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行虽速，但为了对付意外情况，我早命司机将吉普车车篷放倒成了敞车，便于观察情况，也便于射击。
我们都穿的是士兵军服，我的少将服装早已脱去，防备失利被俘好隐瞒身份，不过内行从使用的武器上可以分析得出是军官身份。我预防意外带着一包便装，由雷刚拿着寸步不离左右，随时可以换上，成为老百姓。
沿途散兵游勇极为混乱，公路两旁商店早已关门停业，显然是怕遭抢劫。昔日的繁华顿成一派凄凉。
车刚过小龙坎树人中学，进入覃家岗时，我的车子嘎的一声熄火抛锚了，杨森座车停顿一下问我说：“咋个车会抛锚？赶紧修好赶上来，不然前面两座大桥炸毁，你无法通行的。”说完他的车开走了。后面的车超越而过。我下车命李增荣修车，检查了一会儿引擎还是不运转，我自己去踏也踏不燃，用摇柄摇也无济于事，我暗叫一声“糟了”！这时江南面隐约听到炮声，猛想起总司令部参二科、长官公署二处的情报：“共军可能企图由南岸渡江，沿江津斜插成渝公路切断我军后撤部队。”即使把车修好也可能在永川、荣昌之间与解放军遭遇，心一横，命蒋浩然用五枚手榴弹捆在汽缸上，并将全部子弹、干粮拿下放在路边，就自用绳子拴在手榴弹导火绳上，命李增荣阻止散兵前进，又命蒋、雷二人让开卧倒，我牵着绳子退到公路边用力一拉，几声巨响之后吉普车炸得四分五裂，引燃汽油，公路上一片大火。等我转身命令前进时，发现司机李增荣已不知去向，才怀疑起他有意搞坏车子携枪潜逃。我这辆车是组建第一军时国防部调拨来的四辆新车之一，使用不到四个月，岂有发生严重故障之理？一定是遭人暗中破坏所致。便命蒋、雷二人在散兵中搜索。哪里有李增荣的影子！他一定是在去阻止散兵前进时借机逃遁。他是我原来的司机王大鑫送家属回湖南衡阳老家后，我报告杨森，然后在总司令部交通处车队借用的少尉司机，对他的情况不甚了解，以致有今日之事。
这个谜终于在1982年，我参加县政协组织的参观团去重庆时揭开了谜底。
这次参观，我先期到达重庆，与市政协联系参观日程，所以有时间去看望一些老朋友，和他们叙旧。首先见到文介夫处长，他告诉我说李增荣的女人赵兰芬住在吴林寺18号，可以去找她了解一下当年汽车发生故障的真情，他们早知道详情，但最好让我自己去一趟。
我找到吴林寺，赵兰芬在家里，却未见到李增荣。我略问了她近年生活情况后，便转入正题说：“嫂子，我很感激老李，要不是他当初把我‘留’下来未去台湾，今天根本不能与家人团聚，也不能见到你，我是前来感谢老李的。”
她听了之后用手理了一下额上头发说：“真是一言难尽。可能文处长向你讲了，老李当初也是迫不得已，是他老表一意要他弃暗投明，保证立功受奖，要他一定想尽办法把你卡住。因为你是掌管全市国民党组织和指挥特务行动的人，如果卡不住你，便要他枪杀你。因当时你们走时那个阵仗，他不敢冒险杀你，只有把车弄坏这一个办法。反正没有车你赶不上杨森，去不了台湾，在大陆迟早总会抓着你的。”我说：“过去的事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不用再提起了。我有今天当然是共产党的宽大政策，老李不‘卡下’我，我也不会有今天。他不在家，上班去了吗？”
