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第二、第三章，描写牛羊有的走下山坡，有的到池边饮水，有的在睡觉，有的在活动；写牧人披着长衣，戴着斗笠，背着干粮，风里来雨里去地放牧；最后写他们手臂——挥，牛羊一起进圈。形象生动，气息浓郁。清人方玉润说：“人物杂写，错落得妙，是一幅群牧图。”(《诗经原始》)“比”，在《诗经》中不但运用广泛，而且形式多样，有明喻、隐喻、博喻、对喻等等。比喻可以突出被比事物的本质和表达作者一定的思想感情。如《硕鼠》以贪婪的老鼠比喻剥削者，《新台》把乱伦的卫宣公比作丑陋的癞虾蟆。比喻还可用来刻画人物。《卫风·淇奥》赞扬美君子的文采风流、德行才学之美，用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可谓博喻。前引《卫风·硕人》对庄姜容貌的刻画就兼用了明喻和隐喻。比喻又可以用来表现抽象的思想感情，使之具象化。如《王风·黍离》写主人公忧思之重为“中心如醉”，“中心如噎”；《小雅·小曼》写作者的危惧之感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又如《邶风·柏舟》写一个女子矢志不移：“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诗经》中精彩的比喻，显示出作者们对事物观察细致，想象丰富、大胆。如《小雅·大东》末章：“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维南有箕，载翕其舌。维北有斗，西柄之揭。”连天上的箕星、斗星也似乎站在西周一边向东方人索取。这做诡奇幻的想象，深刻地揭露了西周统治者对东方人民残酷的榨取。
“兴”，就是借物起兴，因景生情，多用在诗的开头，所以又称“发端”。起兴在《诗经》中也运用得非常灵活多样。如《周南‘关睢》首章：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用成双结对的雎鸠在水洲上和鸣，引出男女爱情和婚姻的描写，对全诗起到联想、象征和烘托气氛的作用。又如《周南·桃夭》的首章：“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用光彩夺目的初开桃花起兴，并象征新娘的美艳，这是兴兼作比。兴有正用，如《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用燕子双飞烘托女子出嫁的喜庆气氛；《小雅·鸿雁》写徭役，则以“鸿雁于飞，肃肃其羽”来映衬人心中的凄苦。《小雅·苕之华》：“苕之华，芸其黄矣。心之忧矣，维其伤矣！”却用盛开的凌霄花反衬诗人对于年荒岁饥的悲伤。这是反面起兴。赋比兴的成功运用，使《诗经》的作品具有生动感人、含蓄蕴藉的诗情画意和艺术魅力。从《诗经》开始，比兴手法成了中国诗歌史上重要的艺术传统。
《诗经》的章句形式，一般都以回环复沓为其特色。《诗经》各篇大都分章，少则二章，多至16章。分章的诗篇，特别是民歌，各章句数、字数基本相等，因而形成了整齐、匀称的形式美。同时，由于人乐的需要，各章只换少数字词，同样的字句反复出现，周而复始，充分发挥了抒情表意的作用，有效地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音乐感，带给人一种委婉而悠长的韵味。例如《周南》，各章只换了几个动词，这种重章叠咏的形式，形成了回环复沓、一唱三叹、明快优美、令人荡气回肠的节奏与韵味。清人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评赞这首诗说：“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之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
整齐而又灵活多变是《诗经》句式的特点。
《诗经》是以四言为主的诗体。由上古歌谣的二言到《诗经》的四言，是人类社会生活日益复杂、自身思维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逐渐提高的结果。《诗经》既有整齐的四言形式，又有灵活多变的杂言形式。从二言到八言，诗人依据抒情表意的需要灵活选用，错落有致。另外，在某些较长的诗篇里，又有用排句来加强描绘的。
《诗经》的语言生动、准确、朴素、自然，而且富有韵律美。名词用得很多，动词表义也很细，形容词更丰富。特别是用来状物拟声的叠词大量出现，使诗歌增加许多形象色彩。如《硕人》描写景物与庄姜的侍从：“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瓜岁岁，鳢鲔发发，葭炎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竭。”(黄河水啊浩浩荡荡，向北流去，哗哗作响。把渔网张开向水里撒，黄鱼和鲟鱼欢蹦乱跳，水边芦荻又粗又长长势很旺。从嫁的姑娘盛饰浓妆，护送的丈夫健武轩昂。)7句中有6句用叠字词，更显得音响动人，形象逼真。双声、叠韵连绵词也不少，如：“窈窕淑女”、“参差荇菜”、“搔首踟蹰”等等，有的作形容词，有的作副词，都能够生动贴切地描绘事物的声色状貌，又使诗歌声调和谐悦耳，富有音乐美感。
《诗经》的用韵是和谐的，又是适应诗中所抒写的情感而灵活多变的。它的绝大多数篇章都押韵，只有“周颂”中有极少数的无韵诗章。中国古典诗歌讲究押韵的艺术特征，是从《诗经》开始的。
