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首诗都描绘出大自然中生机蓬勃的景象，画面鲜明，饱含情韵，使人如临其境，而哲理深邃，藏而不露，细加品味方能领悟。这是哲理诗的上乘境界。张拭的诗不如朱熹多，也不如朱熹好，但同样对生机盎然的景象敏感，也善于创造冲淡深幽的意境，其《城南杂咏·东渚》便是如此：“团团凌风桂，宛在水之东。月色穿林影，却在碧波中。”前人评此诗闲淡简远，有唐人王维五绝组诗《辋川集》的诗情画意。
另有萧德藻（生卒年不详)，也是这个时期的一位着名诗人。物力里把他与兀哀、陆游、范成大并称为“尤萧范陆四诗翁”。他的诗风奇峭古硬，思致精苦。《古梅二首》(其一)云：“湘妃危立冻蛟脊，海月冷挂珊瑚枝。丑怪惊人能妩媚，断魂只有晓寒知。”最能体现此种风格。但他也有清新小巧、摹仿南朝乐府民歌风格的诗，如《采莲曲》：“清晓去采莲，莲花带露鲜。溪长须急桨，不是趁前船。”
写男女的爱情追求，含而不露，意在言外。
总的来看，宋诗第二个高峰的成就稍逊于前。
但这个时期的诗人普遍、强烈、反复、持久地表现爱国主题，唱出了时代的主旋律；这个时期的诗歌出现了多元化的格局，题材、风格更丰富多样。陆游的农村诗、范成大的田园诗、杨万里的山水诗、朱熹的哲理诗成就都很突出；这个时期诗歌的语言趋向于通俗平易、明白如话，能更充分地表情达意、议论说理。由欧阳修、苏轼等人开创的宋诗畅达明白的语言风格，已成为宋代诗人们普遍接受的共同艺术追求。
宋诗的最后光芒
自嘉定三年(1210年)陆游去世，到祥兴二年(1279年)南宋灭亡，近70年的时间，为南宋诗坛的后期。这个时期的一大批诗人，眼见山河破碎，思想消沉，用写诗来消磨岁月。在艺术上，他们想在江西派乃至宋诗传统之外，寻求适合于表现他们思想感情和艺术趣味的诗歌风格，这样，先后形成了两个诗人群：一是永嘉四灵，一是江湖诗人。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两个诗派。
“永嘉四灵”，是指徐照、徐玑、翁卷和赵师秀四人，他们都是永嘉郡(今浙江省温州市)人，字号中又都有一个“灵”字，故此得名。他们不满江西诗派资书以为诗的作风，标榜学习晚唐，专门模仿贾岛、姚合，强调苦吟，主张白描，反对用典故、成语入诗。他们偏爱五律，其次是七绝，主要抒写个人情怀和山水景物，作品内容贫乏，题材狭窄，格局小巧，但也有少数反映时事之作。他们描写山水田园的篇章颇多清新自然之作。例如翁卷的《乡村四月》：“绿遍山原自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又如徐玑的《新凉》：“水满田畴稻叶齐，日光穿树晓烟低；黄莺也爱新凉好，飞过青山影里啼。”其实四灵在创作中并不真的捐弃书本，一空依傍，还是偷偷地袭用或化用前人的构思、句法和成语。例如赵师秀的《约客》：“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历来公认是四灵诗中最清新干净的作品，其实一、二、四句的句法与意境化用了谢灵运、岑参乃至他们最反对的江西派黄庭坚和吕本中的诗句。作为一个诗歌流派，四灵明确打出学习晚唐诗以矫江西派之失的旗号，顺应了诗坛风气。由重视才学向相对空灵转变的趋势，在当时诗坛产生了一定影响，导致了诗风的转变。但由于四灵的诗歌格局境界过于狭小，故而很快就被江湖诗派所代替。
江湖诗派由一批功名不就、政治地位不高的诗人组成。这些诗人处乱世而浪迹江湖，气味相投，作诗唱和。当时钱塘诗人兼书商陈起将他们的诗作收集起来刊名于世，曰《江湖集》，后来人们便称人集的诗人为江湖派。江湖派诗人众多，流品复杂，他们的思想作风、创作主张、艺术风格与成就都不一样：有对现实淡漠的，也有比较关注国事民瘼的；有清高之士，也有干谒之徒；有反对江西派的，也有受江西派影响较深的；有学四灵的，也有以杨万里、陆游为师的；有崇尚贾岛、姚合的，也有向晚唐其他诗人学习的。严格地说，江湖派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诗歌流派。不过他们也有一些共同特点，比如大部分人没有摆脱摹拟之风，境界不高，格局狭小，语言粗疏浅直。其中一部分较出色的诗人的主要成就，在古体和七言绝句。古体乐府或雄放劲切，或质实古朴；绝句却细致精巧，长于炼意。姜夔(1155～1221年)、戴复古(1167～？
年)、高翥(生卒年不详)、刘克庄(1187～1269年)、方岳(1199～1262年)、叶绍翁(生卒年不详)等人的集子中多有感慨时事、表现爱国思想感情和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也有描绘景物、抒写闲情的佳构。如姜夔的《除夜自石湖归苕溪》(其一)：