她叹口气说：“上啥班哪！他当年做了那事后总算立了一功，没有追查他当少尉的事，还给他安排了工作。谁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老表死了，造反派要老李交代给你当司机的情况和你的活动情况。他跟你才几天，咋交代得出来？又无人证明他搞坏车子是实情，整来整去，受尽折磨，后来一病不治死了。我咋个养得起三个娃娃？只好同姓周的结了婚。他是山东济南人，家里有老人，已办来证明要我们迁回老家去。”我听了后心里也为她难过起来，对她说：“人生是难料定的，我女人还不是经法院判决离了婚，嫁了人，1961年才死去。大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
我辞别赵兰芬，回到招待所后一夜未曾入眠。想我作恶多端，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必定早就注意我了，要把我“卡”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那么，我逃台不成，也是合乎天理人情的了……
一场戏剧性战斗
茫茫天涯，何处是归宿？
我炸毁汽车后顿感茫然，蒋浩然和雷刚凝视着我。雷刚说：“主任，我们向何处去？”我回答说：“你们别急，让我想想，我相信总有一条路让我们走！”
蒋浩然说：“我们不能再沿成渝公路走。恐怕在永、荣之间已发生遭遇战，走小路好些。”我说：“对，我们现在只好向右侧斜插杨公桥，经黄泥坡上高店子，到璧山顺着小川北的山路走，到大足看情况，必要时与东、西山两个游击纵队取得联络再说。”
我们急急赶路。当晚10时左右到达虎溪河，距璧山仅20华里。幸好有一家客栈尚有灯光，我们叫开门进去，投宿吃饭。雷刚先给他3块银元，说明走时算账不够再补，绝不少给一文。店主人倒还和气，满口应承，先给我们煮饭弄菜、安顿房间。吃饭时猛然想起赶快到金堂要紧，途中不能久留，便问店主有没有多的米，如有给我们炒15斤炒米作干粮。他很快炒好了，还用油纸包了一包咸菜，我们十分感谢，又给了他5块银元，他连声称谢，在我们临走时他又给了约有一斤老姜，预防途中受寒找不到药。
我们三人武器弹药和杂七杂八的东西，每人负担都在30斤重量以上，行走起来确实够呛，但枪弹又不能扔掉，谁知前途有什么凶险等待着我们？
沿途打听，20军和第1军已过去两天多了，到大足一打听，东、西山两个游击纵队已向永川开去，说是去堵截由江津来的解放军。我心里大吃一惊：黄庆云、蒋振南一个是保定生，一个是黄埔生的老军人，怎么糊涂起来？正规军已过完了，自己放弃营寨，既无两侧掩护部队，又无后援，犯兵家大忌，冒进死角地带！解放军四野是善战之军，你们那点素质极差的军队岂能抵挡得住？为什么不原地隐蔽，避实就虚？如中共地下党员策动地方武装捣你营寨，断你归路，岂不全军覆没！又想到李增荣的可恨，心中怒火燃烧。再又想雷、蒋二人随我多年，名虽扈从，实有深厚情谊，他二人结婚、安家全是我负担下来，特别是雷刚之父住院治病历时半年及死后安葬的费用全由我负责开支。该不至于像李增荣那样对我，但不能不有所警惕。
大足毫无留足之处，我们便经中鳌场向安岳清油铺前进。途中突然遇到四个全副武装的军人，由一人家出来走向我们。我一看他们武器在手，帽上帽徽未摘，知道是国民党军人。我拔出手枪停止前进，并喊出“装备”的联络口令，对方立即回答“共患难”，知道是自己人了，大家走拢交谈，他们是志农部队（“军统”应变组织），其中一个姓彭的是金堂清白江的人，正准备回家。我说：“我们也是去赵镇与20军、第1军联系的，正好同行。我们七人从武器说够一个加强排的火力，任何情况可以一战，生死关头希望大家共患难。”
陡然增加四个人，而又有充分的美式装备，胆子便壮了起来。我们在高楼房街上一家客栈吃了一顿粗面条，略事休息，便向童家坝前进。当上了遂宁至成都的公路不久，在一个大湾地方突然出现一大群人，约有40多个，长衫杂乱，兵不像兵，匪不像匪，手持中正式步枪、汉阳马枪、大手枪等武器，把公路截断，为首一人高声喝叫：“站住！看见朱总司令布告没有？要缴枪，把武器交出来，放你们过去。”
