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五月，四川省政府改组，政闻编审委员会裁撤，另成立一编译室。该室的编制仅有编译五人。宗吾亦为其中之一。不久，因为紧缩编制，改为编译三人，于是宗吾便被人挤下台了。此事，新近得到一位当年与宗吾同事的徐庆坚君来函有云：
“当时紧缩编制改为三人，某君趁机设法改调，某君趁机兼任新检所主任。编译室主任某君，则兼一机关报社长；愚则兼另一机关报总编辑。名为五员，实仅存四。此四者中，宗吾先生脸厚不如某主任，心黑不如某新检所主任；愚则所谓因缘时会，靠土著饭碗团体帮忙不能走者；宗吾先生，遂不得不挂冠而去矣。”
至此，前章所谓宗吾隐于朝者，又须痛痛快快地隐于山林了。
一九三九年三月三日，宗吾满六十岁，发表了那篇梯突滑稽的《厚黑教主六旬晋一征文启》（见《厚黑教主别传》）。四月，他便由省垣回到自流井故乡去了。我开始读他的几种著作，并冒昧给他写信，就在他回家数月以后的当儿；可是一直到次年春季，才将他从不给生人写信的旧例打破了，竟蒙他回复了我。接着我们来往的信件便一天一天地多起来，由彼此争论，到彼此谅解，以至于彼此会晤结为好友，据他自己说，他晚年的家居生活，除从事于研究著述外，大半的时间都消磨在和我的通信中。他那时正在研究“中国民族性”的问题和进一步研究“心理与力学”的问题。
他对于中国民族性的看法，仍不外以上所说的“抵抗而不侵略”的大原则。他的出发点，自然是着重于天然环境，即强调他的地理气候之说。更想从古今的历史中寻获翔实的例证，从古先圣哲的著述里，援引充分的理据，打算写成一部巨著。不过这部书终未写成，我所见到的仅是一篇数千字的论文，题为《中国民族性之研究》。在那篇文章里，他特别举出由中国民族性所形成的中国主义，约有六大特色：
第一，他说中国主义是抵抗而不侵略的；如果不明白这一层，读古人之书，就觉得矛盾百出。例如，孟子说：“善战者服上刑。”孔子说：“我战则克。”这不是明明矛盾吗？要知道：孔子的说法，是就抵抗而言；孟子的说法，是就侵略而言；则孔孟的学说，自然就无冲突了。中国古人倡出“抵抗而不侵略”的学说，经过数千年之久，养成一种民族性，所以中国的人民任便发出的议论，作出的诗歌，无在不合乎此种主义。例如，汉弃珠崖，论者称其合于王道，为其不侵略也；秦桧议和，成为千古罪人，为其不抵抗也。秦皇汉武开边，意在侵略，是中国民族的变态，所以很受历史家的讥评。唐人诗中亦云：“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葡萄入汉家。”“劝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犹未已。”“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些沉痛的呼声，正是为侵略者痛下针砭。及至受人侵略，则诗人的态度又改变了。南宋受金人侵略，陆放翁临死示儿诗云：“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则又力主用武。明胡宗宪督讨倭寇时，幕客沈明臣作《饶歌》十章，中有句云：“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宗宪起捋其须说：“何物沈生，雄快乃尔！”这更是歌颂战斗的精神。像这种“抵抗而不侵略”的主义，是中国主义的第一特色。
第二，他说中国主义是内刚而外柔的。《易经》书是中国哲学的总纲，全书以内刚外柔为美德。例如，“泰卦”是内阳而外阴，“明夷”是内文明而外柔顺，“谦卦”则山在地下，“既济”则水在火上，无一不是内刚外柔的表现。孔老为中国的两大教主，其立教主旨，一一与易理相合，老子则被褐怀玉，孔子则衣锦尚纲。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孔子则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句句都是外柔内刚的精神。我国数千年以此立教，自然养成一种民族性，所以中国人态度温和，谦让有礼，这便是外柔的表现；一旦正义所在，勇气奋发，不顾身命，这便是内刚的表现。我国民族性既然如此，故我国对日抗战，最后胜利是决然无疑的。这种外柔内刚的精神是中国主义的第二特色。
第三，他说中国主义是人己两利的。西人主张天演竞争，知有己而不知有人，这纯是利己主义，印度教义以舍身救世为主，知有人而不知有己，这纯是利人主义。中国主义则不然：纯乎利己、孜孜为利者，是孟子所深斥；
纯乎利人、从井救人者，亦为孔子所不许。儒家的主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种人己两利的主张，是中国主义的第三特色。
第四，他说中国主义是修齐治平一以贯之的。印度学者所讲的是出世法；西洋学者所讲的是世间法；中国学者所讲的也是世间法。但西洋近代流行的各种主义互相冲突，纷争不已，成为互不相容的几件事物。而中国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于是个人也，国家也，社会也，就毫不冲突。其言曰：“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俨然将人、己、物、我成为一个浑然的整体。这种兼容并包的精神，是中国主义的第四特色。
