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还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孔子所谓“东周”究竟是什么内容，虽然难以完全考定，但从上文所述以及联系孔子其他言行考察，可以肯定绝不是周公旦所制定的礼乐制度恢复原状。孔子知道时代不同，礼要有“损益”。他主张“行夏之时”，便是对周礼的改变，夏的历法是以立春之月为一年的第一月，周的历法是以冬至之月为一年的第一月。夏历便于农业生产，周历不便于农业生产。从（左传）或者（诗经）看，尽管某些国家用周历，但民间还用夏历。晋国上下全用夏历。所谓周礼，在春秋以前很被人重视。孔子不能抛弃这面旗帜，因为它有号召力，何况孔子本来景仰周公？周礼是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封建地主阶级无妨得胜奴隶主阶级某些礼制加以改造，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不能说孔子要“复礼”，要“为东周”，便是倒退。他在夹谷会上，不惜用武力对待齐景公的无礼，恐怕未必合于周礼，由此看来，孔子的政治主张，尽管难免有些保守处，如“兴灭国，继绝世”，但基本倾向是进步的，和时代的步伐是合拍的。
孔子的人生观是积极的人生观。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交至”。他能够过穷苦生活，而对于不义的富贵，视同浮云。这些地方还不失他原为平民的本色。
春秋时代重视“礼”，“礼”包括礼仪，礼制，礼器等，却很少讲“仁”。（左传）“礼”字共讲了462次；另外还有“礼食”一次，“礼书”、“礼经”各一次，“礼秩”一次，“礼义”三次。但讲“仁”不过33次，少于讲“礼”的达429次之多。并且把礼提高到最高地位。（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婴对齐景公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还有一个现象，（左传）没有“仁义”并言的。（论语》讲“礼”75次，包括“礼乐”并言的；讲“仁”却109次。由此看来，孔子批判地继承春秋时代的思潮，不以礼为核心，而以仁为核心。而且认为没有仁，也就谈不上礼，所以说：“人而不仁，如礼何？”
一部（论语），对“仁”有许多解释，或者说“克己复礼为仁”，或者说“仁者先难而后获”，或者说“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或者说“爱人”就是“仁”，还有很多歧异的说法。究竟“仁”的内涵是什么呢？从孔子对曾参一段话可以推知“仁”的真谛。孔子对曾参说：“吾道以一贯之。”曾参告诉其他同学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吾道”就是孔子自己的整个思想体系，而贯穿这个思想体系的必然是它的核心。分别讲是“忠恕”，概括讲是“仁”。
孔子自己曾给“恕”下了定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仁”的消极面，另一面是积极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仁”并不是孔子所认为的最高境界，“圣”才是最高境界。“圣”的目标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这个目标。孔子认为尧、舜都未必能达到。
孔子不轻许人以“仁”。有人说：“雍也仁而不佞。”孔子的答复是，“不知其仁（意即雍不为仁），焉用佞”。又答复孟武伯说，子路、冉有、公西华，都“不知其仁”。孔子对所有学生，仅仅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这也未必是说颜渊是仁人。对于令尹子文和陈文子，说他们“忠”或“清”，却不同意他们是仁。但有-件似乎不无矛盾的事。孔子说管仲不俭，不知礼，却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由这点看来，孔子认为管仲纵是“有反坫”“有三归”，却帮助齐桓公使天下有一个较长期的（齐桓公在位四十三年）、较安定的局面，这是大有益于大众的事，而这就是仁德！（孟子·告子下）曾载齐桓公葵丘之会的盟约，其中有几条，如“尊贤育才”等。并且说：“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孟子还说当孟子时的诸侯，都触犯了葵丘的禁令。由此可见．依孔子意见，谁能够使天下安定，保护大多数人的生命，就可以许他为仁。
孔子爱惜生命。殷商是奴隶社会，但那时以后活奴隶殉葬的风气孔子未必知道。自从生产力有所发展，奴隶对奴隶主多少还有些用处、有些利益以后，奴隶主便舍不得把他们活埋，而用木偶人、土俑代替殉葬的活人了。在春秋，也有用活人殉葬的事。秦穆公便用活人殉葬，殉葬的不仅是奴隶，还有闻名贤良的三兄弟，秦国叫他们“三良”。秦国人谴责这一举动，《诗经·秦风）里（黄鸟）一诗就是哀悼三良、讥刺秦穆公的。（左传）宣公十五年记载晋国魏曾经告诉他儿子说，我死了，一定嫁了她。等到魏病危，却命令儿子，一定要她殉葬，在黄泉中陪侍自己。结果是他儿子魏颗把她嫁出去。足见春秋时代一般人不以用活人殉葬为然。孟子曾经引孔子的话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在别处，孔子从来不曾这样狠毒地咒骂人。骂人“绝子灭孙”，“断绝后代”，在过去社会里是谁都忍受不了的。用孟子的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孔子对最初发明用木俑土俑殉葬的人都这样狠毒地骂，对于用活人殉葬的态度又该怎样呢？由此足以明白，在孔子的仁德中，包括着重视人的生命。