“细草穿沙雪未销，吴宫烟冷水迢迢；梅花竹里无人见，一夜吹香过石桥。”写早春景象，生动细致，融情于景，妙思奇声，意境清远，达到他所追求的“小诗精深，短章蕴藉”的境界。又如叶绍翁《游园不值》：“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构思巧妙，写游园不值的心态曲折传神；后两句自然而新警，既有诗情画意，又蕴含哲理，成了脍炙人口的名句。从总体上看，江湖派诗人的成就高于四灵派。
南宋末年亡国的严酷现实，使诗坛从低吟沉寂中惊醒。众多的爱国志士、遗民诗人唱出了一曲曲悲壮激越的爱国之歌，使渐趋衰落的宋诗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文天祥(1236～1283年)代表了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倾向和成就。元军渡江，他起兵抵抗，后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出使元营，被扣不降，逃脱南归。后又转战东南，兵败被俘，囚于大都(北京)近4年，宁死不屈，慷慨就义。他的诗以元人攻陷临安为界，前后大不相同。前期受江湖派影响，多为应酬题咏之作，艺术上也显得平庸；后期置身于抗敌救国的斗争漩涡之中，“志益愤而气益壮，诗不琢而日工”。他后期的诗主要学杜甫，抒发强烈的爱国感情，激越慷慨，悲壮感人。例如《过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诗中将个人的经历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尤其是末二句，表现诗人视死如归的决心，放射出爱国主义的思想光辉。真所谓诗人烈土，合为一体，这是没有他这样经历的其他爱国诗人，包括陆游在内，所不能代替的。他的五言古体长篇《正气歌》，是在大都(今北京)的监牢里写的。诗人热情地歌颂了浩然正气给人的巨大精神力量，表明自己要向历史上为正义而斗争的忠烈们学习，永远保持和发扬民族的正气，去战胜各种困难，迎接各种考验。这首诗感情强烈，笔墨淋漓，直叙而下，一如磅礴的正气运行，读来令人肃然起敬。
其他爱国诗人，有汪元量、郑思肖、林景熙、谢翱、谢枋得、刘辰翁、萧立之、周密等。这些人因为亲身经历过亡国之痛，他们的诗歌常把纪实性与抒情性结合起来，事件真实，感情深沉，语言朴素自然，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爱国诗人文天祥和其他爱国诗人的作品对宋诗中的爱国主义传统作了一个总结，为宋诗划上了一个光辉的句号。
综观宋代的诗歌创作，其繁荣并不亚于唐代。
从诗人和作品数量上看，据《宋诗纪事》所载，作家有3800多人。《宋诗纪事补遗》又增补了3000余。除去重出者外，两书所收作家之多，远远超过了唐代。存诗总数估计在15万至20万首以上，为唐诗总数的3～4倍之多。就作家个人创作而言，陆游一生写诗近万首，苏轼、杨万里今存诗四千余首，这种情况在唐代诗人中是没有的。从诗歌的内容来看，第一，宋诗在表现政治斗争方面比唐诗以至历代诗歌都显得深入。这种深入主要表现在及时性、针对性与直接性三方面都大大加强了。第二，鉴于宋代的特殊国情，宋诗在表现爱国斗争、抒发爱国思想方面比唐诗更为丰富充实。第三，随着阶级矛盾的不断加深，宋诗在反映民生疾苦方面也比唐诗有发展。其主要表现是反映的社会面更加广阔，反映的社会现象也更加深刻、细致。第四，宋诗进一步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功能，广泛地描写其他社会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科技发展、文化生活、民风民俗等。第五，宋诗在唐诗的基础上更深入地品味人生，更广泛地品味艺术，宋诗的文化意象更丰富，文化意蕴也更深厚。以上5个方面，都是宋诗在内容上的开拓。当然，宋诗也有不足，如缺少情真意切的爱情诗，热情豪迈的功业诗、理想诗，特别是情调昂扬、意境奇丽的边塞诗。却有大量无聊的应酬诗、次韵诗充斥泛滥，甚至把虱、蛆、毛毛虫，以及拉肚子、打喷嚏都写入诗中，令人生厌。在艺术上，与唐诗相比，宋诗的主要优点是：善于对唐诗加以变化而自成一代之风；能以气骨、思理、立意取胜；在用事、句法、炼字、对仗、用韵、声调等方面的艺术技巧更为精细入微。
