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云到处自相聚，山雨忽来人不知，马上衣巾任沾湿，村边瓜豆也离披。新晴尽放峰峦出，万瀑齐飞又一奇。”郑珍(1806～1864年)，则把社会动乱、民生疾苦和个人的不幸融汇成一种凄苦沉郁的风格，并以奇蛸之笔描绘他的故乡黔北的奇特山川景物，如《白水瀑布》以“九龙浴佛雪照天，五剑挂壁霜冰山，美人乳花玉胸滑，神女佩戴珠囊翻；文章之妙避直露，自半以下成霏烟；银虹堕影饮空壑，天马无声下神渊；沫尘破散汤沸鼎，潭日荡漾金熔盘”等生动奇妙的喻象，把闻名中外的黄果树瀑布绘声绘色，令读者有身历其境之感，体现出其诗“历前人所未历之境，状前人所难状之状”(陈衍《石遗室诗话》评郑珍诗)的特色。“宋诗运动”光绪年间衍为“同光体”，主要作家除何绍基、郑珍外，还有莫友芝、陈三立、沈曾植、陈衍。他们的诗集中都有少量反帝爱国和同情人民疾苦的诗篇。这说明在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进步潮流的影响下，传统的保守的复古的诗人也不可能完全脱离激烈变动的时代现实。其中陈三立(1853～1937年)成就较突出。他写了很多反帝爱国诗歌。他的诗风主要取法黄庭坚，避俗避熟，取境奇奥，造句瘦硬，炼字精妙，例如“九霄飞影能摇夜，万窍寒声已怒空”，“瓦鳞新雪生春艳，旗角寒云卷雁高”等。值得注意的是，他把自然景物营构成种种足以震撼人们神经乃至刺穿人心的意象，因此他的诗虽取传统的形式，却显示出一些与传统诗歌迥异的新质，给人以读现代诗的感觉。陈氏一直活到上世纪30年代后期，可以说他是古典诗歌的最后一位重要诗人。
复古诗坛还有汉魏六朝派和晚唐派。前者的代表是王阊运(1833～1916年)，后者的代表是樊增祥(1846～1931年)和易顺鼎(1858～1920年)，他们诗集中都有关涉时事、忧国忧民之作。例如王阊运最有名的长诗《圆明园词》，通过圆明园的兴废，反映清王朝国势的盛衰，也表现了抵御外国侵略的爱国思想。
全诗华实并茂，一唱三叹，感情深沉，在当时影响颇大。但这两派诗人都未能摆脱拟古樊篱，在艺术上缺少创新，正是古典诗歌没落的标志。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最早成果
中国新诗歌运动的滥觞也许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夏曾佑、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倡导的“诗界革命”，和黄遵宪等人的“新体诗”。但最早的现代新诗，却是直到“五四”运动前夕，1917年2月才出现的。这就是《新青年》杂志第二卷第六号上胡适(1891～1962年)的8首白话诗。中国的第一部白话新诗集，是1920年3月东亚图书馆出版的坍适的《尝试集》。钱基博先生说：“自适《尝试集》出，诗体解放，一时慕效者，竞以新诗自鸣。”指的是当时在《新青年》和《新潮》、《星期评论》等杂志上发表新诗的康白情(《草儿》)、俞平伯(《冬夜》)、刘半农(《相隔一层纸》)、沈尹默(《三弦》)、王统照(《童心》)、朱自清(《踪迹》)等。
鲁迅先生(1881～1936年)早在1907年写的《摩罗诗力说》里，就已经向中国人民介绍过“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外国诗人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裴多菲等人作品的精神，这对中国新诗的兴起发生了很好的推动作用。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同时，还发表了白话新诗《梦》、《爱之神》、《桃花》等3首，接着又发表了《他们的花园》、《人与时》
等几首。鲁迅自谦他写新诗只是“打打边鼓，凑些热闹”，但他的理论和创作，对“五四”时期新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五四”运动后的最初几年，已经出现了现代新诗的繁荣局面。当时许多作诗的人都多少带有一种战斗的心情，他们写新诗是为了表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也是为了向旧文学示威，使新文学取得正宗的地位。早期的一些共产党人也积极从事新诗创作。例如，李大钊写了《山中即景》、《欢迎独秀出狱》，周恩来写了《生离死别》，瞿秋白写了《赤潮曲》，彭湃写了《起义歌》，邓中夏写了《游工人之窟》等等，都给人以强烈的鼓舞，推动了新诗的发展。
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会中诗人郑振铎、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徐玉诺、郭绍虞、叶绍钧、刘延陵所出的白话诗合集《雪朝》，抱着“为人生”的宗旨，开辟了新诗的现实主义倾向。
在这一时期里，还出现了一股小诗创作的潮流。
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以诗集《繁星》和《春水》闻名的冰心(1900～)。作者受印度诗人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表现对人生的思索，对自然美和母爱的歌颂的“情绪的珍珠”。如《繁星》(第一百三十一首)唱道：
