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侍从去问箕子的时候，他正在和朋友议论朝政，人人满腹心事，脸色阴沉。听了侍从的问话，箕子十分不解：“这……怎么想起问这个？”
侍从说明了情况，说：“大王记不得了，小人也记不得了，大王就让小人来问太师，说太师是一定记得的。”
箕子怔了半晌，最后才说：“你回去告诉大王，就说我喝了酒，也不记得了。”
侍从依言回去复命。
朋友问箕子：“你怎么会连日子都记不得了？”
箕子长叹一声：“度日如年，何尝不记得？只是身为一国之主，连日子都记不得了，那国家也就危在旦夕了。可是国主都不记得，下面的人也都不记得，却只有我知道，那我的危险也就要来临了。”
后来，纣王变得越发荒淫残暴，箕子多次劝谏，纣王就把他关了起来。周武王灭纣后，放出了箕子，问他如何才能得到商朝百姓的拥戴，箕子说要施仁政，多安抚。但是他自己却不愿做周朝的臣子，就远渡朝鲜，在那里建立了国家。
箕子的做法和王翦、萧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采用的是韬晦的办法，用的是柔忍的做人策略，从而保住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不做出头鸟
有很多鸟，只有一只鸟露出了它的头，别的看不见头，所以只能打那只能看见头的。因而精于厚黑的人认为，凡事好出风头的人往往成为众矢之的。
很多人并不明白在位高权重者面前显示自己的聪明智慧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枪打出头鸟，这往往只能招来杀身之祸，岳飞就是这样一位。
岳飞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少见的文武双全的儒将。曾有人把他和范仲淹并提，称赞说：文人如范仲淹，始足以讲武；武将如岳鹏举，始足以谈文。
提到岳飞之死，人们没有不归罪秦桧的。在西子湖滨岳飞的坟墓旁边，就长跪着秦桧的铁雕像，并写有一副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但实际上，岳飞的死，我们第一要骂宋高宗自毁长城，第二要从岳飞自身找原因，第三须骂秦桧这个帮凶。下面我们从岳飞和韩世忠等将领的比较来分析一下。
宋高宗自毁长城，并不是头脑发昏，而是由宋朝重文轻武的政治传统决定的。宋代吸取唐代武将拥兵自重、导致安史之乱的教训，开国后即以重文轻武为传统。北宋如此，南宋亦然。虽经靖康之祸，充分暴露出这种政策的缺点，宋高宗并不觉悟，对一般武臣反而猜忌得更厉害了。
在这种传统政策之下，像岳飞这样杰出的人才，正是当道者所特别要防备的。另一方面，岳飞不懂得在当时政治环境下知非不处的策略，处处为宋高宗所不容。岳飞将屈死是当时必然的结果，因为他不自觉地身处“举世皆醉唯我独醒”的危险之中。
岳飞不贪财。宋代的将领，很少有不贪财的，特别是南宋初年的大将们，差不多个个都贪财，只有岳飞是例外。宋高宗经常纵容诸将贪财，奖励诸将贪财，用意就在于使诸将腐化而丧失在政治上进取的志向。
当时贪财已成为风气，就连名将韩世忠也未能免俗。
韩世忠被罢官之后，闭门谢客，绝口不再谈打仗的事。他常常骑着驴、饮着酒，后面跟着一两个童仆，在西湖一带游乐，并找人商议购买新淦县的官田营利。宋高宗闻之大喜，就把这片田赐给他，并御笔亲书，给他的村庄起名叫旌忠。
每个看到这一幕的人都会心微笑，因为每个人都明白韩世忠的买田的用意：高宗不能与英雄豪杰推心置腹，深疑诸将有野心，有功之臣如果不能顺从他的心意，就难免招致杀身之祸。
岳飞死后被抄家，仅有现金一百余串，其他布帛粟麦等项，合计不过值九千余串钱。带兵多年，家产只有这一点，与同时代诸将真有天渊之别。
