综复杂的图案。驾车的骏马阵阵嘶鸣，马胸前悬挂着漂亮的樊缨，马辔上也悬饰着下垂的革条，马头两旁佩带着一对对鸾铃。车马飞快地行进时，旗帜呼呼作响，革条轻轻拂动，鸾铃叮口当合鸣，壮观而又动听。
西周时期的车马，在黄河两岸数十个遗址中大都有所发现。出土的实物表明，上述文献的记载是十分真实的。
1974年在陕西渭南县黄堡发现的西周初期的车马坑中，有车马器35件，其中一件长筒形车吉上有四个牛头图案环绕一周。同类车马具还有虎头形车辖和当卢、马镳、銮铃、铜泡等等。1979年底在河南省新郑县唐户村发掘出一批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墓葬、车马坑。车马坑内埋葬着四匹马，骨架保存尚好，两匹马的头向着北方，另两匹马头向着南方，土坑内中部较有规矩地分布着吉、辖、驯、羝组成的车子零件，共有四组，每组相距一米左右。根据车子的朽木痕迹判断，坑内的车当为两乘，这种车为二马所驾。1976年山东蓬莱县村里集也发掘了一批西周墓葬，出土的遗物中有两种车吉。一种是平首直筒形，另一种是吉身呈十二面形，素面。
前者刻画兽面纹饰线，两个辖首都是兽头形。
最着名的是陕西长安县沣河西岸的张家坡西周墓地，发现了大量车马坑。已发掘清理的十多座墓中，一般每座均埋一车二马，也有二车六马的。最多的坑中埋四辆车，有的车马坑内还埋着一名驭夫。在河南浚县的辛村发现了西周时期卫国贵族的墓地。发掘的14座车马坑中有一座最大的长10米，宽9米多，埋车12辆、马72匹。在北京市房山县琉璃河发现了西周时期的燕国墓地，墓葬旁边的车马坑中埋放车马的数量与墓主人生前的社会地位有直接关系。
车马坑中少的用二马一车或四马一车陪葬，多的有十四匹马五辆车。燕国贵族的墓葬在北京昌平白浮村也有类似发现。总之，西周的车制是与文献记载一致的。
周人对驾车的技术也很讲究，《小雅·车攻》篇说：
四黄既驾，两骖不猗；不失其矢，舍矢如破。萧萧马呜，悠悠旆旌；徒御不惊，大庖不盈。
这就是说车夫在御车的时候，必须快慢适中，从容自得。这是周人的典型御车技术。此外还有“六辔如濡”、“六辔如丝”、“六辔沃若”、“六辔既均”等说法，也都是讲驾车不可操之过急，应表现出大度安闲的样子。
但是，遇到紧急情况时，驭夫则表现出驾车飞驰的高超技术和胆量。相传周穆王时，造父是穆王的御手，驾车的技术十分好。他为穆王驾车选择了四匹好马，名字叫骥、温骊、骅骝和骡耳。有一次周穆王去西方巡狩，到达昆仑山下，乐而忘返。不料，这时传来了徐国(今江苏泗洪一带)的偃王作乱的消息，情况十分危急。于是周穆王乘坐造父的车子，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从这个动人的传说中可知，渭水流域在西周时期的陆路交通已相当发达。平坦的大道可以使马车飞速疾驰，同时可知造父的驾车技术之好也是十分惊人的。
春秋战国之际，交通工具开始发生较为明显的变化。主要是作战用的戎车数量减少，骑兵的数量增加，牛车在民间更为普及。
汉代的车辆已经很多，仅宫廷用车和文武官员的公私车辆就有二十多种，并依照等级形成了严格的用车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