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岐黄之道”指中医理论
如明·赵献可《医贯》卷一“玄元肤论·阴阳”篇曰：“然生而老，病而死，人所以不能免，但其间有寿夭长短之差，此岐黄之道所由始”。清·吴达《医学求是》“救弊琐言”篇曰：“至论医术……是医道中英贤辈出，岐黄之道自此昌明”。程文囿《医述》自序又曰：“岐黄之道，至此亦可谓粲然矣乎”等。
10“岐黄理”指中医理论
如日本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卷五十一“方论”曰：“父幼自精岐黄理，辑有《苍生司命》”等。
11“岐黄家”指中医生、中医学家
如明·胡慎柔《慎柔五书》“提要”曰：“予时习岐黄家十余年……。”吴尚默校辑《丹溪手镜》序曰：“居常每遇岐黄家，抵掌医术……”。清·何梦瑶《医碥》自序曰：“爰取少日所诵岐黄家言，芟其繁芜，疏其湮郁，参以已见……”。袁枚《徐灵胎先生传》曰：“其用药也，神施鬼没，斩关夺隘，如周亚夫之军从天而下，诸岐黄家目瞠心骇……”。赵学敏《串雅内编》原序曰：“予幼嗜岐黄家言……”。吴达《医学求是》跋又曰：“乃知先生于岐黄家言，无所不览”等。
12“岐黄书”既泛指中医书，又专作中医一书名
如清·程国彭《医学心悟》序曰：“乃以家贫善养为务，间取岐黄书，寻绎往复”。程文囿《医述》卷十五“痘疹精华·痘科纲领”下“热”引《岐黄书》等。
13“岐黄业”指中医行业
如日本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卷十九“诊法”曰：“余于是投举于笔，专岐黄业”等。
14“岐黄之学”、“岐黄学”指中医学
如明·黄宗羲《张景岳传》曰：“《类经》明岐黄之学……”。清·沈德潜《叶香岩传》曰：“君少从师受经书，阳生翁授以岐黄学”。日本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卷六十五“方论”又曰：“予……稍长以先孺人寐疾，从事岐黄之学”等。
15“岐黄之论”指中医理论
如日本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卷十三“方论”曰：“盖岐黄之论，为典谟以上之书，古奥幽深”等。
16“轩岐之室”指中医行业
如清·吴达《医学求是》自序曰：“盖医学源于轩岐之室，仲景之堂……”等。
17“轩岐之经”指中医理论
如元·王好古《此事难知》自序曰：“人徒见是书为伤寒之法，而不知上合轩岐之经……”等。
18“轩岐之奥”、“轩岐之壶奥”指《内经》理论
如清·吴瑭《温病条辨》序曰：“后汉张仲景著《伤寒论》，发明轩岐之奥旨……”。“东汉长沙而外，能经窥轩岐之壶奥者，指不多屈”等。
（2003年在庆城县召开的甘肃省岐伯中医学术研讨会议上大会交流，指导：谢君国）
七、学习《黄帝内经》防范医疗纠纷
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经典著作，是中医学理论与防治疾病技术的渊源。该书含《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其内容几乎涉及中国传统医学基础理论的各个方面，从人体生理解剖、病因病机，到疾病诊断、治疗、预防等，可以说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次大总结，两千多年来一直有效指导着历代医家的临床实践。兹结合学习，就《黄帝内经》对医疗纠纷防范方面的贡献浅谈如下。
1医疗纠纷现状及成因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迅猛发展，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健康意识、法制观念的逐步增强，人们对医疗服务的质量有了更新、更高的要求。特别是近10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医疗卫生事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医院虽在提高服务质量、满足病人需求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医患双方在提供服务和满意服务上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医疗纠纷越来越呈现上升趋势，严重影响了医院工作的正常秩序及人们的正常生活，个别医院还出现医务人员被打伤、致残，甚至致死的悲剧。故对医疗纠纷的现状勿容轻视。分析医疗纠纷的成因，主要在于个别医护人员责任性、事业性不强，或未严格执行医护操作常规，或疏忽医疗文书记录，或与病人和家属沟通不到位，或在医疗工作中存在着侵权行为，或存在着高收费、乱收费等等。同时，也不能忽视因患者知情同意权、择医权、隐私权等权益意识的增强，无视医疗工作是高技术、高风险和诸多不确定因素的一门科学，医疗费用上涨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使个人承担医疗费用压力加大，加之新闻媒体的作用等因素，从而使医患矛盾渐见增加，患者向医院提出高额补偿已成为纠纷的主要目标，医疗纠纷的性质也由民事向刑事性质转化等。因此，医疗纠纷的防范也是目前医院的一项重要工作。
2防范措施及要求
2.1医德规范医术精湛
《黄帝内经》对医生在诊病过程中应该具备的良好医德和态度，提出了颇为严格的要求。《素问·方盛衰论》说：“诊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认为作为医生，必须保持端庄严谨的风范，在病人心中树立权威形象。《素问·征四失论》把“精神不专，志意不理，外内相失，故时疑殆”列为诊治疾病的“四失”之一，要求医生必须摒除杂念，专心致志以细心诊察。否则“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素问·宝命全形论》），就会发生医疗纠纷。同时强调学习的重要性，若“受师不卒，妄用砭石，后遗身咎”（《素问·征四失论》）。如果学习一知半解，胡乱行医，误人性命，自己也会遭殃。因此，加强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在医疗纠纷防范中尤为重要。
