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跃上葱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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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岁月微痕(3)

1973年,随着程世清的倒台,“三取消”被取消了。三叔又恢复了公职。1982年,从彭泽上十岭调到德安共青垦殖场。这一年,彭泽县委统战部专门为三叔补发一个文件,把摘帽时留下的尾巴“有言论错误”也否定了。噩梦终于醒来,虽然醒来时已不是早晨,但三叔欣逢盛世,可以老有所为。在共青城,三叔从事园林绿化工作,发挥专业特长,共青城的绿化,包括耀邦陵园的绿化,都凝聚着三叔的心血和汗水。

经历过寒冬的人,倍感春天的温暖。我问三叔:“你挨整多年,可我从记事以来,怎么就没听你说过一句共产党的坏话呢?”三叔说:“母亲也会犯错误,共产党救了我,虽然也整了我,但共产党知错就改,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还说,“你看这30年,改革开放,国家发展多快,光我们一家,今年就买了3辆轿车,这在过去想都不敢想!”

三叔热爱生活,知恩图报,知足常乐,是个一给阳光就灿烂的人。他不仅善于纵向比,还善于横向比,常说:“某某人虽然工资比我高,但要养儿子养孙子,我尽管工资低,但儿孙都不要我养!”“我钱虽然不多,但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自信又自豪。

国庆期间,三叔的初恋情人到李家河村探望她的妹妹,并和三叔见了面。这是两人分手47年后的第一次见面。三叔说:“我不怨她,当初就不怨。捆绑不成夫妻,我在上十岭落难,她一个城里姑娘与我分手也正常。”三婶说,在上十岭时,当初整他的人生病了,他都会去看望。

这次国庆节回乡探亲,我确实收获良多。不仅进一步感悟了三叔质朴而博大的内心世界,而且也更加明白了一个朴素的真理:仁者爱人,仁者无敌,仁者长寿。

三叔是一个仁者。

2009年国庆节于东林草堂

外婆家忆事

大屋墩

外婆家离李家河村不足4里路,村名叫胡家围墙,在当地算是大屋墩。在我小时候,这个村约四五十户人家,现在早过百户了。

胡家围墙坐落在一块开阔的田畈中间,坐北朝南,三纵三横,中间一排房屋中有3个祠堂。纵横之间有巷道相通,路面都铺了卵石,横宽纵窄,既是出入的通道,又是村民聚会、交流信息的场所。冬天可以在横道上晒太阳,夏日纵道里常有穿堂风。我小时常常看到村民在巷道或站或坐,端着饭碗边吃边聊的情景。那时,房屋是清一色的土砖房,样式、大小也相差无几。村子里虽然没有显爵望族宅第,但规划得当,排列有序,还有比较完备的防火墙和排水沟。由此我断言,这个村子历史上是出过能人的。

全村的人都姓胡,族谱上说是从湖北迁来的。村子三面环水,四周是用石头砌成的围墙,不仅可阻挡鸡猪出村,还有防洪等功能,这大约就是胡家围墙得名的由来。

在村子南面不远的田畈上,一条从庐山石门涧流来的溪水分为东西两支,抱村而过,在村北头再度汇合流向沙河镇。西河水浅,东河面宽水深。外婆家在靠东河的一排,开门见河,河岸是围墙,宽1米,高约一两米。围墙外是一排高大粗壮的槲树,枝繁叶茂,春夏秋三季,妇女去河边洗衣服晒不到太阳。那时,河里小鱼小虾螃蟹历历在目,自由自在,夏天树上知了叫个不停,到河里摸鱼捉虾,上围墙爬大树抓知了,就成了我和表哥等小伙伴们暑期的最爱。

围墙内,沿河岸是一条约2米宽的牛道,路边牛栏和草堆鳞次栉比。比牛道高出1米的坎上是环村人行道,路边排列着各家的厕所,人行道内侧才是房屋。这种规划布局适合人居,比较科学。

尽管母亲5岁便到李家河当童养媳,抗战8年又逃难在外,但由于外婆与二祖母是亲姊妹,二舅妈又是二祖母的女儿,亲上加亲,所以母亲与外婆家走得很勤很亲,而母亲每次到外婆家,我都是忠实的“跟班”。后来,是我家迁到庐山,来外婆家的次数少了,但每到大年初二,必随父亲到外婆家拜年,寒暑假还常去小住。再后来参加工作了,依旧与外婆家保持着经常的联系。

对胡家围墙,我有着一种亲切温暖且挥之不去的情愫,是珍藏在记忆深处的一方精神净土。

当然,也有遗憾。大炼钢铁和公共食堂时期,村边沿河的大槲树被砍得一棵不剩,让人难以忘怀的绿色景观带被摧毁殆尽。“学大寨”运动又使从石门涧流入沙河的那条弯曲美丽的小河人为地改直,环抱胡家围墙的两条河段被填土造田,村周边的围墙也被拆得片石不留。胡家围墙从此名不副实。村子失掉的是灵气,留下的是永远的历史伤痛。

更有甚者,近30年来,一幢幢新房崛起,虽说两三层高的砖瓦楼代替低矮的土砖房显示了时代的进步,但由于缺乏规划,旧房不拆,新房乱建,横七竖八,毫无秩序。村子四周的大围墙消失了,一家一户的小围墙出现了,蚕食公地,挤占路面,全村面目全非,找不到一条直道,也没有一条路可以两人并排行走了。连我这个几乎年年造访的老外甥,到了村口也常常找不到舅舅和老表们的家门了。

