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并不是说，善恶本身没有差别，而是说，相对于天道和天人合一的本性来说，这种对立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在”失性”上是一致的。有人认为道家鼓吹无恶不作与居仁行义一样自然，一样合理，其实是莫大的误解。
庄子接着说，丧失本性的表现有五种：一是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是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是五臭熏鼻，激扰嗅觉；四是五味浊口。败坏味觉；五是好恶迷乱人心，使性情浮动。这五者，都是生命的祸害。（（天地））
那么，是不是五味浊口人就不该吃饭？五色乱目人就该做睁眼瞎？五声乱耳就该掩耳盗铃？当然不是。五色未必乱目，但若失去本性，被五色所炫惑，那么当然心神摇荡。追逐美色去了。好恶未必乱心，但有好恶就必然有某种立场和先入之见，如果固执地坚守这种立场和由此而来的善恶正邪分别，那么要是它们不合天道的话，则必然带来恶果。宋明儒士以理杀人便是例证之一。
所以庄子批评主张纵欲的杨朱和主张禁欲的墨子，认为他们只是在欲望数量的增减上做文章，却没有考虑到二者都是不合人性的，没有考虑到还有实质上的变化，即不追逐欲望而又不扼杀欲望的“无无”境界。换言之，假如有了良好的生活意识和合乎天道的本心，欲望是不可能困扰人生的。因此，所谓“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名言，其实是把人分裂为对立的两个方面，永远解决不了人生问题。庄子讽刺道，那些人好恶声色充塞心中，冠冕服饰拘束着身体，栅栏塞住了内心，绳索捆住了身体，眼看着在绳捆索缚中还自鸣得意。要是真有所得话，那么被反手缚绑的罪人、囚在兽栏中的虎豹，岂不是也可算作自得了？（（天地））
虎豹囚在笼中，一开始还愤怒咆哮，在绝望中挣扎，但不久就习惯了笼中的生活，习惯了定时送来的丰厚食物，再也没有饥肠辘辘的痛苦了，再也没有担惊受怕的自然生活了。“生龙活虎”不再“困兽犹斗”，而是成为“识时务的俊杰”。
殉财的小人可能富甲天下，但这样的人，“耳朵要听钟鼓管箫之音，嘴巴要尝牛羊美酒之味，以刺激他的情意，遗忘他的事业，可谓乱矣；沉溺于骄盛之气，好像负重爬山，可谓苦矣；贪得无厌，取怨于人，贪图权柄，费尽心思，闲散无聊，沉溺酒色，身体肥胖，颐指气使，可谓病矣；为了求富逐利，所以积财高于墙而不知足，并且贪而不舍，可谓辱矣；聚财敛资而无所用，专意营求而不舍弃，满心烦恼，贪而无厌，可谓忧矣；在家担心盗贼，在外畏惧盗寇，里面楼台高锁，外面不敢独行，可谓畏矣。这六者，是天下之大害，而大家却遗忘了，不知省察，等到祸患来临，想用尽心尽竭尽钱财，只求一天的安宁无事也做不到了。所以以身殉名利。岂不是太迷惑了吗？”（（盗跖））
如果说，有人还能做到抵御物欲和钱财的诱惑，那么“不汲汲于荣名”就更难了。（骆宾王（上吏部裴侍郎书））孔子不是还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吗？正如唐代诗人元稹曾经自嘲的：“三十年来世上行，也曾狂走赴浮名。”
在《人间世）中，庄子假托孔子教导颜回的话，说：“从前夏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都是因为后者修身蓄德，以臣子的地位爱抚君王的民众，所以他们在下的地位和美好的名声违逆了在上的君王，引发了猜忌之心。所以君王因为他们的修身蓄德而陷害他们，这就是好名的结果。”
如果说，有人还能视名利如浮云的话，那么，无心于智力争斗更是难上加难。庄子对以智相斗的人做了精彩的描述：大智广博。小智精细；大言盛气凌人，小言喋喋不休；他们睡觉的时候精神交错，醒来的时候形体不宁。在与外物接触的时候纠缠不清，整天勾心斗角。小的恐惧便垂头丧气，大的恐惧便惊魂失魄。他们的发言如利箭离弦，专心窥伺别人的是非加以攻击；坚持己见，就好像发过誓一样，只是默默不语等待致命良机。他们衰颓如同秋冬之肃杀，一往之气，气衰而竭。他们沉溺于日斗夜辩之中，无法恢复生意，心灵闭塞如受绳索束缚，沟壑纵横，绝失坦荡，愈者愈不可自拔。他们那走向死亡的心灵，再也无法恢复活泼的生机了。那些人时怒时喜，时悲时乐，时而忧心忡忡，时而跨叹不已，时而反复无常，时而怖惧无已，时而浮躁，时而放纵，时而张狂，时而作态，好像音乐从虚器中发出来，又像菌类由气蒸发而成一样，无生亦无根。如幻声幻形，日夜在心中交侵不已，但那些人又不知道它们为什么会发生……（（齐物论））
那些人之所以不知道原因，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智力和知识。而是他们太看重它们，或者想借之以攫取名利，享受人生，或者想借之以拒斥名利，清高自许。这些人不以智养内，反以智逐外物，获取知识，当然不可能自反于已，获得天地真心。
所以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始已！已而为知者，形而已矣！”（（养生主））意思是说，既然这样还要去追逐知识的人，肯定会疲惫不堪了！
“人一旦禀受成形，就不参与天地变化，而等待着形体耗尽，和外物相接触便相互摩擦，驰骋于其中，而不能止步，这不是很可悲吗？终生劳碌而不见有什么成就，疲惫困苦都不知道究竟为的是什么，这不也很可悲吗？这样的人生虽然不死，又有什么意思呢？人的形体会逐渐枯竭衰老，而人的精神又困缚于其中随之消亡。这不是莫大的悲哀吗？人生于世，本来就是这样昏昧吗？还是唯我独昏而别人也有不昏昧的呢？”（《齐物论））
