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期间，影响最大的是以胡风(1902～1985年)为首的“七月诗派”。它因胡风在1937年创办的《七月》杂志而得名。这一派诗人大多是胡风发现并精心指导走上诗歌之路的，他们主张诗人用真诚的态度去把握时代的脉搏，达到艺术的真实。他们直接描写战争的作品并不多，较多的是通过大自然景色变幻来暗示战争的局势情貌。他们常在直抒胸臆中运用拟喻的意象，显示出郁勃而奔放的抒情风格，主要运用自由诗体。其中，阿垅(1902～1967年)的诗题材丰富，风格含蓄深沉。他在《无弦琴》中歌唱到达新的根据地的感受：“现在我到了你这里；／我才有了这一分真正的欢悦／因此干枯得只剩沙粒的两眼会放光／铁液一样无情的泪滴会在笑里流出来……”写得深情洋溢。绿原(1922～)在1942年出版了诗集《童话》，诗中多新奇的想象，在率真中有童心和幼稚。抗战胜利后，他先后出了诗集《集合》、《又是一个起点》，创作走向成熟。他在长篇政治抒情诗中淋漓尽致地抒写自己对社会的批判，对人生哲理的透视。他的小诗写得非常精警，如《萤》：“蛾是死在烛边的／烛是熄在风边的／／青的光／白的光和冷的光／／欠不殡葬于雨夜／呵，我真该为你歌唱／／自己底灯塔／自己底路”歌颂追求光明抗击黑暗的萤火虫独立的人格，坚韧的意志。他对新诗的现代性与表现方法的多样性，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鲁藜(1914～)的诗带着泥土的气息和清新的音调。他的《延河散歌》歌唱了中国人民的一片新天地，引起人们的重视。他的诗一般篇幅短小，重视韵味，又能传达出哲理的沉思。
如(泥土)：“老是把自己当作珍珠／就时时怕被埋没的痛苦／把自己当作泥土吧／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路。”这首诗至今仍受到人们深爱，作为座右铭。此外，还有冀访、天蓝、牛汉、杜谷，孙钿、彭燕郊、方然、芦甸等人，都以各自的抒情风格丰富了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
另一个影响较大的是“晋察冀诗派”，是从活跃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诗歌活动而得名。核心人物是田间、邵子南、方冰，还有史轮、魏巍(红杨树)、陈辉等人。他们既是战士又是诗人，因此强调诗的战斗性和大众化，偏重使用直观明示型的意象来抒情，具有单纯、明朗的写实风格，多采用由民歌体变化的自由诗，讲究押韵，句尾多用三字结构的音组。陈辉(1920～1944年)成就较突出。他是在任武工队政委时被日寇逮捕杀害的。遗诗经田间编为《十月的歌》
于1958年出版。他的诗流露出一片赤子的纯真，歌唱对祖国对人民的挚爱，歌唱在炮火中开放的爱情之花，歌唱晋察冀边区比天上的伊甸园还要美丽”，字里行间内烁着理想主义的色。彩魏巍(1920～)有诗集《黎明风景》，把严酷的战争写得富有诗情画意。
在抗日战争中，许多着名的诗人都各以自己的诗歌，表现出这场伟大的反侵略战争的各个侧面。创造社后期的诗人柯仲平(1902～1964年)，在延安写出了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和《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的产生》。他在诗中参用唱本俗曲等民间形式来铺叙故事，气魄雄壮，适宜于朗诵和说唱。何其芳在延安写的《夜歌和白天的歌》，是诗人向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转变的歌唱。他歌颂光明，向往明天，感情乐观，风格平易而又洗炼。卞之琳在抗战不久即奔赴延安，又到过太行前线，写出了歌颂八路军和解放区革命现实的新作《慰劳信集》，诗风朴素，在平淡中见精警。其中《论持久战的着者》中写道：“最难忘你那‘打出去’的手势／常用以指挥感情的洪流／协入一种必然的大节奏。”貌似冷静的描述，但字里行间充满对人民领袖的仰慕、敬爱之情。现代派诗人戴望舒在抗战爆发以后出版了诗集《灾难的岁月》，其中《我用残损的手掌》写他在狱中思念苦难的中目，想象用残损的手掌抚摸祖国的广大土地：
