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要求政府予所有政协代表以安全保障；
3.政府应立即颁布“人权保障法”，彻底保障人权。
民盟、中共提出抗议后，孙科代表国民党表示道歉，并说：“这种行为是破坏分子借刀杀人，污蔑国民党，破坏国府威信，破坏蒋主席领导……”
捣毁《新华日报》社、《民主日报》社经过
1946年2月，中统局得到沙磁区各大专院校内线情报：22日大专院校学生要举行“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示威游行，于是积极布置对策。国民党中央命令重庆市党部、市政府、教育局、社会局、警察局予以阻止，如阻止无效，就采取断然措施。市党部奉命后，下令服务总队做好破坏准备，我遵命执行，调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四共九个区队执行破坏任务，并命一、二、三、四、五共五个区队行动人员布置在七星岗、临江路、民生路、方家什字、常家院坝等处，我在胜利大厦办公室指挥、布置特务借机捣毁《新华日报》社和《民主日报》社。
当天11时，正当游行学生队伍经过《新华日报》社、《民主日报》社门口时，在那里埋伏的400多特务，闯入两报社将营业部、办公室、资料室、保管室、职工寝室捣毁，全部门窗、用具、桌椅荡然无存，杯碗炉灶片物不留，抢走办公室和编辑部文件文稿，打伤《新华日报》社营业部主任杨黎源，工作人员徐曼君、管佑民等，重伤三人，轻伤五人，折腾两个多小时方才离去。
中共代表团得悉这一事件，当即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原文如下：
哲生、铁城、力子、立夫、厉生、布雷、雪艇、岳军先生台鉴：
并转蒋主席钧鉴：
敬启者，今日沙磁区大专学生游行，经过《新华日报》社时，有暴徒四百余人将报社捣毁一空，并殴伤营业部主任杨黎源及徐曼君、管佑民等。重伤三人、轻伤五人，书报什物门窗全部毁尽，直至午后一时四十分，尚有暴徒在馆盘踞。同时民主同盟之《民主日报》社亦有暴徒捣毁事情。在中国陪都森严之地，光天化日之下，陆续发生今日之有组织的暴行，显系贵党内一部分反共、反民主的反动派，企图破坏国共合作，造成国内分裂，破坏政府威信，推翻政治协商会议之阴谋活动。长此以往，凡赞成团结民主之人士，在阴谋分子特工人员淫威之下，生命与自由毫无保障，民主政治谓何？团结谓何？堕国家之威信，置钧座庄严之诺言于何地？恩来等为国家之和平、民主、团结计，不得不郑重提出严重之抗议，要求政府立即查办主凶，解散特务，对敝方及民主同盟所受损失实行道歉赔偿，并保证此后再不发生同类事件。临颖不胜急迫待命之至，专此敬颂。
勋祺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
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秦邦宪二月二十二日
2月23日，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也书面向蒋介石抗议，原文如下：
介石主席钧鉴：
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中，始而发生特务在沧白堂连日捣乱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促进会会场事件，继而发生特务宪兵警察联合搜查政协代表黄炎培住宅事件，各方已认为遗憾，不意政协会议决议五大方案公布于国人，重庆复生特务在较场口破坏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的血案，李公朴、施复亮以及政协代表郭沫若诸人，俱遭毒打。此案发生尚在尊驾赴京之前一日，其经过情形，谅有所闻。