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陶瓷业的发展情况，“景瓷宜陶”是人所尽知的，其中的景瓷，指的就是江西景德镇生产的瓷器。
作为中国瓷器之都，景德镇的瓷器生产有着悠久的历史。据《浮梁县志》记载：“新平冶陶，始于汉世”，新平是景德镇的旧称，东晋时始设新平镇，唐武德四年（621）设新平县，开元四年（716）改名为新昌县，天宝九年（742）才更名为浮梁县。这句话说明从汉代开始，景德镇就有生产陶器的历史，只不过当时的生产技术比较落后，产品“蜒植朴素，即古之土脱碗也，只供迩伪粗用也”。到了六朝的陈代，景德镇开始受到官府的注目，《江西通志》称：“陈至德元年（583）大建宫殿于建康，诏新平以陶础贡，巧而弗坚。再制，不堪用，乃止。”这说明当时景德镇在制瓷技术上已掌握了一定水平，只不过因烧成温度不高，胎质疏松，才辜负了官府的一片厚望。到了唐代，情况有了很大改变，景德镇两窑之一的陶窑生产的“假玉器”被作为贡品进御，霍窑生产的瓷器也团胎体轻薄、洁白如玉而备受关注，这时，景德镇的瓷器生产才开始踏入真正意义上的发展阶段。
景德镇的瓷器生产，有着得天独厚的自身优势，它拥有丰富而优良的瓷土原料和烧瓷燃料。景德镇本地就是一个瓷土的重要产区，浮梁东乡高岭所产的瓷土，是制瓷的优质原料，中外学者把这类瓷土称之为“高岭”（Karlin）土，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记载：“土出婺源、祁门两山。一名高梁山，出粳米土，其性坚硬。一名开化山，出糯米土，其性粢软。两土和合，瓷器即成。”高度评价了高岭土。另外，景德镇的烧瓷燃料松柴和槎柴也相当丰富，松柴指大松树块柴，槎柴指松枝和其它杂枝，前者用于烧细瓷，后者烧粗瓷，至明代以前，一窑所成用的燃料基本上是“柴槎兼用”。由于瓷业的不断发展，燃料供应逐渐由浮梁一县扩展到东达婺源、南至乐平、西到鄱阳东北各乡的广袤地带。
进入宋代，受茶饮社会化的深刻影响，瓷业生产受到极大刺激，陶瓷业分外繁荣，不同风格的瓷窑体系纷纷出现，闻名于世的有北方的定窑系、磁州窑系、耀州窑系和钧窑系，南方的龙泉窑青瓷系，吉州窑及建窑的黑釉瓷系，景德镇则当之无愧地成为青白瓷系的杰出代表。
北宋景德元年（1004），宋真宗赵恒诏令在浮梁县昌南镇开办御窑，烧造御器，器底书“景德年制”款识，并将昌南镇改名为景德镇。据蓝浦的《景德镇陶录》评价，这种御器“光致茂美，四方则效，于是天下都称之为景德镇瓷器。此后景德镇之名著，而昌南镇之名遂微”。由此，景德镇开始奠定了自身在陶瓷业中的地位。
宋代是景德镇瓷业烧造技艺日趋成熟、承前启后的重要转折阶段。生产的瓷器，质薄光润，白里泛青，雅致悦目，并且开始掌握了多彩施釉和各种彩绘技术，宋代的青白盏茶具，主要产自于景德镇，且享有盛名。宋人彭器资在《送许屯田诗》里评价道：“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
元朝统一中国后，结束了长时期的分裂状况，神州大地又一次出现了大一统的局面，由于蒙古族落后的生产方式的影响，曾给瓷业生产带来一定程度的逆转，但由于原有基础雄厚，加之统治者很快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于至元十五年（1278）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辖属将作院，专门掌管“烧造瓷器，并漆造乌尾棕、藤笠帽等事”，对景德镇的瓷业烧造，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
在这种内力和外力的共同作用下，元代景德镇的制瓷工艺有了新的突破，并冠绝国内窑群。研烧的青花和釉里红瓷器，成为中国陶瓷史上划时代的杰作，这一新的成就，拓展了釉下彩和颜色釉装饰的新工艺。高温烧就的“枢府窑”卵白釉、红釉和蓝釉，是熟练配制各种金属呈色剂的重要标志，从而结束了元以前瓷器釉色“仿金类银”的局面，开创了五彩缤纷的颜色釉装饰新天地。