《诗经》作品的艺术成就和体制形式的种种特征表明，作为我国诗歌发展历史早期形式的四言诗，在《诗经》的时代确已臻于精美绝伦的程度。
当时的诗在抒情咏志、意象营构、意境创造以及句型、章法、节奏、音韵等方面都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因此，《诗经》堪称为我国古代诗歌艺术的奠基之作。
《诗经》的文化精神及其影响
《诗经》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座丰碑。它开辟了以诗歌抒情和反映现实的道路，推动后代作家把注意力投向现实，关心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并把这些现实内容真实地反映到作品中来。《诗经》
奠定了中国诗歌的基本风格和艺术特点。中国古代诗歌中抒情诗、叙事诗、说理诗三种常见的体裁者可溯源于《诗经》。在这三种体裁中，以抒情诗月就最高，它吸引后人学习和创作，出现了大量优秀作品，因而抒情性强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重要物色。与这一特色相关，《诗经》开创的比兴，因为有助于增强诗歌的形象性、含蓄性和艺术感染力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最具有民族特色的表现手法《诗经》抒情诗短小精炼的表现形式、协调优美的声调音韵，也都成为中国诗歌的艺术特征。
《诗经》是从远古到殷周、春秋社会的文化积淀，包孕着中华民族独特、深刻的文化精神。首先，是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它体现在《诗经》眷恋故土与思乡情怀的许多作品中。从一定意义上说，《诗经》就是我国第一部充分体现了在周代就已形成的中国农业文化精神的诗集。其次，浓郁的宗族伦理情味和宗国情感，也是《诗经》所蕴含的文化精神。因为产生它的周代，乃是一个具有浓厚的宗族意识的农业社会。宗族观念既是周人最重要的伦理观念，也是最重要的政治观念。同时，它已经内化为周人最为真挚的社会情感，它植根于故土，情系于亲人，升华为爱国，已经成为贯穿于周代抒情诗中的一个中心主题。再次，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在《诗经》中也有鲜明的表现。它使《诗经》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和亲切感，使读者充分感受到生活之美是人类自身的创造，并非神的恩赐。正是以上这三个方面形成了《诗经》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作者们立足于现实，直面于现实，对生活进行真实的反映并抒情言志，从而形成写实和质朴的艺术特征，成为后世中国诗歌创作的楷模与典范。
唐诗繁荣的原因
隋代只有三十几年(581～618年)，诗歌主要承袭了六朝以来的浮艳风格。但隋初诗人卢思道的《从军行》、薛道衡和杨素的同题诗《出塞》等作品，透露出一点清新刚健的气息，从中多少见到南北朝诗人庾信、王褒的影响，体现了南北诗风的融合。这些作品，可以看作是唐代边塞诗的先声。
隋以后建立的唐王朝，是一个强大统一、繁荣昌盛的朝代，自兴盛到衰败灭亡，经历了近300年的历史。唐代不仅是我国古代经济大发展的时期，而且是文化大发展的时期。中国古典诗歌经过了长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之后，到唐代终于到达了辉煌的顶峰。
在唐代的诗坛上，诗人辈出，人才济济，犹如群星丽天，璀璨夺目；诗歌纷呈，恰似繁花竞放，万紫千红。清代康熙年间编辑的《全唐诗》多达)1000卷，有诗人2300多家，诗歌48900多首。这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流失的不知道有多少。诗歌在当时已经不是少数文人的专利品，如《全唐诗》作者小传所记录的诗人身份，上自帝王将相、后妃宫女，下至贩夫走卒，娼优释道，几乎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同时，写诗也被广泛地运用到生活的各个领域，举凡奏章、信札、寓言、游记以及变文和其他通俗说唱文学，都可以用诗来表达，可见写诗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风气。
但是，唐诗的高度发展繁荣，更主要的是表现在思想和艺术都有极高的成就。如题材广阔，思想深邃，技巧高超，风格流派多样，这些都是过去任何时代所无法比拟的。唐诗的体裁也丰富多彩，完备成熟，不但具备了五言、六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形式(还有更为古老的四言诗及楚骚体)，而且形成了五七言律诗和绝句。五、七言古诗以及歌行体亦盛极一时，更有以古题乐府写时事和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尤为唐诗的一大特色。唐代不仅出现了李白、杜甫这样在世界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伟大诗人，还产生了王维、白居易、韩愈、李贺、李商隐、杜牧等一大批杰出的诗人。以上这些都是唐代诗歌空前繁荣的重要标志。