宋高宗曾要为岳飞营建私第，他辞谢说：“敌未灭，何以家为！”美人金屋，丝毫不在他的念中，志趣之高远，可以想见。一个不贪财而且不好色的人，越发使宋高宗感觉到难以驾驭了。这当然又构成了岳飞的危机之一。
岳飞得民心。他治军非常严厉，他的军队纪律极好。如果路过某地不得已借住民房，第二天一定要先替房主把门宇打扫干净，盆碗洗涤停当才动身走。有一次，他部队的一个士兵取用民间一缕麻来束马革，他立刻把这兵士斩首示众，毫不姑息。他军中有“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口号，真可谓秋毫无犯了。所以在他死后，金使刘陶来访，还向宋朝官员称赞他的军队的纪律。但这又能怎样呢？岳飞还是因“莫须有”的罪名而入狱冤死。
临危隐退
宗吾先生的厚黑讲究一个“隐”字，并非常人所知的“避世隐居”、“隐退回避”，而是一种进攻的手段。之所以要“隐”，最主要的功能是躲避小人的陷害。
也许有人认为，对于小人，我可以“敬鬼神而远之”。宗吾先生认为，这只能是说说而已。小人之所以被称为小人，就是因为人品差，气量小，不择手段、损人利己之恶徒。谁都不愿意与小人打交道，可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又总不可避免地会碰到小人。因为那些生活在我们身边的鼠辈小人，他们的眼睛牢牢地盯着我们周围所有大大小小的利益，随时准备多捞一份。为此甚至不惜一切代价用各种手段来算计别人，真是令人防不胜防，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在背后给你一刀。
战国时期的商鞅便因不懂厚黑“隐”字诀，英雄一世，最后却落了个五马分尸的下场。商鞅本来是卫国人，来到秦国后，通过宠臣景监的荐举，秦孝公多次同商鞅长谈，发现商鞅是个难得的治国奇才，便“以卫鞍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秦孝公是一位奋发有为的君主，商鞅提出的一整套富国强兵的办法，也正好符合他的愿望。
然而，正当商鞅在秦国功勋卓著的时候，他的心情却反而感到孤寂和迷惘。于是，他去请教一个名叫赵良的隐士。他对赵良说：“秦国原本和戎狄相似，我通过移风易俗加以改正，让人们父子有序、男女有别。这咸阳都城，也由我一手建造，我的功劳能不能赶上从前的百里奚呢？”
赵良直率地说：“百里奚一得到信任，就劝秦穆公请赛叔出来做国相，自己甘当副手；你却大权独揽，从来没有推荐过贤人。百里奚在位六七年，三次平定了晋国的内乱，又帮他们立了新君，天下人无不折服，老百姓安居乐业；而你呢，犯了轻罪，反而要用重罚，简直把百姓当成了奴隶。百里奚出门从不乘车，热天也不打伞盖，平时很随便地和大家交谈，根本不要大队警卫保护；而你每次出外都是车马几十辆，卫兵一大群，前呼后拥，老百姓吓得唯恐躲闪不及。你的身边还得跟着无数的贴身保镖，没有这些，你敢挪动半步吗？百里奚死后，全国百姓无不落泪，就好像死了亲生父亲一样，小孩子不再歌唱，舂米的也不再喊着号子干活，这是人们自觉自愿地敬重他；你却一味杀罚，就连太子的老师都被你割了鼻子。一旦主公去世，我担心有不少人要起来收拾你，你还指望做秦国的第二个百里奚，岂非可笑？为你着想，不如及早交出商于之地，退隐山野，说不定还能终老林泉。不然的话，你的败亡将指日可待。”
但是商鞅不听赵良的规劝，没有“退隐山野”。秦孝公死后，太子即位，是为秦惠王。公子虔等人立即诬告“商君欲反”，并派人去逮捕商鞅。商鞅走投无路，最后只好回到自己的封地商邑，秦发兵攻打，商鞅被杀于渑池。秦惠王连死后的商鞅也不放过，除了把商鞅五马分尸外，还株连九族。
