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对亚洲周边国家特别是东瀛日本的影响无疑是深亥眨极的，自神农氏发现茶后，茶的药理作用和饮用功能逐渐被开发，国内饮茶的风气日渐浓厚，以至域外人士也慢慢受到这股新风的影响。唐李肇《唐国史补》就曾讲过这样一件事：“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常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湖者。’”这说明，中唐以后，中华茶化迅速向周边辐射，影响深远。
日本接受茶饮的时间还要早些，据文献记载，隋女帝开皇年前，中国的茶就已随佛教传入日本，日本奈良时期（710～794），圣武天皇天平元年（729）召集僧侣讲经四天后赐茶，只是当时的茶叶均由遣唐使或僧人从中国带回，数量不多，还只是在宫廷贵族间小范围传播。
中唐以后，中国的饮茶风气空前浓厚，茶文化的雏形业已形成，并得到发展，善于接受新生事物的日本人迅速吸收了唐文化的精华，茶道文化在日本得到了登峰造极的发挥，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茶道文化，并令世人瞩目。
最早将中国茶种传入日本的，自然是僧人。相传公元805年，日僧最澄（767—822）从中国带归茶种，种植在比壑山麓，日本终于有了茶园，次年，留学中国的空海回国，又将唐茶传入日本。值得一提的是，空海同时带走的还有石臼石碾等茶具，这是中国茶具第一次被介绍给日本人。
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大约有300年之久，饮茶在日本受到了冷遇。一直到宋乾道四年（1168），即日本仁安三年，荣西禅师（1141—1215）来到中国，在学禅之余，不但研习茶事、茶艺，而且在归国时又把茶种带回日本，种植在日本福冈的博多地区，从此开辟了日本茶事的振兴之举，为中国茶具大规模进军日本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荣西及日后的几位高僧入宋时，亲眼目睹了采代愈演愈炽的斗茶盛况，在品饮中华茶汤的同时，免不了要对那神奇的茶盏产生兴趣。据文献记载，日本的一些高僧如圣一国师、南浦、昭明、明惠上人等，曾相继到过名闻天下的浙江径山寺，亲自参加了著名的“径山茶宴”，学得了斗茶、点茶等饮茶艺能。《类聚名物考》记载：“南浦、昭明到余杭径山寺浊虚堂传其法而归，时文永四年。”又云：“茶道之起，在元中筑前崇福寺开山南浦、昭明由宋传入。”《续视听草》和《本朝高僧传》都清楚地记载：“南浦、昭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道具模式，带到崇福寺。”通过他们的亲自体验和积极推介，中国茶和茶具成了日本人搜求的对象，风靡一时的黑釉建盏首先被输入日本，成为茶客们的珍爱。
建盏传入日本，大约在南宋及元代，目前已知日本最早记载有关建盏的文献，是金泽贞显（1278—1333）写给镰仓称名寺第二代住持剑阿的信函，内中有“建盏，我知道了复轮之事”的词句，表明建盏在当时日本的上层社会和僧侣阶层很流行和珍贵的事实。但建盏传入日本，肯定在此之前，据日本考古资料表明，在福冈博多遗址出土的天目茶碗，应是十二世纪前半叶自中国输入的，至干说流入的渠道，可能是贸易，也可能是由在华留学的僧人携带回日本的。这些茶具，被日本人视为珍贵的饮茶器具而备受欢迎和珍藏。日本人把中国宋代建宁府古窑监制的茶盏，视为上等精宜茶具，因日本人对茶道甚为讲究，“天目碗”不惜重金相求，以银缘其边，既碎则用金漆巧缀之，嘉誉为“建宁锦”。在日本一些有关建盏的古文献中，出现了油滴、银建盏、曜变等称呼，而且，还有不少文献对建盏作了积极的评价，如成书于1435年—1493，年的《萌凉轩目录》，对建盏的价格作了比较客观的评述。据此书记载，延德二年（1490）十一月，银复轮的一只建盏“代二百五十匹”，明应二年（1493）八月，建盏与茶座各两只，价格为“拾四贯五百文”，这在当时是相当昂贵的，充分说明了源自中国的日本茶道对建盏的欢迎程度。与建盏同时输入日本的还有吉州窑烧造的“鳖盏”、“能皮盏”（在日本被称为“玳玻盏”）等黑釉系茶具。
以建窑黑釉茶盏为代表的天目盏在日本的无尚风光，也带动了中国国内其他一些窑口生产的茶具对日本的输出，因此，宋元以来，中国各地茶具纷纷步建盏后尘进入日本，这些被统称为“唐物天目”的茶盏，在日本各地区各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流传。