这一时期的青花瓷茶具，更因淡雅滋润，成为国内茶人的珍赏，而且还作为友谊的使者，远销国外，特别是在曰本，因享有“茶汤之祖”美誉的珠光特别喜爱这种茶具，而把它定名为“珠光青瓷”。
元代景德镇瓷器生产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对官府瓷生产进行了严格控制，凡诸民窑定烧的官府瓷，均应“有命则供，否则止”，严禁超规模、超数量烧制，在瓷器内壁还模印“枢府”、“太禧”、“福禄”或“福寿”款识，这是中国瓷器史上运用官窑款识官搭民烧的开端，为明清时代官窑款识的流行开辟了先河。
如果说明以前中国瓷业生产是“百花争艳”的话，到了明代，基本上就是景德镇“一花独放”的局面，景德镇的瓷器产品几乎占领了全国的主要市场，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由此而赢得了“瓷都”之桂冠。
景德镇瓷业烧造的盛况空前，使得其吸引力与凝聚力也极度高涨，全国各地的制瓷名师巨匠，纷纷奔走，齐聚景德镇，呈现“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的喜人局面，人才济济反过来又推动了瓷业的发展。
明代景德镇的瓷业生产，出现了“官民竞市”的欣欣向荣景况。除洪武初创办官窑“御器厂”，专门烧造宫廷御用瓷和对外贸易用瓷外，民营窑厂的规模也得到扩展，到嘉靖年间，“浮梁景德镇民以陶为业，聚佣至万余人”。官窑民窑并存，并互为影响，有利于制瓷工艺的改进，从制胎成形，挂釉施彩，到窑场改制，烧造火候，都在不断发生变化。于是，“南北名窑，唐宋佳作，无不汇粹于此”。
景德镇的近千座民窑，是其瓷业生产的主流。从其烧造的产品来看，面向普通大众的青花碗盏占了很大比重。由于官窑采用“钦限”御器在民窑中烧造的办法，资金和技术力量的注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营窑场烧造技术的不断改进和提高，至嘉靖、隆庆以后，民窑青花产品质量几乎已与官窑水平相近。特别是到了明代中叶，随着制瓷业中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民营窑场激增，制瓷工匠的集中和瓷商的汇集，景德镇瓷业更加兴盛繁荣，成为一个“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炸天，夜令人不能寝”的瓷业都市，使得民窑的生产量相当大，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元年（1436），浮梁县民陆子顺一次就向朝廷进贡了瓷器五万余件。
民窑除生产一般民用产品外，还能烧造颇为高档的精品瓷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明人王宗沐在《江西大志·陶书》记载：“自燕云而北，南交趾，东际海，西被蜀，无所不至，皆取于景德镇。”
高度发达的民营窑场，造就了一批享有盛名的制瓷名师。当时的杰出艺人有“崔公窑”的崔国懋，以制青花及彩瓷茶酒盏见长；“周公窑”的周丹泉，以制白瓷印章得名；“壶公窑”的吴为，所造脱胎茶酒器，薄如鸡蛋幕布，莹白透明，称为“卵幕杯”。此外，著名艺人陈仲美和吴明官等人，也都享有盛名。
由于官府对彩釉瓷器的使用规定甚严，对原材料也严加控制，故民营窑场大多以烧造白瓷与青花瓷器为主，流行于全国各地的青花瓷器中，多数是景德镇民窑制品，这也正是景德镇明代瓷业的一大特征。
与民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官窑的生产就占据了许多得天独存的条件。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朝廷在景德镇珠山开办御窑，并派遣督陶官来管理窑务，监督烧造，运至京城，以满足宫廷用瓷的需要。这是朝廷首次在景德镇设置生产御用瓷器的专门机构。