小人是琢磨别人的专家，敢于为芝麻大小的恩怨付出一切代价，因此在为人处世中如何与小人打交道，还真得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才行。怎么办呢？宗吾先生说：如果你不想把自己降低到与小人同等的地步，也不想与小人两败俱伤的话，那就把脸皮磨厚点，或者睁只眼闭只眼，不理了事。一句话，别得罪小人。而如何才能做到不得罪“小人”呢？那就要学习“隐”字诀。
商鞅本来也算得上是个厚黑之士，黑起来甚至连太子老师的鼻子都敢割掉，可他却没学好厚黑“隐”字诀，最后落得自寻死路。
能屈能伸
人们常用“人洞能钻，狗洞能爬”来形容厚黑者，毫无疑问，能屈能伸是成事大智慧。
春秋时期，南方的吴国和越国经常打仗。吴王夫差的父亲死在越军的箭下，为了给父亲报仇，夫差苦练了两年多的兵，终于亲自率兵打败了越国军队。
越国国君勾践派大臣文种去向夫差求和，愿意投降；同时又遣人暗地贿赂夫差的大臣伯，请他在夫差面前讲情。结果夫差答应了越国的求和，但是要勾践到吴国做奴仆。
勾践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文种，自己带着夫人到了吴国。夫差让他们住在他父亲坟墓旁的石屋里，给他喂马。勾践非常顺从，不但喂马，夫差坐车出门，他给夫差牵马；夫差病了，他亲自侍奉，非常周到。这样过了两年，夫差认为勾践真心归顺了他，就放他们回越国了。
勾践回国后，立志报仇雪耻。他生怕安逸的生活消磨了斗志，就用千柴草当褥子，还在吃饭的地方挂了一个苦胆。每逢饭前，先尝尝苦胆的味道，同时问自己：“你忘记耻辱了吗？”这就是历史上的“卧薪尝胆”。勾践亲自参加耕种，他的夫人织布，以此鼓舞百姓勤劳耕作；他改革内政，发展生产，积蓄力量，好让自己的国家变成强国，不再受欺负。
此时的夫差骄傲极了。勾践为了麻痹他，经常给他进贡财宝，还选了一个叫西施的绝色美人献给他。夫差非常满意，极其宠爱西施，而对勾践完全丧失了警觉。他手下的大将伍子胥屡次劝他，他不但不听，反而讨厌伍子胥，最后干脆派人给伍子胥送去一把宝剑，逼迫伍子胥自杀了。
又过了几年，越国暗中强大起来，勾践见时机成熟，就向吴国大举进攻，夫差被逼得走投无路。这时才想起伍子胥的劝告，简直后悔至极。他说：“我没有脸去见伍子胥。”就用衣服遮住自己的脸，自杀身亡了。
越王勾践如没有当年的尺蠖之屈，就只能为夫差所杀，绝不会有后来的兴越灭吴；韩信能忍胯下之辱，才在后来贵为王侯；刘备于艰难时寄身曹营，才有后来的三分天下。俗话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就是这个意思。
心怀大志的人，始终注视着远大的目标，从不计较一时的荣辱，不在乎小人或政敌的挑衅。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情势下，切不可意气用事、硬打硬拼，而应以理智控制自己，以机智战胜对手。
忍是大智，小忍得来的是大谋，历代谋臣皆善此道。唐代名臣郭子仪是四朝红人，权倾朝野。他为官的诀窍就在于忍和慎。
鱼朝恩是皇帝身边的宦官，此人虽无才，但会溜须拍马，所以得到皇帝宠幸。他对郭子仪的才干和权势十分妒忌，曾多次在皇帝面前打小报告，诽谤攻击郭子仪，却没有成功，愤怒之下，竟暗中指使人盗郭家的祖坟。
郭子仪知道这是鱼朝恩的卑劣伎俩。当时他身任天下兵马大元帅，手握重兵，一举手、一投足，都关系着大唐帝国的兴亡，连皇帝都敬让他三分，要除掉一个鱼朝恩，真可谓不费吹灰之力。可当他从前线返回朝廷时，却对皇帝说：“……我家祖坟被掘，这是臣不忠不孝，获罪于上天的结果，并不是他人故意破坏。”
在中国祖坟被挖，历来被视为奇耻大辱，而郭子仪却能隐忍不发，足见他气度之大。也正因为他能屈能伸，能忍能让，他才能在那个奸佞横行、国君昏弱的时代，逢凶化吉，渡过一次又一次政治险滩，享尽富贵，最后安然辞世。