我问他：“是哪方面的人？”
对方回答：“不管哪方面，我们要收缴武器！”
我一看这伙人全是“黄昏子”，四五十个人挤在一团，就凭那几根吹火筒想缴别人的家伙，就是半吊子也该摆出一线疏开或散兵群散开，这个样子对方一开枪不死一大堆才怪。我气也不是笑也不是，便开玩笑说：“弟兄们！武器怎样个缴法？请说明白，我们好照缴。”
那为首的一个说：“把武器枪弹全放在地上，每个人敞开衣服，一个一个地检查放你们过去，我们绝不放冷枪伤害你们。”
我说：“要得！就这样办。不过有几个伙计不愿意咋办？”
那人说：“哪几个不愿意？给老子站出来。”
我把手枪一扬说：“就是它不愿意。”
话音未落，便是一个连发，击中那人腿部，那人倒在地上。我没有存心打死他。雷刚他们六枪齐发，顿时撂倒六个，可能有两三个被击毙了。那群乌合之众见头头儿受重伤，便慌乱起来，一阵乱枪毫无目标地瞎打。我们早已利用地形掩蔽好了，根本伤不了。我想赶路要紧，和这些地头蛇缠战不休，会误了我们自己的事。这时风向正朝他们吹去，我从挎包里拿出一枚催泪弹掷过去，眨眼间催泪剂散发，那伙人有的捂眼睛，有的弯腰呼叫，顿时大乱，我叫雷刚他们六支冲锋枪齐向对方上空扫射惊压住他们。我高声说：“我们是中央军的尖兵班，大部队随后就到，你们真想死我就用毒气弹送你们回老家。”一面说一面从挎包里再拿出一枚催泪弹，高举起来做投掷状。这时雷刚他们又是对空一阵扫射。这一招真收到了效果，那群人抬的抬死尸，背的背伤员，从小路进入深沟走了。我暗叫一声“侥幸”，便向施家坝方向疾进。
施家坝是个较大场镇，好几家客栈、饭馆、杂货店都还在营业，我们去一家饭馆先交了四块银元再吃饭，这样省了许多口舌，店家也放了心。饭后休息片刻由一个姓彭的做向导，带着我们翻山越岭，直趋金堂。
这一路平安无事。
分道扬镳
到达金堂青白江是第六天的上午。老彭家住在距街两里路远的河边，品字形三排茅屋，正中是长三间，左、右各有两间配房，最后是厨房、猪圈，四周茂林修竹，十分清静，恰好是单家独户，适合我们暂住。他父母健在，还有哥嫂和两个侄儿女，是农民家庭。彭大爷为人十分江湖，看情形可能是汉留中的舵把子。但我们不便盘询，大家心照不宣。他全家老幼对我们很客气。
我们是来这里避难的，自然首先要解除主人在接待上的负担，即命蒋浩然先送去30块银元，交彭大爷暂作食宿费用，走时再补。
第二天我们六个人分批去青白江街上理发，同时购买点儿日用品，并给彭大爷买了两斤烟叶和冰糖，给彭大哥夫妇和小孩各买一段衣料。这里是个只有二三十户人家的小场镇，还有两家茶馆和杂货店，三四家饭馆兼客栈。我们去茶馆喝一阵茶才回彭家去。在回去的路上看见彭大哥也上街买了些肉、菜之类，便和他一道回家。
当晚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彭家对我们如此热情，我们很安心地住下来。饭后在闲聊中听彭大爷说20军、第1军在金堂起义，军长向廷瑞、副军长吴泽都去新都学习去了，又说这两个军要作为志愿军去朝鲜参战。还听他说了一些别人告诉他的成都解放的情况。听了之后，我心里有个谱了。