嗣经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张君厉会同中共代表团周恩来、青年党代表团陈启天、无党派代表团李烛尘诸先生，访吴秘书长铁城请求政府惩办祸首，迄今仍无结果。讵料二月二十二日上午十一时，重庆学生爱国游行大队已过民生路二十余分钟，突来特务暴徒多人，利用学生游行机会，先将《新华日报》社全部捣毁。自阁下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之初，宣布政府决定实施的事项，首为保障人民之自由，全国人民无不额手欢慰，乃反动阴谋分子竟在辇薮之下，制造不幸事件，一次扩大一次，横行无忌，愈演愈烈，显为有计划、有组织破坏民主团结，反对政治协商之成功，使阁下知之而故于优容，则人将疑其不诚，使阁下竟不知之，则人将谓其不明，中国民主同盟同仁本于爱护国家，促成民主，并为维护阁下威信起见，谨请迅予严惩较场口血案及捣毁《新华日报》社、《民主日报》社之主使人，并解散特务，责令陪都各治安机关切实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使人权获有保障。而政治协商会议所郑重通过之一切决议，得以确属进行。专此上陈，敬科钧鉴。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谨上2月23日蒋介石对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件，件件清楚，中共和民盟的抗议信他封封收悉，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的抗议声，他是声声入耳，但是他一味装聋作哑，统统不理睬、不回答。
想一想他也只有如此，因为每桩血案、每次事件都是他授意特工部门布置的，如果要深究、追查，就会追到他的头上，岂不是“木匠戴枷，自作自受”？
查封华康银行
1948年l2月24日，罗广文率国民党军十五兵团宣布起义。本来，罗部之所以起义，原因既复杂又简单。说复杂吧，国民党派系之间的矛盾、蒋介石的威胁（此前不久，罗广文在重庆打了败仗，蒋介石声言要“严办”）、民革等进步力量的策动、亲友的劝告等都是原因；要说简单，一句话就了结——大势所趋。
在策动罗广文起义的人中，除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代表外，有许多是国民党内部的官员及国统区（重庆）的企业界人士，其中就有胡子昂。
罗广文起义后，蒋介石大为恼怒，杨森得知胡子昂参加了策动，便令我查封胡子昂开办的华康银行。我带领行动组全体人员，会同警察局的两个警察分队，司法局员、特务巡官、户籍警长等来到青年路。
市党部向杨森申报，将华康银行做市党部办公处所，和平路原址做“反共救国总队”部，杨森同意了。行前，我便命市党部事务科科长将党部和各科室的衔牌卸下来带着，一同前往。
我们到达银行时，那里的职员惴惴不安地等待我们的“光临”。因为他们早已得到通知：停止票据交换，现金冻结。
我叫副经理、协理召集全体员工宣布：各自将账册、表报、钥匙、什物等点交清楚后，在楼下集中，不准随意走动，并警告他们，除了内部有人监视外，外面也实行局部戒严，最好听我们的命令行事，否则不保障生命安全。
我见有几个高级职员面呈怒色，便命人将他们带到会议室坐下，我道：“诸位想必是银行的中坚人物，有何高见尽可说出。”
众人只是怒而不言，僵持了好一会儿，我又再三催促，才有人说道：“我们这些人都是受人雇用的专业人员，从不过问政治，银行并未窝藏盗匪，作奸犯科，查封以后我们便失业了，一家老小如何生活？”
我将查封原委作了简略说明，接着说：“胡子昂触犯‘国法’，自然要查封他的财产，以防资敌。”这些人也迂腐得可笑，我想，他们以为不过问政治就可以明哲保身。殊不知政治却要来过问他们，我今天不就是代表政治来的么？“各位的失业问题，本人爱莫能助，但是，希望各位服从指挥，配合我们的工作，否则，本人奉命行事，休怪手下无情。”说罢，环视了一下四周荷枪实弹的特工和警察。