有对待心则有知识，因知立言，因言生辩，以心斗物，以物斗心。起先试图役使外物满足欲望，结果却必然为外物所役使。被役使则昏昧，昏昧则有成心，有成心而不知泯除，则师心自用。师心自用则生是非，又复因是非而立言，因言而争是非，辩争无休，昏昧无已。庄子既不是以己之昏昏而欲使人昭昭；也不是一副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派头。他知道对于天道，无论谁都应该敬畏，都不该太狂妄太自负，都不该固执于成见，师成心而自用，自以为是，而以人为非。否则，天道就被小的成就所遮蔽了，至言就被浮华之辞遮蔽了，儒家与墨家的争论就属此类，更何况一般人呢？
“小夫之知，离不开应酬交际，劳弊精神于浅陋琐事，却想普渡众生，引导万物，以达到太一形虚的境界。像这样，只是为宇宙形像所迷惑，劳累身体而无法认识太初之境。悲哉乎！你们的心智拘泥在毫末小事上，怎么会知道大宁的境界呢？”（《列御寇》）
因此，人生并不必然痛苦，至乐、天乐也是可以获得的，这就看你怀着一颗什么样的心灵。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与忽时相与退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台一窍，七日而混沌死。”（（应帝王））
南海之帝喻手，北海之帝喻脚，中央之帝喻心。手脚敏捷有为，心却应混沌自然。敏捷有为之行若伤纯朴自然之心，此心一伤，必为“机心”、“成心”，巧者劳而智者忧，人生便不免于痛苦；执迷不悟，痛苦愈深。
2．孔子的人生态度
孔子是春秋后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先世为宋国贵族，因避内乱移居鲁国。父叔梁纥，母颜氏。鲁国是周公儿子伯禽的封地，素有礼乐之邦之称。至春秋末，礼乐仍保持完好。鲁国根深蒂固的礼乐传统对孔子有深刻的影响。孔子幼时常以设礼容为戏。早年丧父，家境中落，年轻时曾做过管粮仓、管放牧的小官。30余岁时开始授徒讲学。鲁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16年），鲁国内乱，孔子不满季氏为首的三桓擅权，一度离鲁至齐，不久返回。开始整理诗、书、礼、乐，招收弟子日多，影响愈大。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出任中都宰，颇有政绩。后升为司空和大司寇。鲁定公十年齐鲁夹谷之会，孔子相礼，鲁国兵礼并用，收回被齐国侵占的郓、灌及龟阴之田。定公十三年，孔子为维护公室，建议毁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等三家都邑，季孙氏、叔孙氏被毁后，孟孙氏以武力对抗，孔子计划失败。以后鲁国政局有变，孔子见理想难以实现，遂带领弟子离开鲁国，开始了周游列国的飘泊生涯，时孔子55岁。周游14年中孔子先后到过卫、陈、宋、蔡、楚等国，向各诸侯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均不见用。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季康子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时年68岁。鲁哀公和季康子虽常向孔子问政，但终不起用。孔子晚年致力于教育。整理（诗）、（书）等古代典籍，删修（春秋）。其学生将其思想言行记载在（论语）中。孔子所处春秋时代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的时期，孔子思想中充满新与旧的矛盾，反映了大变动时代的精神风貌。
孔子继承了传统的天命鬼神观，认为天命主宰着人的生死，也决定着社会的治乱。他主张“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但同时他又否定周时盛行的占卜活动，提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五谷生焉”，认为天命就蕴含在自然事物的运行之中。所以他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记载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并且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回避了关于人死后是否变鬼的问题。
中庸之道是孔子一生当中立身行事的最高标准，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他主张处理事务时，既不能过，又不能不及，认为“过犹不及”。孔子主张恪守“中道”，如《论语）记载，孔子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主张“德刑并用”，“宽猛相济”；对学生，性格过于进取的加以遏制，过于谦退的加以鼓励。孔子反对过激的言行，但同时也反对不讲原则，“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的“乡愿”行为，称“乡愿，德之贼也”。
孔子注重社会伦理问题，把“礼”看成是维护等级制度的重要手段，是区别华、夷的标志。他谴责破坏周礼的行为，对鲁国季氏窃用天子之礼，“八佾舞于庭”极为愤慨，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孔子主张“正名”，试图用周礼的形式去匡正已经产生变化的社会现实，要求人们“克己复礼”。但是，在不违背周礼的基本原则前提下，孔子同意结合时代的变化对周礼的具体内容有所损益。仁这一概念在春秋时已广泛使用，孔子赋予了它以新的涵义，使其成为中国哲学史上最重要的范畴之一。