第五，他说中国主义是仁义与功利融合为一的。印度教徒满腔子是慈悲，绝口不言功利；西洋科学家满腔子是功利，几不知仁义为何物。而中国学说，则能将仁义与功利融合一致，欲求功利，当从仁义着手。《孟子》全书即是发明此旨。如说：“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必为政于天下矣。”行文王之政，就是行仁义；为政于天下，就是尚功利。欧人主张武力统一，是用一个“杀”字统一世界。孟子则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是用一个“生”字统一世界。其说绝精，细读自知。这种仁义与功利融合的精神，是中国主义的第五特色。
第六，他说中国主义是物质生活与道德生活并重的。印度教徒乞食为生，不事货财；欧美富豪好货贪财，骄奢淫逸。伦敦也，巴黎也，纽约也，以及日本之东京也，可说是拿弱小民族的血肉建成的。而我国孟子则说：“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又说：“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达尔文“生存竞争”之说，孟子复生，亦不能否认；但孟子的学说，一达到生存点，即截然而止。而达尔文则盛倡“优胜劣败”，成为无界域的竞争。世界列强一得到达氏之说，就像疯狂一般，向弱小民族掠夺，势不致列强胀死、弱小民族饿死不止。我国古人早见及此，所以说：“衣食足而礼义兴。”一达到不饥不寒，即教之以礼义。故信从印度主义，不免饥寒；信从西洋主义，蔑弃礼义；这两者的偏颇极端，中国学说最能折中起来，是为中国主义的第六特色。
以上的六大特色，据他说，是由于中国的民族性自然形成的。而民族性的形成，又是因为中国地处温带，故与热带寒带的人迥乎不同。因而中国主义也就与印度主义、西洋主义迥乎不同。温带上气候适中，故其主义也适中。因此，他说中国主义具有融化印度主义和西洋主义的能力。例如，《大学》一书所讲的是格致、诚心、修齐、治平的道理。从前印度学说传入中国，与这种固有的学说发生冲突；经过周程陆王诸人出来从格致诚正上用功，就把中国学说和印度学说融合为一了。这是学术史上的大工作。近今西人的个人主义、国家主义等主义，传入中国，又发生冲突。我们应该努力工作，把古人所讲的修齐治平与之融会贯通，如能完成此种工作，则中西印三方面文化，就能融合为一；而世界大同的基础，也就算确定了。
他更说：从前印度佛学传入中国，我国的人士尽量采用它、修改它、发挥它，于是所有禅宗、净土宗、天台宗、华严宗等一一中国化，大得一般人的欢迎。今之西洋主义传入中国，往往扦格不通，流弊百出，就是因为未经过“中国化”的缘故。所以今后采纳西洋文化，应当用采纳印度文化的方法，使亚当·斯密、达尔文诸人的学说，一一中国化，如用药之有炮制法，把那有毒的一部分除去，单留下有益的这部分。达尔文讲进化不错，错在因竞争而妨害他人的生存。亚当·斯密发展个性不错，错在因发展个性而妨害社会。若去其害，存其利，就对了。其他如克鲁泡特金诸人的学说，也一一用此法炮制，则西洋学说，也就一一中国化了。既已中国化，即可通行于世界。何以故？因为温带上的学说，固足以救热带上寒带上学说之偏哪！
宗吾的另一研究对象更是“性灵与磁电”的问题。这个问题仍是他对于“心理与力学”研究的继续，也可说是他思想发展的极致。他自从倾向“性恶论”，大胆地提出“面厚心黑”之说，仍是在“人性论”上做继续不断的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他不仅否认了“性善说”，亦同时否认了“性恶说”；至于“性善恶混说”、“性有善有恶说”，以及“性有三品说”，他也完全否认了。以后他发现人的心性无所谓善，亦无所谓恶，但是却有一种“力”。此“力”能推能引，与物理的现象并无不同，于是而有《心理与力学》一书之作。时至今日，他更创一假设：“人的性灵，从地球的磁电转变而来。”如果这一假设，将来得到确切的证明，则可有科学与玄学之争，唯物与唯心之争，就成为徒然多事了。但他为学力与年龄所限，不能把这一假设予以确切的证明，这是他无可奈何的事。他曾亲自对我说过，他只能用“想当然耳”的说法，写成《性灵与磁电》一文，让今后的学者或推翻或证成好了。那篇文章的概要如下：
他以为物质不灭、能力不灭是科学上的定律。依此理，吾人一死，身体即化为地球上的泥土，同时性灵亦当化为地球中的磁电。如此则肉体性灵生有自来，死有所去，而物质不灭、能力不灭之说就可以讲得通了。世言人能成仙成佛，或许是用一种修养力能将磁电凝聚不散的缘故。又有说“冤魂不散”者，当是一种嗔恨心能将磁电凝住；及至冤仇已报，嗔恨心消失，磁电无从凝聚，其鬼即归消灭。
有了“性灵由磁电转变而来”这条假设，则灵魂存灭问题也就可以解答了。吾人一死，身上的物质退还地球，灵性化为磁电，则灵魂即算消灭；但是吾身虽死，而物质尚存，磁电尚存，亦可说是灵魂尚存了。庄子所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或许是这种道理。
