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多年的研究发现，当青少年的父母采用这种谈判方式的时候，结果往往比原来要好。例如，我们曾开展了一项长期的研究来观察青春期的同伴关系，那些采用了这种方式的父母，他们的青少年子女通常会被认为是同龄人中最有社交能力的。同样地，我和同事的研究都发现，这种方式还能提高青少年的学业成绩。教会青少年像成年人那样进行谈判，同时也尊重父母最终作出的决定，这么做会带来很多益处。
我们让青少年的父母遵循的原则非常简单：自由总是需要争取的。一旦沿着这条路径走下去，很多路径就敞开了，紧张的谈判往往会变得不再那么有个性，而更多地建立在成年人客观现实的基础上。权利的实现不再是因为父母的心血来潮，或者因为其他青少年享有这样的权利，而是基于能够熟练地完成成年人的任务。学校被看作成年人职业的试验田，然而学校有时候是很无聊的（实际上很频繁，但稍后我们就适应了），工作有时候也是这样的。有一次，我在做招聘面试的时候，一位从未接触过该职业的大学毕业生问我：“我会感到无聊吗？”我们需要处理好家务活、家庭作业以及类似的任务，因为成年以后，像支付账单、缴纳税金、记住工作的截止日期等类似的任务是几乎不允许犯错误的。成年人需要学会管理他们的任务，青春期的利益风险是相对较低的，这为青少年提供了一个获得实践经验的机会。想要获得像成年人一样的待遇，就要学会像成年人那样活动。
●脚手架
我们所描述的父母教育子女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巧妙的原则，这一原则在青少年群体中已有所研究，但尚未大量地应用于青少年群体。这一原则叫作“脚手架”。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列夫？维果斯基（Lev Vygotsky）提出来的，他是20世纪初苏联的一名极具创造性的发展心理学家。他力图改变那种固有的以青少年年龄为标准的限制。当然，维果斯基注意到，如果成年人能够为青少年提供“脚手架”的支持，他们通常能够应对一些远远超出其年龄范围的复杂任务。就像高楼大厦的建筑工地周围的“脚手架”一样，维果斯基的观点是，成年人也可以为青少年提供足够的支持，让他们通过努力达到一种本难以实现的高度。
我们怎样才能做到既用成年人的思维来理解青少年，又能认识到他们还不够成熟。对于这一问题，“脚手架”或许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例如，从在生死攸关的医疗环境中工作到凌晨4点的宵禁时间，我们很容易想象，在这样的环境中青少年很有可能作出不成熟的行为，甚至引发灾难性的后果。按照“加减5”的原则，有时甚至有很多合适的任务是青少年所力不能及的。但是，通过合适的引导、限制、安全网和支持，或者说通过运用“脚手架”，这些任务青少年几乎是都能做到的。也就是说，我们严重低估了青少年的能力，这使得他们没能得到适当的对待。
那么，在实际行动中这个原则怎么发挥作用呢？为了找到答案，让我们回到第3章中提到的关于青少年驾驶的争论。我们的经验表明，与我们交谈过的绝大部 分青少年父母都会意识到，青少年迫切地渴望能够更早地驾驶。实际上，青少年父母也怀疑我们是否真正认识到了其中的风险？答案是，我们充分地认识到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赞成以下观点：尝试着在更多“脚手架”的帮助下，更早地给青少年一些许可。为了避免我们的观点在青少年父母中引起任何恐慌，让我们来解释一下我们想要表达的意思。
不久之前，我与研究青少年驾驶的同事进行了讨论，结果发现有一种解决方案是我们一致认同的。这一解决方案就是“脚手架”。“分级许可”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得到了应用，我们也相信，因为良好的效果，这一方案的应用范围将进一步扩展。在这一方案中，青少年首先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在有成年人陪同的情况下练习驾驶。这么做是为了借助一个有见识的成年人的丰富经验（以及另外一双眼睛）让青少年增加驾驶经验。很明显，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青少年驾驶的意外伤害率高得惊人，然而，以成年人陪同作为限制条件，青少年驾驶的意外伤害率看起来与年长的、经验丰富的驾驶员的意外伤害率很接近。我们仅仅是想让青少年更早一点地接触驾驶，延长他们积累驾驶经验的时间。