“这长白山的雪峰冷到彻骨，／这黄河的水夹泥沙在指间滑出；／扛南的水田，你当年新生的禾草／是那么细，那么软……现在只有蓬蒿；／岭南的荔枝花寂默地憔悴，／尽那边，我蘸着南海没有渔船的海水……／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粘了黑暗。”诗人展开丰富新奇的想象，用象征的、甚至是超现实的方法来抒写深挚的爱国情怀。其艺术效果，是仅用写实的方法难以达到的。冯至在抗战时期一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他在1942年出版了《十四行集》。集中的诗并未直接写抗战，却充满了对于光明、团结的向往，对美好情操的赞颂，蕴含着诗人深入思考人生的哲理。这些诗把象征与写实相结合，感情亲切，构思精巧，音调和谐，韵味深永，熔西方十四行诗于民族化的现代新诗这一方面，作了成功的尝试。力扬(1908～1964年)在1943年写出了叙事长诗《射虎者及其家族)，通过中国农村的一个普通射虎者家庭的悲剧与复仇的历史，力图概括整个民族的命运，喊出民族复仇与希望的声音。这首吸收了象征与寓言手法写成的长篇杰作，在中国现代叙事诗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942年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发表以后，掀起了诗人们向民歌和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学习的热潮，产生了许多新鲜活泼、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新诗歌。
总之，在8年艰苦的抗战中，诗人们满怀热情投入了火热的斗争生活，新诗发挥了战鼓、号角、投枪、手榴弹的作用，组成了雄壮的抗战交响乐。
各路诗人在北京的大会师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不顾中国人民和平民主的要求，打击革命力量，挑起了内战。人心向往的北方革命力量在发展，蒋管区人民也在共产党的号召下进行斗争。新诗作为人民的心声，更嘹亮地鸣响在中国的大地上。
在蒋管区，政治讽刺诗成为1945年以后创作的主流。众多诗人都在自己的创作中迸发出对国民党腐朽政权的愤怒和反抗。袁水拍(1919～)的《马凡陀的山歌》，臧克家的《宝贝儿》、《生命的零度》等讽刺诗集，成了蒋管区人民大众爱国民主运动的有力武器。例如《马凡陀山歌》中的《一只猫》：“军阀时代：
水龙、刀；／还政于民：枪连炮。／镇压学生毒辣狠，／看见洋人一只猫，／妙呜妙呜，／要要要！”运用歌谣形式，维妙维肖地勾画出反动派对内镇压人民、对外奴颜卖国的嘴脸。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崛起了一个“中国新诗派”，因为1948年在上海出版《中国新诗》诗刊而得名。又因为这些诗人出版了诗歌合集《九叶集》，也称为“九叶诗派”，成员有辛笛、穆旦、陈敬容、唐祈、唐堤、杭约赫、郑敏、杜运燮、袁可嘉9人。他们自称是“一群自觉的现代主义者”。这是一批具有爱国、民主倾向和较高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他们把现代派的艺术技巧引入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多取材于抗战以后国民党统治区病态的社会现象，表达他们对于光明合理的新社会的向往与追求。在艺术上，他们追求感性和知性的融合，注重象征和联想，强调意象的大跨度跳跃和陌生化效应。他们还主张在现代口语和书面语的基础上，大量使用具象词和抽象词的嵌合，以增强诗歌语言的活力和张力，因此具有不同程度的现代派作风。最年长的辛笛(1912～)出版了《珠贝集》和《手掌集》。他的《风景》一诗开篇写道：“列车轧在中国的肋骨上／一节接着一节社会问题／比邻而居的是茅屋和田野间的坟／生活距离终点这样近”。诗人以冷峻的反讽手法和新奇的意象，唱出了一首忧愤旧中国残败褴缕境况的歌，令人读之触目惊心。他的名篇《航》写海上之航，诗人却在对海上景物的观照感悟中揭示出生与死、永恒与瞬间、生命的流通和阻塞之间的哲理。诗的意象优美朦胧，意境开阔而深远。
女诗人陈敬容(1917～1989年)有《盈盈集》、《交响集》。她才华横溢，善于在普通事物中体悟富于哲理的诗意，并用象征意象和或急促或舒缓的节奏表现’