查封进行得很顺利，但也搞到天黑才完结，我放了全部银行职员，留下人看守银行，便带队撤离。
早在查封时，市党部那位科长已将银行科室的衔牌摘下，换成了市党部的科室，大门口也换上了市党部的牌子。
不久，全川解放，这块牌子当然也被摘下。
追捕胡子昂
1949年夏，我奉杨森命令查封了胡子昂开办的华康银行后，适逢星期日，我到南温泉度假一天，翌日回城，又接到杨森密令，要我逮捕胡子昂。我即派人打探，胡子昂已飞往香港去了。
胡子昂辞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职务后，在重庆兴办金融和实业，华康银行、重庆自来水公司就是他创立的。
抗战开始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未几武汉危急，势在放弃，再迁都至重庆。这样一来，重庆人口猛增，饮水问题突出。
为使自来水公司改善供水状况，胡子昂到武汉采办器材，经周钦岳介绍认识周恩来，嗣后又在重庆认识了董必武、吴玉章。
真所谓“近朱者赤”，胡子昂认识了这些人后，特别是和董必武、吴玉章交往频繁，久而久之，开始是对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人品才学的钦佩，进而对中共有所认识，终至立场转变，认为国家的希望、民族的希望，都只能寄托在共产党肩上。
由于胡子昂平时与国民党内进步人士王昆仑、张澜、吴茂荪、邵力子过从甚密，又与李济深密电往来，引起“中统”、“军统”注意，不断派人跟踪他。
“军统”头子戴笠坠机丧命，在南京开追悼会，明令全国各机关都须寄送挽联。胡子昂当时任重庆市参议会议长，公开拒绝以市议会名义及他个人名义寄送挽联，此举激怒了“军统”，把他视为眼中钉。1946年2月15日较场口血案发生后，胡子昂陪沈钧儒到现场目睹惨状，他到台上厉声斥责特务暴行，此举又激怒了“中统”，把他视为肉中刺。
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被特务暗杀，重庆各界隆重追悼，胡子昂在会上又痛骂特务罪行，带头高呼口号。
凡此种种，“中统”、“军统”都恨他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布置了好几次暗杀行动，但每次都因高层人物泄密未果。这次因他参与策动罗广文部起义，激得杨森也恼怒万分，所以在令我封华康银行之后，又令我将他逮捕杀害，不料他又先我一步离开重庆。
事后得知，杨森的密令被中共地下党获知，立即通知了他，他偕同妻子离开住宅，找到重庆银行公会主席康心如，康又通过关系给搞到两张飞机票，夫妻二人先飞到香港，继而改乘轮船赴东北，然后到了北平，从此彻底摆脱了“中统”和“军统”的控制。
一张现场照片之谜
1949年11月上旬，杨森手令：“将组训处、宣传处、主任委员室、书记长室、反共救国总队机密档案，全部清理焚毁。”我同机要秘书李树猷、训练科科长骆龙骧、秘书王蕴卿奉命后，将清理出的档案运到食堂前面大坝里焚毁。这是极秘密的行动，行动前调统室、总部行动组人员在内部布哨，禁止通行，外部大门口左右两侧100米范围内局部戒严断绝交通。档案太多，整整焚毁了一整天。
1958年我被捕解回重庆归案审讯时，审讯员问我：“你在逃离重庆前烧过好多档案？”我说：“是烧了一些，时间久了内容记不起来。”审读员立即给我看一张照片，我一看惊呆了，这张照片正是我们焚毁档案的现场。我暗中思忖，这是怎么一回事？琢磨了几天得不出结论，是由内部拍摄？不可能！因这天特别放了假，除我们几个执行人外没有其他的人。只能是从外面拍摄，但前、后、左三面都不可能，只有右面百子巷的两个院子有窗户，正对我们的现场。从拍摄的镜头角度来看，从那里拍摄的可能性大，但在我们特工机关周围所有住户情况经过调查，不允许有异常存在，多年如此。是否真是从那里拍摄的，我至今不敢断定。
我心中不能不叹服中共地下人员的工作水平之精，也就是由这张照片，打消了我顽抗的心态，将我所知道的情况一一如实向法庭陈述。