禅家最重“了了常知”四字。吾人静中，此心明明白白。及至事务纷乘，此明明白白之心，即消归乌有。学力深者，事务纷乘，此心仍可明明白白，是谓“动静如一”。但是白昼虽明明白白，晚间梦寐中则复昏迷。学力更深者，梦寐中亦明明白白，是谓“梦寐如一”。学力极深者，死了亦明明白白，是谓“死生如一”。到了死后亦明明白白，则即说是灵魂永存，亦未始不可。
《楞严经》说：“如来从胸卐字，涌出宝光，其光昱昱，有千百色，十方微尘，普佛世界。一时克编。”这种宝光当即是电光。阿难白佛言：“我见如来，三十二相，胜妙殊绝，形体映彻，犹如琉璃。尝自思维，此相非是欲爱所生。何以故？欲气粗浊，腥臊交遘，脓血杂乱，不能发生胜净妙明，紫金光聚。”这是说释迦修养功深，已将血肉之躯变而为磁电的凝聚体了，故能发出宝光，遍达十方世界，佛氏有天眼通天耳通之说。现在无线电发明，已可证明这种道理。释迦本身即是一具无线电台，将来电学进步或可证明佛经所说一一不虚，这“性灵由磁电转变而来”的假设，或亦可以证实了。
老子言道，屡以水为喻；佛氏说法，亦常以水为喻。我们不妨以空气为喻，所谓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灭，无古今，无边际，无内外，种种现象，空气是具备了的。倘再进一步，以中和磁电为喻，尤为确切。若是进一步，假定“人的性灵，由磁电转变而来”，用以读佛老之书，觉得处处迎刃而解。
吾人自以为高出万物，这不过人类自己夸大的话，实则人与物同是从地球生出来的，身体的元素无一非地球中的物质。自地球看来人与物并无区别，仿佛父母生二子，长子曰“人”，次子日“物”，不过长子聪明，次子患瘫病而又聋哑罢了。人身的物质和地球的物质都是电子构成的。吾人有灵魂，地球亦有灵魂；地球的灵魂，就是磁电。通常所说的地心引力，即是磁电吸力的表现。
地球的物质变为植物，同时地球的磁电即变为植物的生机。吾人食植物，物质变为吾身的毛发骨肉，同时磁电即变为吾人的性灵。由泥土沙石变而为植物，变而为毛发骨肉，愈变愈高等；同时由地球的磁电变而为植物的生机，变而为吾人的性灵，也是愈变愈高等。虽经屡变，而本来的性质仍在，所以吾身的元素与地球的元素相同，心理的感应与磁电的感应相同。惟是既经屡变，吾身的毛发骨肉与地球的泥土沙石不能无异；吾人的性灵，与地球的磁电不能无异。何以故？在地球为死物，在吾身则为活物。所以用力学规律来考察人事，就当活用，不能死用。
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所说的“道”，即释氏所说的“真如”。释氏说：“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内身外器，都是由真如不守自性，变现出来的。”其说与老子正同。真如者，空无所有也——实则非空非不空；老子所说的道，也是如此。忽然真如不守自性，变现为中和磁电，由是而变现为气体，回旋于太空之中，几经转变，而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就依次生出了。由是而生植物，生动物，生人类。佛氏所说“阿赖耶识”的状态，与中和磁电的状态最相似。此二者都是冲漠无联，万象森然，也即是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我们可以说：真如变现出来，在物为中和磁电，在人为阿赖耶识；犹之同一物质，在地球为泥土沙石，在人则为毛发骨肉。今人每谓人之性灵与磁电迥不相同，犹之无科学知识的人见了毛发骨肉，即说与泥土沙石迥不相同是一样。中国磁电是真如最初变现出来的，真如不可得见，我们读佛老之书，姑以中和磁电，模拟“道”与“真如”的状态，也可得其仿佛了。
我们假定：“人的性灵，由磁电转变而来。”则佛的诸多说法，与夫宋儒所谓“如鱼在水，外面水便是肚里水，鳜鱼肚里水，与鲤鱼肚里水只是一样”，明儒所谓“盈天地皆心也”等说法，都可不费烦言而解。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六祖说：“不思善，不思恶，正恁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广成子说：“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庄子说：“心不忧乐，德之至也，一而不变，静之至也。”这都是阿赖耶识的现象，也即是磁电中和的现象。中和磁电发动出来，呈相推相引的作用，而纷纷纭纭的事物就起来了。所以要研究人世事变，当首先造一臆说曰：“人的性灵，由磁电转变而来。”但研究磁电又离不得力学，于是更造一臆说曰：“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有了这两个臆说，纷纷纭纭的事物，才有轨道可循；而世界分歧的学说也可以汇归为一。
以上便是那篇文章的大意。那篇文章后来即作为《心理与力学》的第一章。他所以如此这般穷索冥究，是想为他的《心理与力学》建立本体。必须有此造诣，则“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的说法，才不算无根之言。所以我说：这是他思想发展的极致。但他的才华，他的精力，到此地步，已可说是发泄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