当夜我们三人都未睡觉，围坐在床上研究去路，他二人没有主意，一切听我主张。我对他们说：“你们不能同我相比，我是有家难投，你们可以回家，父母妻室儿女都担心你们，即使共产党要抓你们，也不会杀头。我认为你们回家是上策。我是走到哪里算哪里，总可以找个地方藏身，不过要求你们严守秘密，大家共事多年，有一定的感情，相信你们不会对不起我的。你们知道金堂人是喜欢玩枪的，我的想法是把两支冲锋枪和你二人的好枪卖了，各留一支手枪在身边备用，卖成钱大家好谋生活出路。成都很复杂，你们身上有枪，不能去，直接回家好了。我必须进成都探查一下情况，如有不测，我身上有两支枪，拼个一比二算了。看样子彭大爷是有来路的人，明天请彭大爷帮我们把枪卖了，你们买套便衣换了路上方便些，你们身上都有事先准备好的国民身份证，路上是不会有麻烦的，你们以为如何？”
他二人听后齐声说：“主任安排了就是，我们没有意见……”我打断他们的话说：“你两个老是主任主任地叫我，我早说了，大家生死与共，情同结义弟兄，叫我大哥有何不可！”
蒋浩然说：“习惯了一时改不过口来。”
我说：“在外面你们这样叫我，岂不误了大事。如你们有机会到重庆，请到家里看望我母亲和你嫂子、侄女，要她们不要挂念我，大不了一个死字，人生百年还不是个死。”
第二天吃早饭时，我向彭大爷讲了我的意图，他满口答应做成这事。他说：“某方面正要买这种扎实家伙，保管一说就成。不过价格上须得商量一下。”
我说：“事到如今只好半卖半送，绝不使你为难，我们自会酬谢你的。不过请对方付银元或川板（四川造的银元），其他不要。”
彭大爷和对方交涉后，回来和我说：“两支冲锋枪带子弹500块大洋；两支手枪和子弹、手榴弹300块大洋，给600块现银、200万元人民币，你意如何？”我同意了。
第三天早上对方来了四个人，虽是老百姓装束，但一看便知是跑江湖的人，即将银元和人民币点交。那时是旧人民币，200万合现在200元，票面又小，折合起来有一大捆，装在布口袋里，大家一手交钱一手交枪，四个人将枪弹装入木箱内抬上鸡公车推走了。
我到彭大爷上房，请来所有的人对他们说：“我们三人承彭大爷全家照应很感谢，特送彭大爷、彭大哥夫妇各80块钱，三位朋友各20块，两位小孩各20块，共260块请各位收下。”他们都不推辞收下了。随后我给了蒋浩然、雷刚各150元；我自己留下200元，人民币三人各收一份在路上方便些。他二人也无话可说。这时我已换上长袍，是个商人打扮。我对彭大爷说：“明天请暂时借两套便衣给他二人换上，好去城里买衣服。我们的军服全部送给你们。”说完便给了40元交他二人买衣服。
下午他二人回来说：“在城里看见向廷瑞穿着解放军服装坐在吉普上，看样子是由成都方面来。”我问：“他看到你们没有？”他们回答说：“一见到他，我们便调转身背着他，汽车一晃就过去了。”
我心里叹道：“真是树倒猢狲散啊！”
第二天吃过彭大爷家的饯行早餐，我们三人便分道扬镳，各奔活路了。
进入成都
临行前一天，承彭大嫂细心想得周到，给我缝制了一根六七尺长的白布串袋，装上120块银元围在腰间，又缝制了大小手提布袋各一个，小的装放毛巾、牙刷、口杯、电筒，大的装上80万元旧人民币，鼓囊囊一大包。他们又送给我一个蓝布裹肚，刚好别上两支手枪和六个预备弹夹，穿上宽大棉衣，脚穿老青布棉鞋，头戴毡窝帽，是十足的小商人打扮。吃了午饭，我去青白江镇上买了一本流水账簿，在上面乱写些收支情况，算是一切停当了。翌日清晨吃了早饭，辞别彭家老幼，到公路汽车站搭上金堂到成都的公共车，在成都北门东站下车，直到八宝街姻伯王元虎家里。他是原川康边防军第三师师长。1946年改任四川省新兵训练处处长。到他家里见到他岳母——周外婆，她对我说：“你王姻伯起义了，现在到新都学习，你姐丈王贯三（九十五军政治部主任）也起义同去新都学习去了，你姻伯明天要回来的。”周外婆安顿我住下之后，我便去附近一家茶馆里喝茶，想听一听成都的各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