我们可以采用“分级许可”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然而，青少年家长未必总是能够充分利用这个方法。例如，在弗吉尼亚州，一个青少年需要在有成年人陪同的情况下驾驶40个小时以上，还需要超过9个月的学习才能够得到独自驾驶的许可。但是，我们的经验表明，很多家长不愿意花费时间来陪同孩子练习驾驶。当然，家长偶尔会允许青少年驾驶，但往往不允许他们独自驾驶。当我们经历了这一过程，我们理解了这其中的诱惑。因为家长开车更容易一些：压力更小，更快，而且理论上更安全。这里存在一个门槛效应。在青少年成为行家里手之前，我们不希望他们进行更加复杂的驾驶；而我们的日常生活通常又不能提供一些很适当的机会，使得青少年能够获得这项技能。虽然没有坚实的数据支持，但是日常观察给我们的感觉是，很多家长填写了监督青少年驾驶40小时的记录表，但他们在车上陪同青少年驾驶的时间远远不够。
那么，为什么不能开始得早一点，让青少年在父母陪同下的驾驶时间更长一点呢？当然，青少年15岁之前应该在后座乘车的观点，给我们方案的实施造成了一些阻碍。但是不久之前，14岁的青少年可以坐在汽车的任何一个座位上，这是更不安全的。当然，如果我们使用“脚手架”原则来模拟这个情境，道路会变得更加畅通。假如在天气好的白天，路况较好且不拥堵的时候，15岁的青少年（甚至更年轻的青少年）在父母的陪同下驾驶，情况会是怎样呢？在真正颁发驾驶执照之前，我们可以在这种压力较小的情况下逐渐地增加青少年的驾驶经验。我们的经验表明，在父母陪同的情况下，青少年经过充足地练习，很多良好的驾驶习惯变得根深蒂固，很多罕见的危险得到了控制。因此，这不仅能够减轻青少年对风险的认识不足，同时也能保证他们的安全。我们并不是说青少年应该比现在更早地获得自由驾驶的许可，我们只是想说，这种方式可能会让青少年做更充足的准备来迎接这些许可的到来。
事实上，情绪上的“脚手架”同样重要。为了独立，青少年非常需要成年人的支持、鼓励，甚至是在他们承担一项又一项的新任务时为他们欢呼助威。学习去完成成年人的任务，不仅是认知上的挑战，同样是情绪上的努力，有时甚至能让一些有能力的青少年失去勇气。与之密切相关的是，在这种环境下，社会支持是让青少年振作起来、充分发挥潜力的重要因素。在第7章中，我们将详细地探讨能够为青少年提供良好支持的关系类型。但是现在，我们仅仅是想解释清楚，青少年所需要的“脚手架”不仅仅是方法上的，也是情绪上的。
在日常生活中，“脚手架”的例子不胜枚举。的确，如果没有“脚手架”，我们的“用成年人的思维来看待青少年”的原则将无法应用。如果农场主没有花费时间向埃伦准确地演示她需要做什么，在她前几次做的时候没有仔细地检查她的肩膀，那么埃伦可能就应付不了马场的工作。如果成年人不愿意帮助青年行动项目中的年轻人设置一个合理的、可行的建筑改造计划，并且一直给予他们引导和培训，那么这些年轻人将一事无成。正是因为山姆需要并且采用了我们的治疗式互动，才能够充分克服她愤怒的冲动，看到在她前方通往成年和自由的路径。如果没有我们的帮助，安东尼奥将仍然需要宵禁的限制以确保他的安全。
断定每个这样的年轻人都没有对他们将要承担的任务做好准备，或者仅仅纠结于该如何回应青少年那些“内在的孩子”般的不成熟的咆哮，而不去考虑按照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派发任务，这么做都太过轻率了。提高对青少年的期待、愿意看到“减5岁”的行为和“加5岁”的潜能、伴随着一些“脚手架”的支持，把以上三点结合起来，我们就能够让青少年显露出他们最好的一面。这引出了关于青少年和他们的父母逃离青春期烦恼的又一个窍门：只要有足够的支持，一切皆有可能！几代人以前，除了采用这种方式来对待青少年，我们别无选择。极少有家庭能够负担得起漫长的青春期，因此，家长很自然地把14岁的青少年看作能够承担起成年人任务、担负起成年人责任的个体。总的来说，那些青少年处理得相当合理。令人高兴的是，如果采取类似的态度，我们能够使现在的青少年更好、更快地发展为成年人。或许还会发现，我们通常会很享受那些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光。
一个在孩子中的成年人将长期是一个
孩子。
一个在成年人中的孩子将很快变成一个成年人。
——托马斯.富勒，173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