发放“应变费”
1949年11月20日，杨森得到国民党中央命令指示：“派有潜伏任务、参加游击活动及自愿离职人员，一律发黄金2两、银元500块。”命令到达的第二天，杨森即命市府总务处处长王联奎去中英银行，将黄金和银元全部领出，通知市党部、市政府、各局、卫戍总司令部人员具领。发放结果，有少数人金、银两领，有的领黄金l两、银元500块，有的仅领到500块银元，无黄金。王联奎说：“是惠公（杨森）照中央规定分发的。”我领到黄金2两、银元500块，分作两份，给母亲和妻子各一份。我只将妻子的两只戒指和20块银元带在身边应急。事后真相泄露，好多人公开痛骂杨森缺德，临危要人卖命还这样克扣，手段太恶毒了。
我去成都时尚未解放，听到许多人告诉我“七万两黄金，王灵官（王陵基）八千两扫台”的事，更令人啼笑不得。原来是l2月9日，财政部部长关吉玉打电话给四川省省主席王陵基：“中央命令到达，四川省属机关人员应变费每人银元500块，折合黄金7万两。你备正式印鉴速领取，我马上要飞台湾，我的美国轿车送给你，派司机来开去。”
王陵基得电话后命市财政厅厅长任望南、省保安司令经理处处长罗有邻拿着正式印鉴到中央银行去，找经理杨孝慈提银元和黄金。这时，吴吉玉派去要印鉴的人早已等在那里，马上将印鉴拿走送到新津机场，吴吉玉和阎锡山便飞往台湾了。
杨孝慈说：“中行的是大金砖，王主席拿去不好分派，我将黄金全部命造币厂改铸成一两一个的小块，你们立刻到造币厂去领。”任望南、罗有邻到造币厂后，厂长说：“时间太紧了，现在只铸出8000多个，你们先领去，余下的明天上午来全部领走。”任、罗二人只好将8000多块领回送到王陵基家里，王陵基根本不准备发下去，准备命人送去香港存下。
殊不知，第二天任、罗二人去造币厂领黄金时，早已人去厂空，回身到中央银行找杨孝慈时，杨已于昨日下午飞台湾了。当时成都老百姓传出“七万两黄金，王灵官八千扫台”的说法，国民党大员的贪婪真是令人发指。
组织“十六斩杀令”执法队
解放军日益逼近，重庆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特别是杨森于这时收到他大儿杨汉清（共产党员）的一封信，要他戴罪立功，保存好军用物资、武器弹药、电台、档案、公物、车辆，起义投诚，否则必受到人民严厉的审判。气得杨森吹胡子瞪眼睛，一天茶饭未进。王联奎传出信息后，长官公署、总司令部、市党部、20军、第1军、市政府处、局级和团以上人员分别去渝舍探望慰问。
就在这天，国防部的密令到达，转发军法执行总监部拟定的“十六斩杀令”，杨森命我立即组织执法队。我奉命后立刻拟出建议：组织五个区域的执法队和一个督察队，以及其他一些具体安排。
按“十六斩杀令”的规定，市区不能使用枪杀，改用斩首以免流弹伤人。这个问题不大好办，因多年废除斩首死刑，刽子手难于找到。幸南岸还有一个当年警备司令部的刽子手，于是将他找来命其传授杀头要诀。
执法队出动时前面有士兵两名各扛一面高脚水牌导行，上面书写“十六斩杀令”条文。后面是一排武装士兵，另有四名捆绑手、两名刽子手。由执行官带队，在各区昼夜巡逻执行斩杀。
“十六斩杀令”是由军法执行总监部拟定，经国防部核准在全国执行，有以下十六条：
1.阻挠政令与“匪”勾结者杀！
2.窝藏“匪谍”隐蔽不报者杀！
3.供给“匪”之枪弹、电信器材及机密文件者杀！
4.造谣、惑众、扰乱秩序者杀！
5.扰乱金融、破坏币信者杀！
6.操纵物价、影响民生者杀！
7.纵火烧毁物资及军用品库房者杀！
8.抢劫财物者杀！
9.聚众闹事者杀！
10.报道不准确军情、影响治安者杀！
11.以文字书画为“匪”宣传者杀！
12.煽动工潮、学潮者杀！
13.煽动军队逃跑者杀！
14.泄漏军机、刺探军情者杀！
15.偷运枪弹、制造军火者杀！
16.阴谋破坏军事、交通、桥梁、机场、码头、军械弹药、粮食军需仓库以及车辆、飞机、船只、通信设备者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