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真实意图隐藏起来，含而不露，不但可以免祸，而且可以给竞争对手造成假象，使之判断失误，上当受骗，最终被一举击溃。
唐人王叔文经常和皇太子下棋。有一次，下棋之间谈论时政，曾谈到宫市的弊病，太子说：“本宫正想劝谏皇上废止宫市呢。”在场的人都交口称赞太子，唯有王叔文不说话。众人走后，太子单独留下王叔文，问他不说话的原因。王叔文说道：“太子的职责是侍奉皇上的饮食起居，早晚问安，不应议论其他的事情。陛下在位多年，如果怀疑太子劝谏废止宫市是为了收买人心，太子如何自我解释呢？”太子大吃一惊，流着泪说：“若不是先生指点，本宫哪能知道这个道理！”于是对王叔文格外宠幸。
王叔文教给太子的韬晦之术，并不是简单的免除灾祸，而是为实行其改革朝政的伟大事业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王叔文是后来“二王八司马”革新运动的首领，而这位皇太子即后来的顺宗，是这场革新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他们的韬晦之为，是这整个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与此相类似，更加明显的是颜真卿的例子。颜真卿在做平原太守时，安禄山反叛的行为已很显著。颜真卿假托为防连绵大雨，重新修城浚壕，暗中征集壮丁，充实仓廪，而在表面上又假命文人才士饮酒作诗。安禄山秘密侦探，见此情景，以为颜真卿等都是书生，不足为虑。不久，安禄山发动暴乱，河朔尽皆失陷，唯有平原早已防备。
五代时，吴王杨行密的举措也引人深思。安仁义、朱延寿，都是吴王杨行密的将领。朱延寿又同杨行密身边的朱夫人的弟弟关系密切，两人十分骄横放肆，并且阴谋叛乱。杨行密想除掉这两个人。于是，杨行密假装双目失明，当接待朱延寿派来的使者时，他装做什么也看不清，走路时故意撞在柱子上，昏倒在地。来人扶起他，好久才苏醒过来。醒来后，杨行密哭泣着说：“我的大业刚刚完成，眼睛就不行了。真是天道不公啊！这些儿子没有一个能够继承我的事业。唉，要是能够将我的位子传给朱延寿，我就没有什么遗憾的了。”朱夫人一听，心中大喜，立即召来朱延寿。谁知，朱延寿一到，杨行密就在寝房门口刺死了他。随之赶走了朱夫人，并捉来安仁义，斩首示众。
夹着尾巴做人，便是做人艺术的一种，但需要一种境界，一种品格，一种心态。夹着尾巴做人，照样可以活得踏实，活得精彩。因为只有学会忍辱负重，才可以成就伟大目标。
藏好自己的底牌
过早将自己的底牌亮出去，往往会在以后的交战中败北。羽翼未丰满时，更不可四处张扬。《易经》乾卦中的“潜龙在渊”，就是指君子待时而动，要善于保存自己，不可轻举妄动。
五代时，冯道奉命出使契丹，意外受到礼遇，契丹王还有意留用他。冯道内心并不愿留在契丹，但又不敢拒绝。于是，他一面上奏契丹王说：“辽与后晋有父子关系，事子若事父，这样看来，我现在实际上等于出仕两朝。”这话意在博得契丹王的好感。另一方面，冯道命令部下购置薪炭，以备寒冬之用，表示他不敢逆旨而就此回国，使契丹王觉得他是难得的“忠义”之士，且有隐衷难言，因而心生怜悯，便允许冯道回国复命。
这时，冯道却故作姿态，滞留不走，经契丹王多次催促，才慢慢地收拾行李。出发后，他沿路停留，以示依依之情，一行人费时一个多月才越过国界。对此，随行人员都迷惑不解地问他：“我们归心似箭，都恨不得插翅飞回，为什么你却老是盘桓不走呢？”他说：“这是我的以退为进之计。我何尝不希望早点儿回国呢？可是不论我们如何赶路，契丹人只要快马加鞭，一日之内就可追上我们。因此，我佯装对辽地有不舍之情，以免对方猜透我的心。”回国后，他又以不念异国封赏而毅然归来的行动得到了后晋皇帝的赏识和信任。
