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幅图景中，引人注目的是，亚里士多德采用了一种多么积极的视角来观察他身边的年轻人。在承认这些冲动性的同时，亚里士多德还把它们归因于青少年许多非常令人满意的特质——从信任到乐观，到自愿，再到接受社会规则。青少年的这些特质在当前社会实在是太缺乏了。甚至，当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向后推移1500多年，我们会发现莎士比亚更像是在欣赏青少年的天真和激情，而不是抱怨他们的冲动。我们也不曾找到像“玩世不恭、被动愚钝、令人焦虑、持续依赖”等这些令当下的青少年感到烦恼的描述。就这一点而言，历史经验不但没能让我们摆脱困境，而且告诉我们，青少年的那些让我们倍感烦恼的问题并非是难以避免的，反而可能是我们当下社会一种独特的令人遗憾的副产品。
●一位父亲的偏见
在1950年那本错误地引用苏格拉底的教科书出版之前，人们似乎已经开始记录青少年对那些既没有挑战又普通的事情的反应。这可以追溯到1904年，斯坦利？霍尔（G.Stanley Hall）出版了《青春期》（Adolescenc e）一书，这或许是最经典的一部 关于青少年的著作。这个杰出的但不随和的人，后来被称为“当代青少年之父”。霍尔环顾四周，发现了一个青少年胡作非为的世界。在工业革命期间，青少年涌入大大小小的城市去寻找工作，但他们通常成为无业游民，或加入犯罪团伙，逐步地控制了很多城市的大街小巷，很可能也包括霍尔所居住的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城。在霍尔的书中，他形象生动地描述了青少年在自身激素泛滥的驱动下，与权威发生冲突，甚至经常会作出一些令人厌恶的行为。霍尔首次对青春期行为作出了以大脑为基础的现代意义上的解释。
虽然霍尔在很多方面是富有远见的，但他的这种视角可能会像虚假引用苏格拉底的话一样对我们产生很大的误导。那时，霍尔描述了“激素泛滥”能够对青少年大脑和行为的消极影响，这个新奇的论点缺乏事实依据的支持。事实上，之后几百年的研究发现，青少年的激素与他们那些最常见的而又让人烦恼的特质之间没有本质的联系。的确，虽然人们已经发现激素对行为有一定的影响（我们一致认为这种影响是很小的），然而，我们发现，在我们所关心的行为中，大部分都与激素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特别是对于15岁之前的那些青春期刚刚开始而且还要持续很长时间的孩子而言。例如，大多数成年人有不同程度的性激素水平，这种水平不亚于最不稳定的青春期中早期的激素水平。但是，正如虚假地引用苏格拉底一样，这项研究所揭示的现实状况不会像霍尔的观点那么有魅力。青少年的问题能够通过他们的生理机能加以解释，实际上这种观点对公众是有吸引力的。然而，很多成年人并不认为青少年的行为与激素泛滥有关。那么，当关于激素的研究没能如我们所愿地给出答案的时候，我们已经敏锐地把目光转移到新兴的大脑研究上来。
●无尽的治疗
治疗专家都接受过专门的训练，他们至少能处理短期的沉默。在山姆的案例中，我很幸运我曾接受过这种训练。在对话中，沉默30秒是非常明显的。一分钟的沉默几乎会让每个人都感到不舒服，虽然治疗专家有时对此早有预期。但是，在第一次与山姆的谈话时，她沉默了15分钟，这让我感到有点不知所措。
“你不确定自己是否愿意跟我交谈。”“你现在仅仅是想保持安静。”
“你可能会因为被迫来到这里而感到愤怒。”
我很快就用尽了所有常用的方法。随后，我再次使用这些方法，并尽可能地对这些方法进行创新。我再一次收到了同样的回答：没什么。
会谈一次接着一次，这种沉默持续了几个星期。山姆所在的避难所报告说，她依然在那里保持沉默。每个人都认为，山姆似乎陷入了深深的困扰和苦恼。许多成年人，也包括我在内，反复地尝试着与山姆进行接触，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被拒绝了。我们都想知道，为什么她的行为会如此荒诞？作为山姆的治疗师，这个特殊的问题对我而言，是怎样才能帮助一个甚至连话都坚决不肯跟你说的人？面对山姆，与其说我发现了无尽的青春期，倒不如说我发现了无止境的治疗过程。
虽然大多数成年人倾向于认为，青少年的行为是率直的，而且大部分是难以控制的，但是，我和山姆以及另外一些青少年的经历使我理解了他们作出这些行为的原因。青少年的行为可能是令人愤怒的、难以理解的，而且是固执倔强的。面对一拨接着一拨的挑战，大部 分父母试图找到任何可能合理的解释，越宽泛的、听起来越客观的解释，越容易被接受。其实，青少年父母这么做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这些情况设下了一个危险的陷阱。