《素问·宝命全形论》说：“故针有悬布天下者五：一曰治神；二曰知养生；三曰知毒药为真；四曰制砭石大小；五曰知腑脏血气之诊”。提出了针刺医生应当具备的五个条件。《素问·气交变大论》也说：“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指出为医者必须上明天文，下通地理，中知社会人情。《灵枢·本脏》还说：“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矣”。医生诊断水平的高低，取决于通过外象掌握疾病的本质，故《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说：“见其色，知其病，命曰明；按其脉，知其病，命曰神；问其病，知其处，命曰工”。且“知一则为工，知二则为神，知三则神且明矣”。《素问·疏五过论》列举诊治疾病之“五过”，究其原因，皆由于“受术不通”。《灵枢·九针十二原》说：“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故为医者，必须知识全面，技术精良，否则会招致诊治疾病的重大过失。精湛的医疗技术在医疗纠纷防范中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2.2以人为本医患合作
《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明确地认识到人类在宇宙万物中的特殊地位。《素问·汤液醪醴论》也说“病为本，工为标”。强调医疗工作必须以病人为中心，实行人性化服务。《素问·疏五过论》不仅提出诊病要“从容人事，以明经道”，而且强调“诊有三常：必问贵贱，封君败伤，及欲侯王，故贵脱势”以及“离绝郁结，忧恐喜怒”等社会人事情况，同时指出不重视了解病人社会人事状况的变迁，则会招致诊治疾病的重大过失。究其原因，则在于“人事不明”。《素问·五脏别论》还指出：“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病不许治者，病必不治，治之无功”。故医工之“标”，必须随病人这个“本”而转移。否则，仅仅看到疾病的一般表现，不深察病人所固有的特发情况，必然会发生误诊误治或贻误诊疗时机的严重后果。《素问·移精变气论》所说的“逆从倒行，标本不得，亡神失国”，就是指的这种结局。
《素问·疏五过论》把“医不能严，不能动神”作为诊病“五过”之一，意寓医生不仅要从病人身上取得客观真实的诊断资料，而且还要针对病人的不良生活习惯和思想情绪提出医嘱劝告。同时，还必须以恳切、关怀的态度说服病人，以取得其充分信任，领会和接受医生的善意劝诫。亦如《灵枢·师传》所说：“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医生只有“不失人情”（《素问·方盛衰论》），得到病人的信任和合作，树立起既权威又可信赖的形象，才能“严而动神”，既取得有关病情的隐秘资料，利于正确诊断疾病，又使病人遵照执行医嘱，利于疾病的治疗和康复。
由此可见，开展以病人为中心，施行人性化的医疗服务，建立信任和谐的医患关系，也是医疗纠纷防范工作中重要的一环。
2.3四诊合参全面诊察
《素问·脉要精微论》说：“病之变化，不可胜数”。不同疾病固然有不同的证候表现，既使同一疾病也会引起人体多方面病理改变而出现多种病理征象。医者只有全面诊察，掌握尽可能多的疾病资料，才能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分析而把握疾病本质，作出正确诊断和治疗。亦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的：“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清浊，而知部分；视喘息，听声音，而知所苦；观权衡规矩，而知病所主；按尺寸，观浮沉滑涩，而知病所生。以治无过，以诊则不失矣”。强调四诊合参，全面诊察。否则，正如《素问·征四失论》所言：“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
《黄帝内经》望、闻、问、切四诊，都有各自的诊法系统，对医生都有明确的要求。例如望诊，《灵枢·五色》说：“五色各见其部，察其浮沉，以知浅深；察其泽夭，以观成败；察其散抟，以知远近；视色上下，以知病处；积神于心，以知往今”。医生察面色时只有聚精会神、专心致志，才能了解疾病的发展变化。在闻诊中，《素问·脉要精微论》说：“声如从室中言，是中气之湿也；言而微，终日乃复言者，此夺气也。……得守者生，失守者死”。通过闻听声音，可以判断疾病预后；既使再微再小的声音，也应仔细辨听，不可敷衍。又如问诊，《素问·疏五过论》说：“凡未诊病者，必问尝贵后贱，……良工所失，不知病情”。问诊不详，也为诊治疾病的“五过”之一。《素问·移精变气论》也说：“闭户塞牖，系之病者，数问其情，以从其意”。指出问诊必须尊重病人的隐私，并注意语言技巧，以关心和同情病人的诚恳态度，耐心细致地了解病情。再如切诊，《素问·脉要精微论》说：“持脉有道，虚静为宝”。强调切脉诊病，应排除干扰因素或考虑到干扰因素的影响，做到心中有数。《灵枢·根结》提出诊脉应按满“五十动”，察其是否有代脉出现，从而告诫医生诊脉必须细致耐心，不可未满五十动而仓促了事。
从上可见，医护人员只要按照诊疗护理常规，仔细认真，全面周到，为病人提供最好的技术和满意的服务，则可避免医疗纠纷发生。
2.4遵守制度有章可循