孔子说仁就是“爱人”。后代，尤其现代，有些人说“人”不包括“民”。“民”是奴隶，“人”是士以上的人物。“人”和“民”二字，有时有区别，有时没有区别。以（论语）而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人”和“民”对言，就有区别。“逸民”的“民”，便不是奴隶，因为孔子所举的伯夷、叔齐、柳下惠等都是上层人物，甚至是大奴隶主．“人”和“民”便没有区别。纵然在孔子心耳中，“士”以下的庶民是不足道的，“民斯为下矣”，但他对于“修已以安百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人，简直捧得比尧和舜还高。从这里又可以看到，孔子的重视人的生命，也包括一切阶级、阶层的人在内。
要做到“修己以安人”。至少做到“不以兵车”“一匡天下”，没有相当地位、力量和时间是不行的。但是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以为比较容易。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以便拈出一个“恕”字。实际上在阶级社会中，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但极难，甚至不可能，只能是一种幻想，孔子却认为可以“终身行之”，而且这是“仁”的一个方面，于是乎说能“为仁由己”了。
“四人帮”的论客们捉住“克己复礼为仁”一句不放，武断地说孔子所要“复”的“礼”是周礼，是奴隶制的礼，而撇开孔子其他论“仁”的话不加讨论，甚至不予参考，这是有意歪曲，妄图借此达到他们政治上的罪恶目的。（论语）中“礼”字出现74次，其中不见孔子对礼下任何较有概括性的定义。孔子只是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还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可见孔子认为礼乐不在形式，不在器物，而在于本质。其本质就是仁。没有仁，也就没有真的礼乐。春秋以及春秋以上的时代，没有仁的礼乐，不过徒然的其仪节和器物罢了。孔子也并不是完全固执不变的人。他主张臣对君要行“拜下”之礼，但对“麻冕”却赞同实行变通，以求省俭。
3．革命领袖的人生态度
原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回忆说：“邓小平先生是值得尊重的伟大政治家，我在很早以前就对他极为关注。我十分想知道他的人生观，以及作为一个历经艰辛的共产党员，在重建中国时的体验。因此，在与他会见时，我询问的是伟大前辈的人生观而非一般事务性问题。他非常率直地回答了我的问题。他说，最艰辛的是文革期间被打入牛棚之时，而最喜悦的是追击蒋军越过长江，胜利在望之际。那次，除了自己的体验以外，他还谈了自己要实行的改革开放路线。我现在还记得，他说要促进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这项工作十分困难，但必须实行。他还说，要实行党与企业的分离，就是说党做党的事情，企业做企业的事情，两者同时也要合作。党如果过多涉足企业，则对企业有害，必须进行行政改革。此外，我们还谈到培养、提拔年轻人的问题。此后，中国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发展。尤其是南方谈话以后，中国经济获得巨大的发展，建立起大国的基础。这是邓小平先生的功绩。”
4．英雄主义的人生态度
何为“英雄”？人中之英华，众中之豪杰。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英雄。战争年代，面对敌人屠刀，英勇就义是英雄；为了真理，敢把牢底坐穿是英雄；浑身是胆，深入虎穴是英雄；舍身炸碉堡、堵枪眼是英雄；赴汤蹈火，舍生忘死是英雄。和平年代，扑灭大火，战胜洪魔，大公无私，舍己救人，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者是英雄；重大发明创造者，事业辉煌者，成就卓越者，人品高尚者是英雄；自我牺牲，甘当人梯，默默奉献者也是英雄。
英雄是时代的标帜。没有英雄的时代是平庸的时代，没有英雄的民族是毫无希望的民族。
英雄是一腔热血者，是铁骨铮铮者，是奋发有为者，是见义勇为者，是真理殉道者，是国家脊梁者。自我奋斗者不一定是英雄，英雄却一定是自我奋斗者。英雄是建功立业者，是大智大勇者。英雄出自群众，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也！
英雄是时代的骄子，英雄是品德高尚的人，胆识过人的人，智慧超群的人，才能杰出的人，贡献突出的人。英雄是时代的杰出代表，是群众意志的体现者，但英雄不必一味俯就他人，讨好他人，英雄是道之所在，虽千万人逆之，吾往矣！英雄往往是孤独者，是自强自立者，是独立不移者，是最有个性者。英雄处于平庸人之手。
英雄的本色、英雄的风采常常在困厄中显现。只有英雄，才能识得英雄，崇拜英雄基于慧眼认识英雄。真正的英雄是意志坚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不为众人所左右的人，甚至是不被人理解的人，而英雄决不会因为人们不识英雄而恢心丧气，自暴自弃。庸人眼里没有英雄，并不是因为英雄不是英雄，乃是由于庸人只是庸人，他所以不能认同英雄，是因为他自已当不了英雄。
真正的英雄的人生态度是虚怀若谷者，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当今时代，缺少英雄，是因为人们被权力斗争和虚无信仰愚弄后，人的自我意识普遍觉醒，人们更懂得了自我生命的真正价值。视英雄为“傻瓜”，为“愚蠢”，其根本在于人们没有了理想，没有了信仰，丧失了生活的目标，放却了人生的意义，变得蝼蚁般自私自利。时下，“英雄”的概念常发生颠倒，有人把“大款”视为英雄，把“大腕”视为英雄，把笑星、小丑视为英雄，更甚者把高官厚禄者、投机钻营者、流氓小偷者视为英雄。