那些从虚假地引用苏格拉底而得到的，以及从斯坦利？霍尔有影响力的研究中得到的内容，如今已在现代化的大脑研究中得到了通俗而具体的解释。青少年父母太过迫切地想知道青春期的孩子为什么这么令人厌烦，以至于无暇去理解他们。的确，青少年看起来与成年人有所不同，他们会以不一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除非脑科学家告诉我们其中的原因，否则我们仍会感到不安。
然而，我最近在一次全国性的会议上，听取了研究青少年大脑发育的世界顶级专家座谈介绍他们的工作进展，他们在提出自己主张时那种极为谦逊的态度让我备受触动。“目前，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所观察到的大部分的大脑变化是如何真正影响行为的。”这是经常重复使用的一句话，随后我们通常会听到，“我们需要不断地澄清，我们并没有说我们的研究结果能够解释青少年所有的问题行为。”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热衷于自己的研究，然而从他们免责声明的频率来看，很明显，这些专家唯恐他们的研究被错误地用来支持大众媒体所发布的信息。这些信息将大脑的不成熟作为青少年所有问题行为的根源。为了自己的名誉，他们对此进行着顽强的抵制。然而，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那些超出我们了解范围的信息，似乎与揭露“激素泛滥理论”和“苏格拉底的引用”一样，不受人们待见。
●在无尽的青春期之前
大脑研究者对于他们的研究成果进行严格地限定，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学术态度太过严谨。事实上，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以及其他形式的不良行为与青少年的年龄并没有什么关系，这方面的证据是有力的。例如，人类学家爱丽丝？施莱格尔（Alice Schlegel）和赫伯特？巴里（Herbert Barry）曾经开展了一项详尽的而又意义深远的研究。他们以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青少年为研究对象，从赫鲁晓夫时代的俄罗斯乡村到伊拉克东北部 的库尔德人，他们对来自186种前工业社会青少年的交谈和描述进行评估。如果在其他文化背景和时代下的青少年中没有发现这些普遍的不良行为，那么对于用大脑和激素来解释这些行为而言，这将意味着什么呢？这恰恰是施莱格尔和巴里在呈现其研究结果时所感到为难的。
施莱格尔和巴里发现，在所调查的一半以上的社会形态中，几乎不存在青少年违法犯罪现象。在这些社会形态中，当个别的年轻人作出某些让人讨厌的行为时，他们会被看作另类的，而不是典型的。实际上，在很多社会形态的语言中，甚至不存在“行为不良”这个词语。在他们的词典中，青少年违法犯罪和老年人违法犯罪都是不存在的。特别是，这些社会形态中的青少年往往会很快融入成年人世界。他们与成年人一起工作，与成年人进行社交，而且他们参加成年人的宗教仪式。当青少年要为社区完成特殊任务时，他们才会被按照同龄人进行分组，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感到自豪的。在这些社会形态中，成年期迅速到来，行为不良现象并不存在，就像几代人之前我们这个社会中的情况一样。
事实上，对于“无尽的青春期与青少年的生物学基础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一观点，我们甚至不必通过外国的社会形态来加以理解。看看几代人之前我们这个社会中的情况，我们就会非常清楚青少年独立活动的潜力有多大。例如，历史学家乔？克特（Joe Kett）描述了一位中等收入的年轻人的生活。这位年轻人名叫威廉？奥特（William Otter），1803年，他与一艘商船签约。他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不幸遭遇了海难，后来他被征召进入英国海军，随后又私逃到纽约，在那里成了一名学徒。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他16岁那年。苏珊？赫尔（Susan Hull）曾写过一套全书《联邦娃娃兵》（Boy Soldiers of the Confederac y），书中描写了青少年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杰出成就，在这些青少年中，很多只有13岁。我那伟大的曾祖父就是在17岁时离开家乡和亲人，扬帆远航来到美国开始了新的生活。他在这片新的土地上，说着新的语言，完全独立地生活着。他是非同寻常的，埃利斯岛的花名册就是极好的佐证。很明显，这些青少年有独立生存和发展的潜力，而且他们将这种潜力发挥了出来。