其主要缺点是：病于意兴，乏于情韵；太尚理致，过喜议论；太逞辩博，太重才学，从而显得直露、枯瘦、板滞，不够丰腴鲜活，缺少酝藉空灵。应当指出，唐宋诗，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产物，代表着两个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时代风尚和审美情趣，因而不能以唐衡宋，区分优劣；从整体论，唐宋诗各呈风貌，各有短长，不宜过分轩轾。
从文化背景、文化精神的角度来看宋诗，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首先，宋代新儒学——程朱理学的兴起及其在社会思想界的巨大影响，老庄思想和道家思想的继续流行，佛教思想特别是禅宗深受宋代文人的欢迎乃至出现士大夫禅化、禅学士大夫化的趋向，显示出儒、释、道三教在宋代更加广泛深入人心，并进一步合流。这就使宋代士大夫文人的精神面貌和人生态度发生深刻的变化。他们能对人生采取更超脱、更达观、更冷静的态度，能把世态的炎凉冷暖、人生的荣辱浮沉都看得很透、很淡。
特别是在官场失意时，多能以乐观、爽朗、超脱、旷达的态度对待之。通过儒、释、道的结合，宋人把“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思想上升为一种具有新含义的心性修养和理性追求，并渐渐积淀成一代风气。正是这些表现在思想(包括精神)领域内的“世风”和“士风”，给予宋诗以深刻的影响。理学和禅学都从不同角度对诗歌予以渗透。理学家们共同的倾向是重道轻文，乃至认为“作文害道”而重道弃文。在他们看来，文，特别是诗，不过是“闲言语”，为文作诗则是“玩物丧志”。他们把封建统治秩序、封建伦理道德视为永恒的“天理”，而将与此相悖的一切(包括人们的正当要求、合法权利等等)均视作应当灭除的“人欲”。理学家的观念，对于强调诗歌要有社会内容、反对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倾向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们既然认为人的七情六欲都是邪恶的，因而竭力扼制人的真情实感，从而也就抽去了诗歌的根本生命。宋代之所以缺少爱情诗，宋诗所以显得缺乏深切的真情，在很大程度上即源于此。但禅宗又从另一方面悄悄地给诗输入新的生命。禅宗讲究顿悟，认为万物皆具佛理，只要通过一念之悟就能顿见佛性。禅宗还讲究直证、心证而不立文字，这一切都是强调心灵的感应。这和诗歌特别注重灵感的捕捉，注重从广泛的题材上发现别材别趣，注重形象的表达和含蓄的美学效果都有相通之处。禅与诗在宋代结下了不解之缘。表现在诗歌批评上，大量以禅论诗的诗话出现；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即是禅意与诗意有了更紧密、更自然的结合。宋人写诗套用禅语的风气固然给诗歌带来了灾难，但巧妙地借助禅趣也使诗歌增加了思想艺术魅力。理学与禅学的流行又明显加重了宋诗的议论之风。有的议论是失败的，充满了头巾气、僧道气，变成了宣扬理学与禅学的押韵的语录、讲义；有些议论却是成功的，精彩的，极富理趣、禅趣。理学精致缜密的思辨力和禅宗善于借助形象示法的特点，对于宋代诗人运思深透、表现精微事理无疑给予了很多启示。宋人超脱的人生态度，又使很多宋诗作品呈现出独特的旷达和爽朗的情调。
宋代文化学术高度发展繁荣，宋代艺术注重神韵之美，宋人的审美情趣更趋向于高雅，对宋诗也给予了影响。文化教育的普及使宋诗更普及也更平易，语言畅达自然。学术空气的浓厚和学术水平的提高，也使作家的文化素质和知识结构向高层次、多元化发展，诗人常兼思想家、学问家和艺术家，反映到创作中就势必造成“以学问为诗”的倾向，故而宋诗的知识性、学术性、书卷气很浓厚。其佳者，能耐人咀嚼，给人美的享受又益人灵智；其劣者不免流于掉书袋。而诗人兼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冢，自然注重文学和艺术间的相互借鉴，既使宋诗多论诗品艺、评书赏画之作，更能把艺术趣味与技法融化于诗中，提高诗的艺术品位。例如，宋代文人水墨写意画发达，使宋代山水诗多追求一种设色浅淡、意境朦胧的水墨写意画韵味。最后，宋代文人私交密切，重视师友传承关系，也丰富了宋代诗歌的流派，使风格更趋多样化，并出现了一些集大成的作家，如欧阳修、苏轼、陆游、范成大等。
总之，文化的繁荣使宋代诗人能在更深广、更开放的大文化背景下进行创作，使他们的文化视野和广收博采的文化气魄显着增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