《灵枢·禁服》说：“夫约方者，犹约囊也，囊满而弗约，则输泄；方成弗约，则神与弗具”。指出如果不能把学到的东西提纲挈领加以总结归纳，则杂而不精，就不能出神入化，运用自如。从而告诫医生在临床时禁止漫无目标的处理疾病，而应服从成熟的治疗方法，做到有章可循。《灵枢·五禁》设专篇论述针刺的宜忌，说明五种元气大虚之证，绝对不宜用泻法针刺；指出凡见脉证相反的病候，也应慎重处理，不可妄用针刺，并作为一种制度实施。《灵枢·逆顺》提出针刺时必须要掌握经气的逆顺、盛衰，来决定可刺与不可刺，并举“大热”、“大汗”等作为不可轻易下针的例子。《灵枢·王版》也说：“闚门而刺之者，死于家中；入门而刺者，死于堂上。黄帝曰：善乎方，明哉道，请著之玉版，以为重宝，传之后世，以为刺禁，令民勿敢犯也”。列举逆刺五里穴为例，说明逆刺可以造成严重的医疗事故，启示临床时应引起高度警惕，并把它著录在玉版上面，作为最珍贵的文献，以留传于世，作为禁刺的根据和制度。
《灵枢·玉版》说：“故圣人弗使已成，而明为良方，著之竹帛，使能者踵而传之后也”。好的治法，制成专书，世代相传，使后世有章可循。同时也说明医疗文书的重要性，应当及时、全面、准确地进行记录，防止引发医疗纠纷。例如针刺，《灵枢·官能》说：“用针之服，必有法则”。指出针刺治疗必须遵守法则。再如用药，《素问·五常政大论》说：“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过者死”（《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提出用药原则，提倡合理用药。《素问·异法方宜论》还说：“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病之大体也”。启示医生只要遵守各项规章制度，精通各种医疗技术和操作技能，临证才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总之，各项医疗规章制度的建立、健全和实施，是医院医疗安全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可使医护人员日常工作有章可循，有效防范医疗纠纷。
（刊登于《中医药管理杂志》2006年第6期）
八、张仲景辨证论治学术思想初探
辨证论治，又称辨证施治，是“运用中医的诊断方法，对于病人复杂的症状，进行分析综合，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证候），这是‘辨证’；进而根据中医的治疗原则，确定治疗方法，这是‘论治’”[1]。辨证论治是中医诊疗的一大特色，它是由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首先创立并应用于临床的。兹结合对《伤寒论》[2]及《金匮要略》[3]的学习，对张仲景辨证论治学术思想初探如下。
1创立以阴阳为纲六经分证辨证论治的外感热病诊疗体系
《伤寒论》在古典医籍中，以辨证论治著称，辨证论治的精神贯穿于全书的始终。张仲景倡导的辨证论治原理，主要是通过对“伤寒病”的证治来体现的。《伤寒杂病论·序》曰：“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这里的《平脉辨证》是一部医书，已失佚。说明汉代以前就有了辨证的学说，并为伤寒六经辨证奠定了基础。伤寒，是泛指由外邪引起的，以发热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类疾病，属于《内经》“热病”范畴。《素问·热论》有“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及“人之伤于寒者，则为病热”的说法，即认为热病的原因是伤于寒邪，张仲景就把这类疾病统称为“伤寒”。其实，作为中医学术基本特点的辨证论治精神，早在《内经》中就有所体现，特别是我国古代的阴阳学说，因其具有辨证法思想，引进医学领域之后，开扩了医家辨认疾病的眼界，并以此奠定了辨证的思想基础。《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就是其例。张仲景继承了阴阳学说，按《素问·热论》的六经分证方法，将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六经作为辨证论治的纲领。进行六经辨证，应首先解决病发于阴，还是病发于阳，“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言明六经辨证就是以阴阳为纲，即用三阴、三阳的阴阳两纲总统于六经。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张仲景又举出多种变证的辨证，用以羽翼六经辨证的不及。《伤寒论》中大约有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论述误治的变证，这些变证的内容也是极为广泛的。如由于汗不得法引起的变证，就有“发汗后恶寒者，虚故也；不恶寒但热者，实也”。还有“发汗后，腹胀满者”；“发汗后……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发汗后，其人心下悸者”；“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等等，可以说包括了寒热虚实各个方面，显示了辨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正由于有内容丰富多彩的变证穿插在六经辨证之中，因而大大地扩展了《伤寒论》的辨证范围。此外，《伤寒论》的六经辨证不单纯指辨证，而是辨病和辨证相结合的，这从《伤寒论》中提纲挈领的八个篇章中，都可以充分看出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并重的，无论从其每一篇名“辨××病脉证并治”，还是从全部内容中均可得到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