考虑到营养和教育的作用，如果说过去和现在有什么区别的话，在大脑发育方面，过去的这些青少年或许不如现在的青少年成熟。当然，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激素的发展并没有发生。如果我们想把青少年的依赖、固执、玩世不恭和消极被动归咎于他们的大脑，那么从世界范围内和整个历史上来看，将会有很多鲜明的反例来反驳我们的观点。
●基本归因错误
从整个历史上来看，如果很少有证据能够表明青少年行为和我们所认为的原因有关，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轻易地相信它们，这么执著地坚持它们呢？
虚假地引用苏格拉底、现代青少年大脑（teen brain）一书，以及斯坦利？霍尔新颖的论点不断地盛行着。从这些现象来看，我们很难否认这个结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希望把青少年行为，特别是我们不喜欢的行为，归咎于一些与生俱来的身体上的原因。与山姆的经历无疑让我愿意这么做，而她带给我的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一个人对青少年行为的愤怒程度能够影响他对青少年的判断。实际上，从教科书的作者到有权威的理论家，这些令人不安的行为几乎能够扭曲每一个人的判断，这可能不足为奇。
当然，探究那些导致混乱行为发生的身体缺陷，并非开始抑或结束于青春期。纵观人类历史，主流社会边缘的各种群体，通常会发现他们自己成了这种探究所关注的焦点。几个世纪以来，从19世纪移民到美国的人到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再到美国的奴隶，学术作品将各种各样的少数群体中那些令人厌烦的问题归咎于他们先天的身体缺陷。甚至就在最近，女性满足男性职场需求的能力受到了质疑，理由是她们可能有先天的认知和情感局限。
这种带有蔑视色彩的倾向在人类理解行为的方式中非常典型，心理学家将其命名为“基本归因错误”。人类似乎有一种强烈的持久偏见，我们愿意把行为归因到个体的先天品质，即便客观证据极为充分地表明人们所处的环境在塑造着他们的行为。从大的方面来讲，我们把罪恶归咎于竞争国家的本质；从小的方面来讲，我们没有意识到，配偶的急脾气所折射出的不只是这个潜在的不良倾向，可能更多的是因为她们经历了糟糕的一天，或者是因为我们没有洗餐具。如果我们把这种偏见用于那些缺乏社会地位的群体，或者那些不能清楚地表达环境对他们的影响有多大的群体，比如青少年群体，那么这种偏见就变得极为固执，极为危险。
大多数父母会告诉你，在那些为数不多的能让他们感到舒服的观念中，青少年大脑不成熟这一观念就是其中之一。“至少，我可以不用认为都是我的错。”一位家长这样告诉我们。然而，这种观念也把青少年和他们的父母一起锁在了被动性和低期待的牢笼里。如果不良的行为都是由充满激素的大脑所驱动的，那么家长还有什么选择的余地来让情况得到改善呢？青少年对自己还有什么其他可以期待的呢？这种观念会成为一种强大的禁锢，以至于我们会放弃逃离无尽的青春期的想法。
斯坦利？霍尔没能免于这种奇特的人类无知的表达方式。实际上，如果他更仔细地观察书中所描写的那些青少年所处的环境，他会发现，青少年那些混乱行为的大量增长与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呈正相关。义务教育年限的提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着青少年的经验。多年以来，青少年发生了根本上的改变，过去的青少年比现在的青少年表现得更加成熟。这一点潜在的危险可能像无尽青春期牢笼里的一包炸药一样。一旦我们承认了这一点，我们还必须认识到青少年的不良行为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们的大脑和激素。虽然我曾经可能否认过这一点，但最终我需要为山姆的行为找到另外一种解释。
●自主性挑战
我开始担心与山姆每周一次的谈话。在这样的谈话中，50分钟的时间似乎太长了。古谚语说，黎明前是最黑暗的！然而，具有讽刺性的是，当我感觉到状况已经达到了最低点时，却变得更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