出来。例如《力的前奏》：“歌者蓄满了声音／在一瞬的震颤中凝神／／舞者为一个姿态，拼聚了一生的呼吸／／天空的云、地上的海洋／在大风暴来到之前／有着可怕的寂静／／全人类的热情汇合交融／在痛苦的挣扎里守候／一个共同的黎明。”诗人以歌者、舞者和风暴之前的云与海作喻象，表现人类在沉寂和痛苦中对黎明的期待，同时借助于诗题“力的前奏”，把诗提到哲理的高度，全篇在表面的平静中蕴蓄着内在的激情。另一位女诗人郑敏(1920～)善于从中国传统诗歌和西方现代派诗歌以及西方音乐、绘画艺术中吸收艺术营养，使她的抒情诗富于新奇感和陌生感、音乐般的流动美和充满力度的雕塑感。杜运燮(1918～)的诗以活泼的想象和机智的风趣见长。穆旦(1918～1977年)意象隐曲，内涵丰富，风格沉厚凝重。杭约赫(1917～1995年)、唐祈(1920～1990年)、唐浞(1920～)、袁可嘉(1921～)也都有风格各异的诗艺探索。这个诗人群不仅写出了许多富于哲思与艺术魅力的抒情短诗，而且献出了概括力很强的长篇抒情杰作，如唐祈的《时间与旗》、杭约赫的《复活的土地》。
在这个时期，无论是在解放区还是蒋管区，都出现了许多长篇叙事诗，成为令人瞩目的壮观。李季(1922～1980年)的《王贵与李香香》运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体式，抒写陕北三边青年农民的革命和爱情故事。人物形象鲜明，故事生动曲折，地方风味浓郁，深受读者喜爱。这首长诗开辟了民歌经过艺术的转化，真正进入新诗创作的一个新天地。在它的影响下，一大批叙事长诗在解放区相继问世，有田间的《赶车传》和《戎冠秀》、公木的《鸟枪的故事》、阮章竞的《圈套》和《漳河水》、李冰的《赵巧儿》、张志民的《王九诉苦》和《死不着》等，都表现了新的主题和人物。其中《漳河水》写太行山区漳河边上三个妇女争取解放斗争的故事，用河北地方民众中流行的各种体式民歌的调子，又吸取了古典诗词的意境和句式，在叙事中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如：“漳河水，九十九道湾，／层层树，重重山，／层层绿树重重雾，／重重高山云断路。／清晨天，云霞红红艳，／艳艳红天掉在河里面，／漳水染成桃花片，／唱一道小曲过漳河沿。”
在蒋管区，也有玉呆的《大渡河支流》等。叙事长诗的大丰收，也是新诗艺术走向成熟的表现。
1949年7月2日，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北京)正式开幕。在全国文代会期间，与会的诗人发起组织全国诗歌工作者联谊会。会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西安等大城市也分别建立了诗联会。上海、南京两地联合出版了《人民诗歌》月刊。这标志着全国诗人的大会师、大团结，揭开了新文艺运动和新诗运动崭新的一页。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新诗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回顾中国现代新诗80年的发展历程，尽管遭遇到了恶意或善意的责难和批评，它仍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始终是与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和民主解放的斗争紧密相联的。众多的诗人满怀着忠于时代的历史使命感和忠于真善美的艺术使命感，在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都进行了艰难的探索。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和其他创作方法，自由体、新民歌体、新格律体，十四行诗、楼梯诗、散文诗，长篇和短篇政治抒情诗、个人抒情诗、叙事诗、哲理诗、寓言诗、讽刺诗、剧诗，都有人在实践、借鉴、探索。既有成功的创造，也有失败的尝试，使现代新诗在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上走向多样化，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中国现代诗人应当把继承古典诗歌和民歌的优秀传统，发扬新诗自身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宝贵传统统一起来。
应当指出，“五四”以来，尽管新诗浪潮汹涌，成为诗歌的主流，但自唐宋发展成熟起来的传统诗词仍然活跃于诗坛。有许多诗人运用旧体诗词形式进行创作，弘扬诗歌的民族传统，推陈出新，超越前人。