由于所处地位的差异，得到朝廷重视的官窑，占据了上等窑场和优质原料，汇聚了各地的名工巧匠，而且分工细腻，各有专职，在制作上只求精工，不计成本，因此，官窑产品无论就胎质、造型、釉彩等方面都精益求精，堪称工艺史上的杰出代表作。
据文献记载，官窑在明初建立时有窑20座，到宣德年间增为58座，设有六种不同类型的风火窑、色窑、大小窑，大龙缸窑、匣窑和青窑，各类型窑场严格按分工生产不同的产品，如青窑烧小件器，色窑专烧颜色釉。据程廷济《浮梁县志》记载，御器厂内的分工有23作，即：“大碗作、酒钟作、碟作、盘作、钟作、印作、锥龙作、画作、写字作、色作、匣作、泥水作、大木作、小木作、船木作、铁作、竹作、漆作、索作、桶作、染作、东碓作、西碓作。”“陶工、匣工、土工之有其局，利坯、车坯、釉坯之有其法，印花、画花、雕花之有其技，秩然规制，各不相紊”。（引自蒋祈：《陶记略》）这种严谨的分工协作，使生产专业化程度大为提高，对提高瓷器的质量和产量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由于茶事、祭祀、赏赐及日常生活的需要，宫廷用瓷的烧造数量惊人，仅宣德八年（1433），官窑就一次性地烧造龙凤瓷器443500件。以后到嘉靖、万历年间，每年烧造的御用瓷器也不下十万件。其中隆庆五年（1571），烧造的里外鲜红碗、盅、瓯、瓶并大小龙缸方盒共十万五千余件，官窑的兴盛，由此可见一斑。
景德镇瓷器在明代的突破性进展，主要反映在施釉技术上，除传统的青花瓷更上一层楼外，又先后创造了各种彩瓷，备受中外赞誉。按制瓷工艺分，景瓷可分为釉下彩、釉上彩、斗彩和颜色釉四大类别。
釉下彩指青花和釉里红瓷。
釉上彩是因彩绘在釉上勾绘而得名。工艺上是指在已经高温烧成的瓷器上再进行彩绘，然后再以700℃-900℃的低温烘烤，使彩色不致脱落。它包括釉上单彩和釉上多彩。
斗彩指的是釉下彩和釉上彩拼逗而成的画面，所以又称为逗彩。
颜色釉是指各种色泽的高温釉和低温釉，可分成一种色泽的单色釉，以及多种色泽施于一器的杂色釉。
明朝各代中，以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和万历年间的成就最为非凡。
永乐时期，青花瓷的制作是官窑瓷器生产的主流，胎质洁白细腻，釉汁晶莹肥厚，青花色泽浓艳是其主要特点。这一时期，郑和七下西洋，在带走了大量瓷器的同时，还给瓷业生产引进了进口的“苏麻离”青料，使得烧造的产品呈色浓艳，带有宝石蓝的光泽，十分逗人喜爱。
永乐瓷的突出成就还体现在单色釉的突破上，这一时期的单色釉，一改元朝和明初青白呆滞的色泽，创烧出极负盛名的甜白、青白、翠青、冬青、红釉、蓝釉等新品种。
永乐甜白釉产品，釉汁洁白，温润如王，肥厚如脂，给人以一种甜的感觉，故有“甜白”之称。另外，这种白瓷还可以填上各种彩色烧制成彩瓷，因此，又称“填白”瓷。甜白瓷有厚薄之分，薄胎器可以薄到半脱胎的程度，因此，甜白釉瓷有“薄如纸，白如玉，声如磐，明如镜”的美誉，代表了白瓷的最高成就，成为划时代的珍品。
永乐甜白瓷常见“永乐年制”的篆体款识，由于身价极高，后世多有仿制，尤以清代康熙、雍正朝的仿制品最多。
永乐红釉也极负盛名，影响远在元明诸多红釉之上。其胎质更趋精细，施釉匀净，还原气氛恰到好处，发色呈鲜艳的红色，因此又称“鲜红”釉，或称“宝石红”、“霁红”、“积红”，由于这类瓷器常用作祭器，因此又叫做“祭红”。
关于“祭红”，民间还有个美丽而凄婉的传说：有个窑工接到官府命令，限期烧造一批产品，由于要求极高，釉料又缺乏，眼看无法完成任务，可怜的窑工愁眉苦脸，只有闭目等死。这时，窑工美丽的女儿为了救父，毅然只身跳进窑池，用自己的鲜血浇灌，终于烧造成了一窑鲜红欲滴的瓷器。为了纪念这位舍身救父的姑娘，人们就把这种红釉产品称为“祭红”。这个故事说明，任何一件艺术品，都凝结了劳动人民的血汗，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的确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如果说永乐是明代瓷器的开创和发展阶段，那么，宣德则是其鼎盛时期。据蓝浦《景德镇陶录》载称：“宣窑，宣德间厂窑。所烧土赤埴壤，质骨如殊砂，诸料悉精，青花最贵。色尚淡，彩尚深厚。以甜白、棕眼为常，以鲜红为宝，器皆腻实，不易茅蔑。”