唐代为什么会出现诗歌空前繁荣的局面呢？大体上说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从社会历史环境和条件方面来看，唐代统治者是依靠农民起义的力量取得政权的，建国初期，他们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推行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制度和政策，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唐初还不断开拓疆土，使我国版图大大扩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国力强盛，社会安定，也有利于生产。经过百年的努力，到了开元年间出现了社会经济的大发展，成为唐朝的极盛时代。这种繁荣的社会经济就是唐代科学文化普遍繁荣的物质基础。在唐代，政治、外交、军事、哲学、文学、艺术等等都出现了蓬蓬勃勃的景象，文学艺术方面像散文、传奇小说、变文、词曲、歌谣、音乐、舞蹈、书法、绘画、建筑、雕塑等也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这些都给予诗人以良好的启发和熏陶，有利于诗歌的发展。唐代实行科举制度，不拘一格，选用人才。这样，就打破了魏晋以来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为大量中下层知识分子登上政治舞台、施展才能提供了机会，使他们成为一股新兴的社会势力，并占领了文坛。唐代统治者重视提倡诗歌创作，特别是科举考试以诗取士，对诗歌的繁荣也起了促进作用。另外，唐代统治者对各种学术思想限制较少，允许自由传播，对于外国思想文化也放手引入。在唐代，儒、释、道三家并存，任侠之气也特盛，禅宗在唐中叶以后得到广泛的传播。政治上比较开明和思想上比较开放，这是唐代国家发展和文化繁荣的一个基本条件。上面讲的都是唐代诗歌繁荣的社会原因。其次，从诗歌本身的发展来看，到了这时，诗歌已经有了一千六七百年的发展历史，不仅产生过许许多多杰出诗人和优秀诗歌，而且从创作方法、体裁、风格到艺术表现技巧等方面都有了丰富的积累，孕育着新的突破。因此，当各种条件一旦具备，经过诗人们的共同努力，诗歌创作的新高潮也就必然到来了。
唐诗高潮的酝酿
唐诗的发展一般分为4个时期，就是：初唐、盛唐、中唐、晚唐。
初唐时期将近百年，是唐诗繁荣的准备时期。
诗歌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诗坛风气的转变。诗歌逐渐从狭窄的宫廷走向社会，逐步摆脱浮华纤弱的齐梁积习，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其二是诗体的创造。近体诗——五言和七言的律诗、绝句和排律，在初唐“四杰”和杜审言、沈佳期、宋之问等人手中定型；七言歌行在“四杰”手中得到发展。初唐诗歌发展大体可分为3个阶段：
贞观诗坛为第一阶段。这个时期，宫廷涛人的作品占有很大的比重，作者主要有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年)和他的一批重臣。他们写得最多的是应制诗，以华美词语粉饰颂扬李唐王朝功业。有些咏物诗略有寓意，但大抵与南朝宫廷诗并无差别。
不过，已有一些作品显出典重与雍容气度，不同于南朝宫廷诗的轻佻侧艳。还有一些诗，开始出现一种雄浑情思。唐太宗本人的诗，如《重幸武功》、《(经破薛举战地》、《辽东山夜临秋》、《帝京篇》等，或回顾昔日的壮志与功业，或写出兵高丽还师辽东时军营夜宿的感受，或描绘帝都长安的雄伟气象，流露出创业的自豪和守业的自信。魏征(580～643年)的《出关》，长孙无忌(？～659年)的《灞桥待李将军》也都写得气势雄浑。虞世南(558～638年)的《咏蝉》：“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托物咏怀，格高意远。他的《结客少年场行》、《拟饮马长城窟》、《从军行》等也措辞雅正，骨气劲健，可以看作唐代边塞诗的先声。这个时期一般士人的诗歌，较宫廷诗更能独抒怀抱，感情真挚，风格清朴。陈子良、崔信明、孔绍安的诗作更接近北朝诗风。足以独立名家的王绩(585～644年)，字无功，号东皋子，多写田园隐居生活。尽管他的诗还有芜杂、斧凿的毛病，但他在五律《野望》等佳作中创造了宁静淡泊而又朴厚疏野的境界，可以说是陶渊明诗风的一脉延续，成为唐代山水田园诗的先驱人物。大约与王绩同时，在民间还流传着王梵志、寒山、拾得(生卒年均不详)等人的通俗诗。这3人都是唐代着名诗僧，其诗都具有语言浅易、寓意深刻、类似佛家偈语的共同特点。寒山还有一些写景诗境界幽冷，耐人寻味。
永徽至调露年间为第二期。这个时期，随着一批开国元老的谢世，上官仪(6087～664年)成了龙朔(661～663年)年间诗坛最有影响的宫廷诗人。他的一些诗也具有清新明净的格调(如《入朝洛堤步月》)，但多数作品，堆砌华丽词藻，极尽描摹形容的能事，对仗精美，风格“绮错婉媚”，时人称为“上官体”，纷纷仿效，形成“龙朔诗风”，弥漫和笼罩诗坛。上官仪把六朝以来作诗的对仗方法正式归纳为“六对”、“八对”，对于提高对仗技巧，推动律诗的成熟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