其中，革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陈毅、董必武等，都运用旧诗体写了大量抒发革命情怀的杰作。抗战时期，着名的爱国诗人柳亚子以旧体诗词反映时代的斗争风云。鲁迅、茅盾、老舍、田汉、郁达夫、朱自清、俞平伯等现代作家都擅长创作旧体诗词。诗人郭沫若、臧克家、何其芳等人在以主要精力从事新诗创作之余，也写作旧体诗。特别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峥蝾岁月中，在日理万机之余暇，创作出了数十首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诗作品，堪称前无古人的诗词瑰宝，为中国诗人们树立了光辉典范。这就有力地证明，传统的古典诗歌形式，仍然深受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喜爱，具有生命活力。只要善于利用，勇于创新，注入崭新的思想感情，创造出焕然一新的意境，旧体诗同样可以反映时代精神，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众多流派和风格争奇斗妍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新诗蓬勃发展，呈现出多种流派和风格争奇斗妍的壮观。
1921年6月底，由郭沫若等人在日本成立了创造社。创造社的出世，标志着浪漫主义诗派正式登上了中国新诗的舞台。创造社的诗人，初期成名的除了郭沫若，还有邓均吾和成仿吾。成仿吾的诗在浪漫的情趣中蕴含着象征的色彩，委婉而强烈地反映出一个弱国子民在异国他乡悲切的感受。邓均吾的诗主要以大自然为题材，他常用心灵的眼睛透过自然的景观，凝视人的感情世界，并探索人生的意义。他的诗情感真挚，清幽旷远，淳净淡雅，句式短小，格式整齐。创造社中期的诗人有穆木天、冯乃超、王独清，共同提倡和实践象征诗，为中国的新诗坛增添了奇光异彩。他们对于新诗的形式、技巧和风格的探索，对于纠正“五四”以来诗坛相对地忽略诗的艺术性这一倾向是有作用的。
蒋光慈(1901～1931年)是创造社后期的革命诗人，在艺术上继承了《女神》的浪漫主义传统。他的诗集《新梦》(1925年)收的是他旅居苏联时所作的诗歌。他歌颂了“十月革命的红雨”，给“五卅”前夜中国人民的战斗画出了一幅美丽的远景，自然也增添了不少战斗的力量。他回国以后写的诗集《哀中国》、《战鼓》、《乡情集》中，多是对黑暗的诅咒，充满了悲愤的调子，诗的真实性和感染力都较前增强了。虽然有些诗多少有点感伤。但仍然表现出为革命献身的坚强意志。
“沉钟社”的诗人冯至(1905～1993年)，先后出版了《昨日的歌》(1927年)、《北游及其他》(1929年)两本诗集，在富于热情和忧郁的格调里，唱出了一部分青年反抗和追求的心声。他的长篇叙事诗尤称独步，如《吹箫人的故事》、《蚕马》、《帷幔》都是哀婉的故事诗，内容真切，结构精心，抒情味浓郁。冯至被鲁迅称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
在这个时期，新诗坛上还出现了两个很有影响的艺术流派——新月派和象征派。
新月派又称格律诗派，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刘梦苇等人，他们强调诗应具有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他们受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影响较大，执着地追求艺术的纯美，诗中虽也涉及人生问题，但反抗精神微弱。闻一多(1899～1946年)是这一派中杰出的理论家和诗人。他早期的诗集《红烛》多用自由体，后来的《死水》，在整饬的格律中唱出了热烈的爱国心声，也倾诉了对军阀统治下罪恶现实的不满。例如《口供》：“我不骗你，我不是什么诗人，／纵然我爱的是白石的坚贞，／青松和大海，鸦背驮着夕阳，／黄昏里织满了蝙蝠的翅膀。／你知道我爱英雄，还爱高山，我爱一幅国旗在风中招展。”
闻一多想象力很丰富，感觉很细致，对色彩特别敏锐，讲究字句的推敲与锤炼。由于诗人对中国古典诗歌与西方浪漫主义诗歌都作过深刻的研究，他的诗既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又有外国诗的长处。他大力提倡和实验具有“节的匀称”、“句的均齐”和音组的等量、定额的格律诗，很有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