冯道处在政权更迭的五代时期，他的八面玲珑、不露本色，是保护自己的需要。
历史上，却有很多人因为泄露了自己的底牌，最后功亏一篑。宋文帝就是一个典型。当时的太子刘劭急于篡权，经常和几个巫师在一起昼夜求神，又把文帝的玉像埋在含章殿前，诅咒文帝快死，自己好快点儿继位。刚开始，宋文帝并不知道这一切，完全蒙在鼓里。
刘劭有个奴仆名叫陈天兴，与使女王鹦鹉淫通。后来事发，刘劭杀了陈天兴。陈天兴被杀后，与他一起埋文帝玉像施行诅咒的太监门庆国吓坏了，误以为自己肯定要被灭口，就向文帝告发了这些事情。文帝得知以后，又惊又气，就搜查王鹦鹉家，获得刘劭、刘浚和严道育等人往来书信等罪证。
而太子的莫逆之交小王爷刘浚此时起了关键作用，其养母是文帝宠爱的潘淑妃。刘劭的生母元皇后因潘淑妃受宠而活活气死。刘劭本来深恨二人，但刘浚怕太子日后登基要杀自己，就曲意逢迎，两个人倒成了莫逆之交。刘浚就把一些证据藏在自己家里。
文帝知道藏匿之事，召刘浚严加责问。刘浚不答，谢罪而已。潘淑妃很爱这个养子，哭着对刘浚说：“你们诅咒皇上的事情已经败露，还以为你会自行悔改，怎么又藏匿证据呢？我不忍心看见你身败命死的那一天。”刘浚奋身而去，临行时恶狠狠地说：“天下事情不久就水落石出，我肯定不会连累你！”
当夜，文帝与尚书仆射徐湛之密谋，准备废太子，赐死刘浚。眼看两个阴谋家就要完蛋了，似乎皇帝只要一声令下，这个局也就收场了。
可是，这个轻而易举的局面，竟然坏在皇帝自己泄露了天机。宋文帝一时酒醉，就乘兴把此事告诉了潘淑妃。潘妃爱子心切，密派人通知刘浚。刘浚马上派人驰报刘劭。刘劭连夜起兵，以朱衣披在甲胄之上，乘画轮车从万春门入宫。本来皇宫有规矩，太子卫队不能进入宫门。刘劭声称受诏入宫有急事，门卫不敢阻拦太子爷，放军入内。
太子心腹张超之等数十人进入禁城，拔刀直上文帝寝殿。文帝整宿都和徐湛之合计废太子的事情，蜡烛还未熄灭，值班的卫兵都熟睡未醒。文帝看见张超之提刀冲入，举起坐凳自卫，张超之快刀砍下，文帝五指皆落，被弑于室内，时年四十七岁。
刘劭派人杀死文帝左右亲信数十人，又杀了潘淑妃。刘浚带人接应，刘劭告之说“潘妃为乱兵所杀”，并观其反应。刘浚反应够快，稍一愣神忙说：“这个结果正是在下希望见到的。”两人遂相安无事。刘劭即皇帝位，改元太初，杀长沙王刘瑾等宗室多人。
俗话讲：“小不忍，则乱大谋。”人们往往不能压制自己的性情，做出对大局不利的事情，说了本不应该说的话。“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这是人们对识人难而发出的感叹。我们应牢记“慎于思考而后言出”的古训。
委屈方能求全
作为一个部门的主管，在上司把某些事故的责任推到你身上时，也必须“忍”。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工作过程中，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某件事情明明是上级领导耽误了或处理不当，可在追究责任时，上司却指责自己没有及时汇报，或汇报不准确。
在某机关就出现过这样的事。部里下达了一个关于质量检查的通知后，要求各省、市地区的有关部门届时提供必要的材料，准备汇报，并安排必要的检查。某市轻工局收到这份通知后，照例是先经过局办公室主任的手，再送交有关局长处理。这位局办公室主任看到此事比较急，当日便把通知送往主管的某局长办公室。当时，这位局长正在接电话，看见主任进来后，只是用眼睛示意一下，让他把东西放在桌上即可。于是，主任照办了。然而，就在检查小组即将到来的前一天，部里来电话告知到达日期，请安排住宿时，这位主管局长才记起此事。他气冲冲地把办公室主任叫来，一顿呵斥，批评他耽误了事。在这种情况下，这位主任深知自己并没有耽误事，真正耽误事情的正是这位主管局长自己，可他并没有反驳，而是老老实实地接受批评。事过之后，他又立即到局长办公室找出那份通知，连夜加快班、打电话、催数字，很快地把需要的材料准备齐整。这样，局长也越发看重这位忍辱负重的好主任了。
