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站着一个伟大的女性。唐太宗大治天下，盛极一时，除了依靠他手下的一大批谋臣武将外，也与他贤淑温良的妻子长孙皇后的辅佐是分不开的。
李世民少年有为，文武双全，21岁随父亲李渊在太原起兵，亲率大军攻下隋都长安，使李渊登上天子宝座，成为大唐王朝的开国之主——唐高祖。在李世民南征北战期间，长孙王妃紧紧追随着丈夫四处奔波，为他照料生活起居，使李世民在繁忙的战事之余能得到一种清泉般温柔的抚慰，从而使他在作战中更加精神抖擞，所向无敌。
唐高祖武德九年八月，李渊因年事已高而禅位给太子李世民，李世民就成了唐太宗，长孙王妃也随即做了至高无上的皇后。而她并未因之而骄矜自傲，仍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贤良恭俭的美德。
对于年老赋闲的太上皇李渊，长孙皇后十分恭敬而细致地侍奉着，每日早晚必去请安，时时提醒太上皇身旁的宫女怎样调剂他的生活起居，像一个普通的儿媳那样力尽孝道。对后宫的妃嫔，长孙皇后也非常宽容和顺，她并不一心争得专宠，反而常规劝李世民要公平地对待每一位妃嫔。正因如此，唐太宗的后宫很少出现争风吃醋的韵事，这在历代都是极少有的。
因为长孙皇后的所作所为端直有道，唐太宗也就对她十分器重，回到后宫，常与她谈起一些军国大事及赏罚细节；长孙皇后虽然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女人，但她不愿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干预国家大事，但唐太宗却坚持要听她的看法。长孙皇后拗不过，说出了自己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出的见解：“居安思危，任贤纳谏。”李世民牢牢地记住了贤妻的这两句话。
当时天下已基本太平，很多武将渐渐开始疏于练武，唐太宗就时常在公务之暇，招集武官们演习射技，名为消遣，实际上是督促武官“居安思危”，勤练武艺。
关于“任贤纳谏”一事，唐太宗深受其益，因而也执行得尤为到家，他常对左右说：“人要看到自己的容貌，必须借助于明镜；君王要知道自己的过失，必须依靠直言的谏臣。”他手下的谏议大夫魏征就是一个敢于犯颜直谏的耿介之士。魏征常对唐太宗的一些不当的行为和政策，直接了当地当面指出，并力劝他改正，唐太宗对他颇为敬畏，常称他是“忠谏之臣”。
长孙皇后不仅是口头上称赞魏征，而且还派中使赐给魏征绢400匹、钱400缗，并传口讯说：“闻公正直，如今见之，故以相赏；公宜常秉此心，不要转移。”魏征得到长孙皇后的支持和鼓励，更加尽忠尽力，经常在朝廷上犯颜直谏，丝毫不怕得罪皇帝和重臣。也正因为有他这样一位赤胆忠心的谏臣，才使唐太宗避免了许多过失，成为一位圣明君王，说到底，这中间实际上还有长孙皇后的一份功劳呢！
长孙皇后与唐太宗的长子李承干，自幼便被立为太子，由他的乳母遂安夫人总管太子东宫的日常用度。当时宫中实行节俭开支的制度，太子宫中也不例外，费用十分紧凑。遂安夫人时常在长孙皇后面前嘀咕，说什么“太子贵为未来君王，理应受天下之供养，然而现在用度捉襟见肘，一应器物都很寒酸。”因而屡次要求增加费用。但长孙皇后并不因为是自己的爱子就网开一面，她说：“身为储君，来日方长，德不立而名不扬，何患器物之短缺与用度之不足啊！”她的公正与明智，深得众臣的敬佩。
贞观八年，长孙皇后随唐太宗巡幸九成宫，回来路上受了风寒，引发了旧日痼疾，病情日渐加重。太子承干请求父皇以大赦囚徒并将他们送入道观来为母后祈福祛疾，但长孙皇后坚决反对，她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非人力所能左右。若修福可以延寿，吾向来不做恶事；若行善无效，那么求福何用？赦免囚徒是国家大事，道观也是清静之地，不必因为我而搅扰。何必因我一妇人，而乱天下之法度！”
长孙皇后于两年后，崩逝于立政殿，享年仅36岁。弥留之际尚殷殷嘱咐唐太宗善待贤臣，不要让外戚位居显要；并请求死后薄葬，一切从简。
长孙皇后以她贤淑的品性和无私的行为，不仅赢得了唐太宗及宫内外知情人士的敬仰，而且为后世树立了贤妻良后的典范。到了高宗时，尊号她为“文心顺圣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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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皇后作为贤妻良母一生平易近人、心地善良、宽容贤惠、生活简朴；而作为皇太后，为唐太宗提出“居安思危”“任贤纳谏”治国安邦的八字方针，充分显示出其高瞻远瞩的眼光、宽宏大量的胸怀，特别是她心系大唐江山、关爱平民百姓的一片忠心。
她虽无丞相之名，但行爱民之实，办爱民之事，为爱民之师，留爱民之史，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理应受到后人的尊重和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