“大海啊，／那一颗星没有光？／那一朵花没有香／那一次我的思潮里／没有你波涛的清响？”这些小诗充满了真挚而深沉的哲理兴味。此外，还有宗白华的《流云小诗》，在哲理抒情中蕴蓄着很浓的泛神论色彩。这些小诗在当时产生了很广泛的影响，许多人竞相尝试。
湖畔诗社的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是专心致志做情诗的4位年轻诗人。他们的合集《湖畔》、《春的歌集》以反对封建礼教、争取婚姻自由为主题，反映了为“五四”的浪潮所唤醒的青年对甜美生活的追求，包含着鲜明的反封建意义。
由于上述许多人的努力和尝试，白话新诗展现了“诗体大解放”的最初实绩，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盼首批产儿。白话新诗尝试的成功，使新文学从一向被认为是“文学中的文学”、“大雅之堂”的诗歌领域打开缺口，冲破了文言诗文的一统天下，因而它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于白话诗作为民主思想的载体，反过来它又促进着思想革命和社会革命。
但五四初期的白话诗，尚属“尝试”阶段，多数作品缺乏深刻隽永的诗意。即使从形式上看，也如胡适所说，“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在艺术上比较稚拙、粗糙，说理成分过重，明快有余而少有含蓄。
郭沫若——新诗艺术的伟大奠基者
上面说到的胡适等一大批作家，都是新诗的开创者。但真正在新诗中开创出一代诗风的，是郭沫若(1892～1978)。
郭沫若是1919年才开始在《时事新报·学灯》上登台亮相作新诗的。但他的起点很高，是一位后来居上者。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出版于1921年8月，收有新诗54首、诗剧3篇，绝大多数是“五四”运动前后所写的诗。郭氏在日本留学期间，从西方浪漫诗歌中吸取了营养，并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中感受到“新生的太阳”的“新的光明和新的热力”，寻找到了新的方向，从而创作出这部充满革命激情和浪漫气质的诗集。
在《女神》中，郭沫若以火热的革命激情，丰富的想象，神奇的夸张，雄浑的格调，华丽的词藻，和多姿多彩的自由体诗歌形式，为我国的新诗坛塑造了一个敢于“立在地球边上放号”，“要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足以把日月星辰和“全宇宙来吞了”的“自我”形象。这个“自我”，是深深地扎根于现实社会、紧紧地扣着时代脉搏，与民众同呼吸共奋斗的叱咤风云的叛逆者和革命者。在《凤凰涅盘》、《匪徒颂》、《巨炮之教训》和《女神之再生》等诗中，郭沫若不仅表现了渴望祖国获得新生、民族得以复兴的强烈愿望，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表现了强烈的仇恨和反抗，而且歌颂了世界上一切倡导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宗教革命、文艺革命和教育革命的“匪徒”，歌颂了“俄罗斯的巨炮”和“实行波尔显威克的列宁”，强烈表示要革命不要改良？既反对补天，也反对旧瓶装新酒，鼓励人们为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而努力：
“新造的葡萄酒浆，／不能盛在那旧了的皮囊。／我为容受你们的新热、新光，／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
(《女神之再生》)郭沫若给新诗输入了崭新的革命内容，成功地表现了“五四”时代中国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热烈追求，开辟了新诗的革命浪漫主义传统。它是崭新的，同时又与中国古代浪漫主义传统有深刻的内在关联。《女神》在当时获得很高评价。郁达夫说：“我国的新诗，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自《女神》
始”。闻一多也说：“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
在《女神》以后，郭沫若又有《星空》、《瓶》、《前茅》、《恢复》等诗集问世。《前茅》为1925年以前旧作的结集。他在诗里痛斥了政客、军阀、官僚，也歌颂了工人的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并预言了中国大革命高潮的即将到来。但诗中对于革命的理想未免朦胧，在艺术上也失之粗糙。诗人经过大革命血与火的斗争之后，精心创作的诗集《恢复》，以极其真实生动的形象，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及其向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转变时期我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例如，在《我想起陈涉吴广》中他唱道：