大量中国茶具的输入，不但满足了日本国内对精美茶具的需求，而且还刺激了日本陶瓷业的发展。镰仓时代以来，日本国内的一些窑工开始仿制烧造建窑的产品，有代表性的当推濑产窑和美浓窑烧造的天目茶碗，称为“和物天目”。考古发掘的资料表明，在十三世纪后期濑户窑即已开始仿制建盏，这一活动一直延续到江户时代中叶仍没有中断，受其影响，美浓窑、志户吕窑、初山窑等各地窑口也开始大规模仿造天目茶盏。这些仿制品，十分明显地受到了建窑产品的强烈影响，从造型、釉色看，都可以看到仿制者们刻意追求和精心模仿的痕迹，如施用铁釉、敞口、敛口、低圈足、圈足露胎不施釉等，都与建盏类似。这种本地产品，是曰本引以自豪的茶具，《萌凉轩目录》中，由此出现了“新建盏”的叫法，有学者认为指的就是本土生产的仿制茶盏，天文十八年（1549），天王寺屋会记中津田宗达提到了“伊势天目”，这可以确认为日产天目茶盏的正式记载。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各地窑口生产的仿制天目盏越来越多，质量也有了很大提高，在日本茶道史和陶瓷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这些被称为“和物天目”的日式茶盏，曾经风靡一时，尤其是在村田珠光提倡清静俭朴的饮茶风气流行之后，物美价廉的“和物天目”逐渐取代了一度被视为奢侈之物的“唐物天目”，在日本各个阶层的饮茶场所登堂入室，大受欢迎。
明朝以后，中国的茶文化刮起了一股清新的回归之风，以文人为代表的知识阶层，极力鼓吹淡泊清雅的茶事活动，由此引发了一场茶具革命，侈糜奢华的宋茶具成为历史陈迹。时刻关注着中国文化的日本茶人也适时而动，曰本茶道集大成者千利休（1522—1592）确立了“和、敬、清、寂”的茶道四规，创立了较为大众化的“一派茶道”，亦称“千家茶道”，进一步将茶道向日本化发展，本土茶具逐渐成为茶事中的主流，而小巧精致的中国茶碗、茶壶等，也成了日本人的座上宾。
当时中国瓷器包括茶具进入日本，主要有朝廷赠予、入贡使节回程的贸易需要、政府贸易及民间贸易这四种方式。在这些外销瓷中，瓷都景德镇的产品占了很大比重，日本也成为主要的输入地。据《明史·太祖本传》记载，洪武七年（1374），明朝即开始以瓷器赠予琉球，同时还以七万件与其贸易，永乐二年（1404），琉球的山南使臣还曾购买大量的浙江处州瓷带回本国，其中当然不乏茶具。继郑和下西洋对亚洲诸国进行规模庞大的贸易活动之后，中国对日本的贸易更趋活跃，据《明史·日本传》记载，永乐时对日本的“贡赐”是“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二艘”，宣德时人数已增至三百，贸易船也增到三艘。同时，由于中国瓷器的声名远播，日本人甚至到中国订制日用瓷器和茶具，在日本发现的一批天启青花瓷器，其中有茶具、香盒、碗、提篮和扇形等物，都是按日本风格设计的外销瓷。这种大规模的贸易活动，使得当时在输入日本的外国货中，仅中国的瓷器一项就占到了第三位。明崇祯八年（1635）八月，从我国台湾装运四船瓷器到曰本，数量达135005件之多，其中38865件是青花碗，2050件是青花盘，540件是五彩盘，94350件是小碗和茶杯。由此可见，中国输入日本的瓷器中，茶具是最主要的成分。
进入清代，中国与世界各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传统的中日贸易也十分繁盛，往来中日之间的商船络绎不绝，大批中国的生丝、绸缎、茶叶、瓷器等，源源不断地进入日本市场，成为日本人民的宠爱。
总之，日本辉煌的茶道文化源自中国，渊源流长的中国茶道文化和茶具文化对其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正是因为中国的茶及茶具的步入东瀛，才直接刺激了日本人对茶及茶具的强烈需求，使得本土陶瓷业得以迅速崛起，为茶道文化的勃兴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茶具居功至伟，这是我们可以引以自豪的事。但如今，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历史悠久的中国茶道文化，已被青出于蓝的日本茶道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如何振兴我国的茶文化事业，是所有茶人都应为之殚精竭虑的大事，但愿祖先的风光不会成为过眼云烟，则幸之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