孔子的学说博大精深，虽具有一些传统的保守的思想因素，但其主流在当时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所以在战国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先秦显学之一。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汉以前并未受到统治者的特别重视。
汉代以后，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孔子的思想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所以受到重视。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对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式确立了孔子及其学说在中国思想界的统治地位。以后，历代统治者进一步采取了神化孔子，提倡儒学的措施，巩固了孔子的至尊地位。
孔子的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哲学、文学、艺术、教育、史学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这种影响波及到东亚乃至全世界。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出于自身的需要，片面发展了孔子思想中的保守方面，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五四运动以来，孔子思想的保守性受到了进步思想家的批判。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一些学者，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学工作者，对孔子及其思想作了系统的研究和评价，取得了很大成就。
孔子思想学说主要汇集在孔子弟子撰写的（论语）中，（左传）和（史记·孔子世家）亦有有关孔子言行的记载。
在春秋时代，除郑国子产等几位世卿有心救世以外，本人原在下层地位，而有心救世的，象战国时许多人物一般，或许不见得没有，但却没有一人能和孔子相比，这从所有流传下来的资料可以肯定。在（论语）一书中反映孔子热心救世，碰到不少隐士泼以冰凉的水。除长沮、桀溺外，还有楚狂接舆、荷丈人、石门司门者和微生亩等等。孔子自己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石门司门者则评孔子为“知其不可而为之”。“知其不可而为之”，可以说是“不识时务”，但也可以说是坚韧不拔。孔子的热心救世，当时未见成效，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这里不谈。但这种“席不暇暖”（韩愈：（争臣论），盖本于（文选）班固（答宾戏）），“三月无君则吊”（《孟子·滕文公下））的精神，不能不说是极难得的，也是可敬佩的。
孔子的时代，周王室已经无法恢复权力和威信，这是当时人都知道的，难道孔子不清楚？就是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霸主，也已经成为陈迹。中原各国，不是政权落于卿大夫，就是“陪臣执国命”。如晋国先有六卿相争，后来只剩下四卿——韩、赵、魏和知伯。（左传）最后载知伯破灭，孔子早就“寿终正寝”了。齐国陈恒杀了齐简公，这也是孔子所亲见的。在鲁国，情况更不好，“禄之去公室五世（宣、成、襄、昭、定五公）矣，政逮于大夫四世（季文子、武子、平子、桓子四代）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而处于“陪臣执国命”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中原诸国，如卫、陈、蔡等，国小力微，不能有所作为。秦国僻在西方，自秦穆公、康公以后已无力再过问中原的事。楚国又被吴国打得精疲力尽，孔子仅仅到了楚国的边境。和叶公相见。纵然有极少数小官，如仪封人之辈赞许孔子。但在2000多年以前，要对当时政治实行较大改变，没有适当力量的冯籍是不可能做到的。孔子徒抱大志，感叹以死罢了。
孔子的政治思想，从（尧日篇）可以看出。（尧日篇）“谨权量，审法度”以下都是孔子的政治的主张。然而度、量、衡的统一直到孔子死后二百五十八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中国后才实行。孔子又说，治理国家要重视三件事，粮食充足，军备无缺，人民信任，而人民信任是极为重要的。甚至批评晋文公伐原取信为“谲而不正”。（见（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孔子主张“正名”，正名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当时正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孔子的政绩表现于当时的，一是定公十年和齐景公在夹谷相会，在外交上取得重大胜利；一是子路毁季氏的费城，叔孙氏毁坏了他们的邱城，唯独孟氏不肯毁坏成城（（左传）定公十二年）。假使三家的老巢城池都被毁了，孔子继续在鲁国做官，他的“君君，臣臣”的主张有可能逐渐实现。但齐国的“女乐”送来，孔子只得离开鲁国了。孔子其他政治主张，仅仅托之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