“在工人领导之下的农民暴动哟，朋友，这是我们的救星，改造全世界的力量！”在《战取》里，他暗示白色恐怖虽然严重，但黑暗也正孕育着新社会诞生的希望。如果说，《女神》反映了“五四”时期的时代精神，是“五四”时代的肖子，那么《恢复》则反映了大革命时期的时代精神，是大革命时代的肖子。《恢复》体现了郭沫若诗歌的革命浪漫主义已同革命现实主义紧密融合，标志着诗人思想和艺术的成熟。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新诗运动的旗手，是中国新诗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正如他的诗友冯乃超在《发聩震聋的雷霆》一文中所说：“郭沫若先生在中国新诗的劳作上，是成就最高、贡献最大的人。三十年代以降的青年学生，都是他的读者。他用琳琅新颖的诗句，有如一位伟大的教师，熏陶着年轻的一代。他塑模了中国古代反逆典型，做年轻世代的模范，培植了对僵死教条的反抗精神。他苏醒了古人生死不苟的美德，使年轻的世代有所借鉴。他是理解现代中国脉搏的跳动，而兼精通中国古代精神(通过古代语言和古典)的少数者之一人。”
民族革命战争的战鼓和号角
伟大的全民族抗日战争，给新诗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
抗战初期，诗人们为了表现炽烈奔放的爱国激情，诗的形式一般地趋向于自由体。为了更好地发挥诗歌鼓舞群众的作用，又开展了朗诵诗和街头诗运动。作品内容更富于战斗性和群众性，形式也倾向于句法明朗、用字大众化、表现简劲有力等。
在这个时期，诗歌创作成绩优秀、影响突出的是艾青和田间。
艾青(1910～1996年)在战前已是着名诗人。
1933年，他在狱中写成了长篇抒情诗《大堰河——我的保姆》，以人子的身份和真挚、深沉的感情，歌颂了用自己的乳汁养育了别人的“大堰河”这位农村妇女的动人形象，向那个不公道的社会发出了激烈的诅咒。这首诗采用写实与象征结合的笔调，与现代口语相一致的朴实而形象的语言，以及具有散文美的自由体抒情格调，产生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它标志着艾青从现代派转向现实主义。《大堰河》(1936年)的出版，奠定了他在中国新诗坛上的重要地位。抗战初期，艾青的诗歌创作放射出更为夺目的光辉。他陆续发表了许多优秀的诗篇。在《向太阳》、《火把》等长诗中，诗人以高度的热情，反映了进步知识分子向伟大的革命集体靠拢的精神要求，它们像火把似地点燃了青年人的革命热情，鼓舞了他们对于光明和真理的追求。这些诗篇熔写实、象征、浪漫的方法于一炉，将中国叙事和抒情长诗的创作推进到了艺术的高峰。在《他死在第二次》、《吹号者》等诗里，他歌颂了士兵英勇的战斗精神，也表现了诗人对于战争胜利的期待。在诗集《北方》里，像在《大堰河》中一样，诗人以一种忧郁的挚情的调子，唱出了在苦难中的农民的悲哀。诗人往往通过北方常见的自然风物和人民苦难生活的描写，表现自己与祖国和民族血肉相连的感情。有时，诗人用直抒胸臆的手法，倾吐自己炽热而痛苦的爱国情思，如《我爱这土地》最后两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写得朴实优美，深沉感人。诗集《黎明的通知》中，表现了一种在革命胜利时的愉快的心音。此外，他还有叙事诗《雪里钻》等作品。
艾青原来是一位画家，他对人物和事物的色彩、形象有得天独厚的敏锐感受，这使他诗中的意象描绘非常生动、逼真。他还擅长从敏锐的感觉出发，充分发挥想象，对词语的修饰成分和主谓宾关系作奇特、新颖的艺术处理，使诗句形象，富于暗示性，产生打动人心的艺术力量，例如：“呈给你黄土下紫色的灵魂”，“沙漠风，已卷去北方的生命的绿色”，“狗的吠声，叫颤了满天疏星”，“太阳以轰响的光彩辉煌了整个天宇”，“桥是河流与道路的爱情”，“我们有个哆咽啜泣的春天”等等。艾青纯熟地运用自由体诗的形式，诗蕴含者内在的感情节奏，以口语化为基调，词语适度重复，诗行长短相间，使他的诗既有散文美，又有旋律美。艾青的诗歌创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使他成为现实主义诗潮的代表，成为郭沫若之后中国诗坛上最杰出的诗人。
田间(1916～1985年)在抗战之前就出版了《未明集》(1935年)、《中国牧歌》(1936年)和《中国·农村的故事》(1936年)3部长短诗集，多以旧中国乡村的凋敝和农民的痛苦为题材。茅盾称《中国的牧歌》中“有不少佳作。飞进的热情，新鲜的感觉，奔放的想象，熔铸在他的独创风格，这是可贵的”。抗战开始以后，他写的政治抒情诗《给战斗者》和叙事长诗《她也要杀人》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精神，在读者中曾发生过广泛的影响，闻一多称誉他是“时代的鼓手”。他借鉴了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形式，但并非生吞活剥，而是注入了本民族的艺术成分，多用“短行”，节奏急促自然流畅，使感情表现特别集中和有力。到了抗战中后期，他的诗更多地吸收了民歌的特色，却突破了民歌的限制。许多短诗(包括街头诗)写得精练而又精彩。如《义勇军》：“在长白山一带的地方，／中国的高粱，／正在血里生长。在风沙里，／一个义勇军，／骑马走过他的家乡，／／也回来：／敌的头，挂在长枪上！”寥寥数笔，勾勒出一个义勇军战士威武轩昂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