打掉牙和血吞
自古以来，厚黑者就用“忍”以谋生存，在自己羽翼未丰、战机未到之时，隐瞒自己的真实意图，从而保存自己，以谋发展。
刘秀是汉朝宗室后裔。虽说祖上是南阳豪族，但到他这一代已破落了。王莽当皇帝时，刘秀还是个少年。20岁那年前后，刘秀走上社会，先是到太学学习，结交了一批朋友。直到身边的盘缠用尽，刘秀才回到家乡。无奈他大哥手下的人打家劫舍，牵连到他，使他莫名其妙地在牢里吃了一桩冤枉官司。
刘秀出狱后不久，他的老乡李通、李轶兄弟找到他，给他看一条神秘的谶语：“刘氏当兴，李氏为辅”。谶语在当时的社会有一定的神秘性、权威性。刘秀早就看出这个社会已又面临着一场震荡的考验，这正是重建汉室的好机会。于是，在和李氏兄弟商议之后，征得大哥的支持后，便纠集了一批人分别在新野、宛县举兵。然后，他们找到了新市、平林农民起义势力的将领王凤、陈牧等人，两支队伍实现了联合。
由于王莽政权大失人心，人们又把重建汉室作为奋斗目标。这支队伍建立起来，也希望能推举一个姓刘的当皇帝。按功劳、能力而论，刘秀的大哥最有资格当选，可是新市、平林那些农民军将领们并不希望找一位有能力的人来做皇帝。由于他们势力大，最终让另一位宗室、能力平庸的更始将军刘玄当了这支队伍的皇帝。
接着，刘秀成功地指挥了一场极其漂亮的以少胜多的战役——昆阳大战。按理说，这场战役扭转了反莽势力军事斗争的被动局面，把王莽官军的主力消灭殆尽，刘氏兄弟理应受到重用。可是，刘玄和几位农民领袖竟把刘秀的大哥给杀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噩耗，刘秀表现得极其冷静。他知道这时他的命运还操纵在人家手里，还不是报仇的时候。所以当他回到宛城后，在刘玄面前连称自己有罪，说是自己没有劝导哥哥，以致犯下死罪。新市、平林那班将领本来估计刘秀会来报仇，想趁机把他也杀了，没想到他前来请罪后便不再说什么。别人来劝慰刘秀时，他也口口声声只说自己有罪，丝毫不提他在昆阳大战中立下的战功。
刘秀简单地料理了大哥的丧事，言谈、举止和平时一样。白天对人谈笑风生，夜里却暗中饮泣，把大半个枕头都哭湿了。他手下的冯异有一次看到了这个秘密，劝他节哀，他仍说：“不许胡言。”幸而冯异对他确是一片真心，他向刘秀分析刘玄政权已完全失去人心，如果能另拉一支队伍，大业必成。
机会终于来了。刘玄想派一个有能力的大将去河北扩充势力，宗亲刘赐建议让刘秀去。本来刘玄等人对此并不放心，但经刘赐鼎力说服，刘玄等人最终同意刘秀被派往河北。
果然，刘秀一到河北一带，如鱼得水。他每到一地，都以汉朝重建者的身份广揽人心，同时广泛搜罗大小官吏，任用贤士，释放囚犯，因而大得人心，从而展开了中兴汉室的宏图大业。
假如刘秀在大哥被杀后，不采取韬光养晦、委曲求全的策略，他的结局绝不会比他大哥好多少。正是由于刘秀在突发事件面前处变不惊，以韬晦之计保全自己，耐心等待时机，才赢得了重展宏图、再建汉朝的机会。
夹起尾巴做人
在厚黑者看来，“夹起尾巴做人”，也就是将自己的真正志向和动机隐藏起来，谨言慎行，以谦恭的态度来对待他人。
夹起尾巴做人，有双重功能。从消极的角度看，它具有抵挡外来侵害，保护自己的功能。
生逢乱世的魏晋名士阮籍，很善于运用“夹尾巴”心术保全自己。
魏晋时期，政权交替频繁，社会动荡不安。许多有名的读书人都遭杀身之祸。为此，阮籍一心饮酒，全然不问政事。司马昭曾想为儿子司马贵向阮籍求婚，阮籍一醉60天，司马昭因为无法和他讲话而作罢。钟会几次去征求他对时局的意见想以此罗织他的罪名，阮籍居然因为大醉不作回答，最终得以免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