同永乐一样，宣德朝也是青花瓷生产的黄金时代，而且宣德青花更趋精致，达到了中国古代青花瓷的巅峰。
宣德青花瓷具有如下特点：①大部分有“大明宣德年制”或“宣德年制”款识；②色料一般采用进口“苏麻离青”和国产钴料；③惯用小枝笔着彩，器物显现深淡的笔触痕，且不见整片一笔涂抹的画法；④大部分底部施釉；⑤器物以矮圈足为多。这些大致是区分永乐和宣德青花瓷的主要依据。
宣德青花碗器形较多，但胎壁大多厚重，是深受茶人喜爱的茶具。
另外，宣德的釉里红和高温铜红釉瓷器的烧造技术也有大幅提高，令人赏心悦目的各式彩瓷茶具，构成了茶具生产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经历了正统、景泰、天顺三朝近三十年的禁烧变故后，成化朝瓷器的风格大变，与永乐、宣德瓷的雄健豪放不同，成化瓷器的造型玲珑秀丽，胎釉细润晶莹，彩料精选纯正，色调柔和宁静，画面淡雅幽婉，轻盈秀丽的风格独步一时。特别是斗彩质量空前绝后，颇具盛名。青花瓷的着色也采用了双勾线条，一笔涂抹的上色法，层次感不太明显。白釉器也更加精益求精，甜白器一般为半脱胎，制作规整，碗、杯、盘的器形较多。
正德朝瓷器也堪称承上启下，器形朝多样化发展，生产的茶具主要有碗、瓶、罐与执壶等。彩瓷方面以素三彩最为突出，以黄、绿、蓝、紫为主，不用红色。其制作方法是在器物瓷坯上刻出纹饰，高温烧成素瓷，再满施各种色釉，然后在剔出纹样部位，填以所需各种色彩，以低温第二次烧成。
嘉靖时期，由于对外交流和经贸的扩展，瓷器大量外销，促使产量和品种迅速增加。烧制的品种主要有青花、颜色釉和彩瓷，民窑彩瓷的生产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发展，而五彩瓷的出现，开创了彩瓷烧造的新局面，为中国陶瓷史作出了巨大贡献。
嘉靖的官窑青花瓷，改用源自西域的回青料，又称“青金蓝”或“佛头青”，色泽更为浓翠艳丽，构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彩瓷的生产更是盛况空前，釉上三彩、五彩，青花五彩成为其中的佼佼者。茶具生产以茶碗、茶壶居多。
万历一朝，正值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时期，宫廷用瓷激增和对外贸易发达，使得景德镇的制瓷业更加繁荣，官窑青花五彩器的烧制成绩显赫，无论数量与质量，都达到了顶峰，而民窑在仿制古代名窑瓷器方面也十分成功。茶具生产常见的有茶碗、茶杯和提梁壶。稍后，景德镇的官窑生产逐渐从顶峰跌落下来，走向衰退，但天启年间尚能见到活跃的瓷器外销，在日本发现一批天启青花瓷，有茶具、香盒等器具，都是按日本的风格设计制作的外销瓷。
综上所述，明代景德镇的瓷业生产是相当繁荣的，在原有青白瓷的基础上，广大瓷工艺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先后创造了各种彩瓷，钧红、祭红和郎窑红等名贵色釉，纷纷出现，用来装饰茶具等日用瓷后，使得造型小巧，胎质细腻，色彩艳丽的茶具，成了珍贵之极的艺术品。明人刘侗、于奕正著的《帝京景物略》就有“成杯一双，值十万钱”的记载，另外，数量庞大，涉及面极广的外销瓷，不仅传播了中华文明，而且还成了联系各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名噪天下的景德镇瓷器，为中国博得了“瓷器王国”的美誉。随着明王朝内忧外患的不断，景德镇的瓷器生产逐渐陷于停顿，经过一段时期的休养生息，至清代，景瓷生产才有了复苏和进一步的发展，在“景瓷宜陶”的天平上顽强地争得了平衡，这是后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