为什么他明明知道这件事不是他的责任，却又闷着头承担这个罪名呢？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这位主任知道必要的时候必须为上司背黑锅。这样，尽管眼下自己会受到一点儿损失，挨几句批评，但到头来，自己仍然会有相当大的好处。事实证明他的想法和做法是正确的。
秘书科的小李在接到一封客户的生意电报后，立即向经理作了汇报。可就在汇报的时候，经理正在与另一位客人说话。听了小李的汇报后，他只是点点头，说了声：“我知道了。”便继续与客人交谈。两天以后，经理把小李叫到了办公室，怒气冲冲地质问他为什么不把那家客户打来的生意电报告诉他，以至于耽误了一大笔交易。莫名其妙的小李本想向经理申辩几句，表示自己已经向他作了及时的汇报，只是当时他在谈话而忘了。可经理连珠炮式的指责简直使他没有插话的机会。而且，站在一旁的经理办公室主任老赵也一个劲儿地向小李做眼色，暗示她不要申辩。这就更弄得小李糊涂不解了。经理发完火后，便立即叫小李走了。一起出来的老赵告诉小李：“如果你当时向经理申辩，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听了老赵的话，小李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弄不清其中的奥秘。事情过了很久，小李才逐渐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原来，这位经理也知道小李已经向他汇报过了，也的确是他自己由于当时谈话过于兴奋而忘记了此事。但是，他可不能为此在公司里丢脸，让别人知道他渎职，耽误了公司的生意，而必须找个替罪羊，以此为自己开脱。所以，经理的发怒与其说是针对小李，还不如说是给全公司听的。但如果小李不明事理，当即据理力争，不仅不会得到经理的承认，而且很可能因此被解雇。
那么，是不是在上司错怪了自己之后，都不要去申辩呢？切不可简单地下这样的结论。如果我们仔细地分析上述例子，便可以发现，经理之所以如此责怪小李，小李之所以不能申辩，是因为事关经理自己本身。假如事情不是这样，那就另当别论了。
宰相肚里能撑船
古人说：“将军额上可跑马，宰相肚里能撑船。”这说的就是做领导的就应该宽宏大度，别因为下属犯了一些小过失而大加责罚。下属犯了错误你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时你就应该原谅他，并给他改过立功、将功补罪的机会。唯有如此，他们才会对你忠贞不贰。这一点，清朝重臣曾国藩堪称我们的楷模。
曾国藩认为，作为军中首脑，要有广阔的胸怀和容人的度量，更重要的是能够以宽容和体贴的态度去管理部下。
刘秀曾说：“我治理天下，也想行以柔术。”他对下属很少以刑杀立威。刘秀领兵攻下邯郸，杀死守将王郎以后，缴获了不少文件，其中有几千封刘秀部下给王郎的书信。这些人生怕刘秀为此惩罚他们，因此惶惶不可终日。但出乎意料，刘秀并没有那样做。他把所有的军吏集合在一起，命令把这些书信通通当众烧毁。他说：“过去敌人强大，你们当中有人办了糊涂事，我不怪你们。现在你们都可以放心了吧！”刘秀的做法确实气度不凡，让那些曾有二心的人打消了顾虑，对他感激不尽。至于部属的一些小过失，刘秀就更能抱宽容态度，不予计较。即使对有深仇大恨的人，仇家一旦幡然悔悟，将功折罪，刘秀也能既往不咎。