英雄是正义的化身，是力量的象征。英雄经得起金钱、美色、权利、物欲的考验，有非凡的业绩，非凡的成就，非凡的贡献。
英雄与凡人只有一步之差，走出凡人之境就会成为英雄。英雄自有英雄主义的人生态度，凡人自有凡人的人生态度，做个凡人并不算坏，有时甚至让人羡慕，但凡人毕竟是凡人，其价值和作用毕竟极其有限，凡人也有凡人的苦恼，凡人的恩怨，所以凡人无须沾沾自喜，心安理得，自鸣得意，一辈子甘愿平庸不思奋进的人。不足为取。
5．科学家的人生态度
（1）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钱学森的人生态度
“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钱学森用他的一生，实践着这个平凡而伟大的诺言。
“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
辛亥革命爆发两个月后，钱学森在上海出生，民族的危难成为他人生最初的记忆。为了救国，中学毕业的钱学森和当时许多有志青年一样，选择工科作为人生奋斗的方向。1934年夏，23岁的钱学森完成在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专业的学业，考取清华大学留美预备班。一年后，钱学森远渡重洋，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航空专业硕士学位。
贫弱的祖国，常被沦为耻笑的对象。当一位美国学生嘲笑中国人只会抽鸦片、裹小脚，愚昧无知时，钱学森热血奔涌，“噌”地站起，对正在哈哈大笑的美国同学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比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你们谁敢和我比，到学期末看谁的成绩好？”
美国学生伸伸舌头，一个人也不敢应答。他们谁也不会忘记，当没有一个人能解答一道复杂的动力学题时，正是这个钱学森轻而易举就给出了答案；当全班都在抱怨试题太难，大部分人考不及格，准备找教授说理时，在教授的办公室门口，他们看到的，正是这位中国学生工整清洁，没有任何错误、圈改和涂抹痕迹的试卷。
带着为国争光的一股冲劲，钱学森只用一年时间就拿下了硕士学位。1936年，钱学森转学加州理工学院，3年后获得航空、数学博士学位。随后，在他的老师、世界力学大师冯·卡门的指导和合作下，钱学森开始了高速飞机的气动力学、固体力学、火箭和导弹的研究，参与了大量工程实践，并和同事一道为美国设计、研制出可以用于作战的第一代导弹，为世界航空工业的建立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钱学森声名鹊起，成为和冯·卡门齐名的着名科学家。美国军队邀请他讲授火箭和喷气技术，美国空军以他的（喷气推进）为内部教材。1947年，36岁的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年青的正教授，拥有了许多人一辈子梦寐以求的地位、名誉和舒适的生活。
钱学森却从未准备在美国长期生活，他清楚地知道，这里只是他人生的一个驿站，遥远的祖国才是他永远的家园。在美国的20年里，钱学森没有买一美元的保险。他将风洞原理应用于风车发电的实例计算中，选取的高度是从海平面起到海拔8公里以上，这正是他的祖国——中国的自然条件。
多年以后，钱学森说：“我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
然而，归途，竟是那么的坎坷。
骚扰、阻挠纷至沓来，美国当局动用了可能的全部手段，所有的目的只有一个：无论如何都不让钱学森回国，因为“他太有价值了，在任何情况下都抵得上3至5个师的兵力”。坐牢、软禁，恐吓、跟踪，美国反动势力的迫害和打击，无法让钱学森屈服，激起的只是勇敢、无畏的斗争。面对检察官的无理指责，钱学森掷地有声地回答：“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给谁就给谁。”“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美国的报纸报道说：被审讯的不是钱学森，而是检察官！
在钱学森的长期抗议和祖国外交斗争的巨大压力下，美国当局不得不同意钱学森回国。1955年9月17日。带着丰厚的学识和一腔热血，钱学森登上了归国的航船。
“我心情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
20世纪50年代，冷战的阴云笼罩全球。西方反华势力的封锁和挑衅，严重威胁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安全与发展。新中国迫切需要强大的国防。
1956年2月的一个下午，钱学森和叶剑英一道向周总理汇报发展火箭、导弹的设想。总理热情地握着钱学森的手说：“学森同志，请你尽快把你的想法写成一个书面意见，以便提交中央讨论。”
听到总理称自己为“同志”，钱学森心头涌起一股热潮。从总理炯炯有神的目光中，他感受到的是信任和重托。钱学森抑制住内心的起伏，只说了两个字：“好的。”
几天后，一份详尽的“意见书”送到了周总理的案头。半年多后的10月8日，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钱学森出任院长。简短的成立仪式后，钱学森向新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了“导弹概论”。新中国曲折而辉煌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从此正式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