曾国藩在容人方面有两个楷模，其中一个就是前面提到的刘秀，另一个就是名臣韩琦。元代人吴亮说：“韩琦器量过人，性情浑厚，不搞阴谋诡计。功盖天下，地位在群臣中最高，看不到他有喜色；担负了巨大的责任，面临着难以预测的祸患，生命危险如同叠起的鸡蛋，看不到他有担忧的神色。平时怡然自乐，从不因事物扰乱而改变，生平说话从不伪饰。他为人处世，显达时，在朝廷中和士大夫交谈；退隐时，在家休息和家人交谈，都完全出于赤诚之心。有人跟从他几十年，记录韩琦的言行，反复对照研究，言行表里都很切合，没有一处有不相应的。”
曾国藩认为，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都应该以诚相待。在一般人看来，如果知道他是小人，就少和他来往。对于小人欺骗自己的事，发现了就一定要揭露它而责备小人，但曾国藩独独不这样做。他的智慧足以明察小人的欺骗行径，然而每次都忍受下来，不在神色上表露出来。这种容人的涵养比刘秀和韩琦都要更高深。
权利是争取来的
一谈到“权利”，人们往往把它同斗争联系起来。是的，权利是通过斗争而得来的。在这一方面，美国著名的企业家艾柯卡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1978年底的艾柯卡正置于破产的危险之中。为了尽快使自己的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走出困境，艾柯卡开始与一些著名厂商和国外资本家协商，希望达成合作意向。但对方都被公司严重的困境吓跑了，没有人愿意捡一个包袱背在身上。
艾柯卡又去游说银行家，希望凭借自己在汽车业的声望获得贷款，仍然没有结果。克莱斯勒似乎成了一个病势垂危的传染病患者，人们宁肯远远地躲开它。
人们常说置之死地而后生，艾柯卡也面临了这样的境地，似乎已无路可走。艾柯卡毕竟是艾柯卡，他不会轻易认输。艾柯卡突发奇想，向美国政府求助。他认为美国政府不应该袖手旁观，看着一个大企业垮掉。如果克莱斯勒破产，数以万计的雇员就会走进失业者的行列，成为政府的负担。
应该说，艾柯卡的想法实在太大胆了。对于企业经营，美国政府一向标榜自由平等竞争，盈利和亏损、发展和破产都被视为正常的市场行为。如果政府帮助某一方，那必然有违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但艾柯卡无论如何都要实现这一目标。
面对美国政府，面对国会的议员们，面对卡特总统的工作班子，艾柯卡详细解释，据理力争，毫不气馁。
艾柯卡要求美国政府借给克莱斯勒公司12亿紧急贷款，帮助公司渡过难关。因为这种处境是由石油危机的冲击造成的，政府有责任帮助自己的企业。
艾柯卡出示准确的统计资料给国会议员：如果克莱斯勒垮台倒闭，政府将为此付出27亿美元的失业救济，这是贷款数额的两倍还多。如果再计入其他方面的损失，政府将要承担的费用高达160亿美元。
艾柯卡还指出，日本汽车咄咄逼人，三大汽车公司损失惨重。如果再听任克莱斯勒破产，那么无疑会帮助日本汽车扩大市场，削弱美国汽车业的集团力量。美国政府应迅速行动，保护本国工业，而不是侈谈什么公平竞争。在国际商业竞争中，政府永远都是本国工业的保护者。
艾柯卡在据理力争的同时，也受尽了责难。记者的闪光灯包围着他，各种新闻媒体的提问、猜测、评论铺天盖地。议员们责问艾柯卡为什么把一个好端端的汽车公司搞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不去生产日本丰田那样的节油型小汽车？为什么没能预测到石油供应的突然变化、伊朗国王的突然外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