农民一生两大目标:建房,娶媳妇。所以农村建房规划应该是地方政府的头等大事,势在必行,刻不容缓。我曾杞人忧天:历史上胡家围墙尚有规划,如今怎么反而失控了呢?农民建房不易,今天撒手不管,来日再行规划,必将事倍功半,难上加难。

幸好,进入21世纪,工业化城镇化浪潮波及胡家围墙。昔日典型的江南农村如今成了工业园区中的“城中村”,世世代代以种田为生的农民,正在蜕变为以打工为主的居民。我期待着,胡家围墙将在凤凰涅槃中获得新生。

上中农

土改时,外婆家成分定为上中农。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是一个叫不响的出身。

姨嫁到了地主家,很少跟外婆家来往。大舅因为1948年当过半年的沙河乡乡长,解放后被劳教3年。二舅没有读过书,是一位生产能手,在村民中颇有威信。生产队几次选举队长,社员都推荐他,但因为家庭成分以及大舅和姨的影响,只能当副队长,专抓生产,而且也加入不了共产党。

我幼时对二舅特别敬畏,不仅因为他能干,还因为一桩令我难堪的记忆。我3岁时还没有断奶。一次到外婆家,随母亲和二舅到河边一块地里挖红薯,二舅在前面挖,母亲在后面捡,我在地头玩。玩着玩着,吵着要吃奶了。母亲说,手脏,等挖完红薯回家再吃。我仍吵着,二舅将锄头一扬,瞪了我一眼,说:“你再吵,一锄头磕死你去!”我不吵了,肚子也不饿了,回到李家河不久奶也断了。

三舅读书不多,但勤奋好学。我上小学时,三舅夏天有时上山砍柴卖,住在我家。父亲当时的职业是看房子,整个夏季我们全家就挤在一间地下室里。三舅一歇下来,哪怕中午也不休息,没有桌子,就卷起铺盖,以床为桌,坐个小凳子伏在床上写写画画。我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潜移默化,受益匪浅。后来,三舅当了干部,在赛阳公社粮管所工作,是外婆家唯一的吃皇粮拿工资的人,颇受家人和村民的尊敬。但三舅妈也许是因为来自偏远小村,虽然也能吃苦耐劳,却与外公家的人一时不够融洽。外公是一位极有修养的人,他曾郑重地告诫晚辈说:“你们记住,今后买猪仔养,要到大屋墩去买,莫到细屋墩去买!”言外之意,大屋墩的人比细屋墩的人更有见识。

与胡家围墙相比,只有十几户人家的李家河,也是细屋墩。5岁那年,我和一位堂叔到外婆家拜年,外婆弄了满桌子的菜,招待我们叔侄俩,我很是高兴。九江人说,外甥是外婆家的狗,吃了就走。回到李家河,想不到这位堂叔竟然说:“胡家围墙的人真小气!喝酒用的是牛眼盅,装肉用的是饭碗,肉切得又小又薄,筷子夹起来风都吹得走!”这番话,我不敢苟同,但当时无力反驳。

慢慢地,我有些明白了。那年头农村贫穷,农民一年到头很少见荤腥,只是过年杀猪才有肉吃。过年期间,客来人往,李家河的人习惯用狗头钵装肉,用大撇子碗装菜,用饭碗喝酒。酒当然都是自制的米酒,当地叫水酒。这样缺少计划,豪饮猛吃的结果,常常不到大年过完,鱼肉就一干二净了。而外婆家则比较会理家,精打细算,细水长流,入冬腌的腊鱼腊肉,可以一直吃到春耕,显然外婆家不是小气,是会过日子。饮食习惯的差异常常反映出文明程度的高下,难怪外公说大屋墩的人比细屋墩的人见识多。

外公外婆

然而,在“大跃进”及饥荒年代,大屋墩的人就比细屋墩的人更惨了。

胡家围墙的人也吃公共食堂,第一年尚可,第二年就闹粮荒了,第三年开始有人饿死,我外婆就是一个。

那几年,自留地全部上缴,家家都不能起火。有一回,美华表妹从割过的稻田里捡回一点谷穗,藏在床底下,当晚就被民兵上门搜走了。因为村子大,人口密集,又在平原,连野菜、树皮都难找,不像李家河,人少地多,可以上山掰竹笋,挖野菜,因而没有饿死人。

二舅说,那时村里人均口粮一天只有4两米,因为吃食堂,餐餐喝稀粥,家里人少的用脸盆端粥,人多的用水桶装。人们常用“一吹三层浪,一喝九条沟”来形容那饥馑苦涩的岁月。劳动一天工分值只有两三角钱。极度的饥饿,严重的营养不良,加上常年的体力劳动,致使一些年轻妇女甚至大姑娘停经。说社员出工不出力,实在是无力可出啊!有一年冬天,修码头水库,就有几个人一头栽倒在地上,再也没能站起来。

外婆本来身体较弱,老人为了让儿孙们多吃点,自己连粥都舍不得多喝,结果浑身浮肿,又无钱医治,活活饿死。直到今天,舅舅们只要说起来,仍禁不住泪水涟涟。外婆的慈心、关爱和自我牺牲精神,天地为之动容。

外公比外婆小两岁,侥幸活了下来。后来,公共食堂解散了,分了一块自留地,外公为了不连累几位舅舅,决定自己“吊鼎罐”,即自己起火,单独生活。没有房间,他就在厅堂上方搭一张小床,在大门角落砌一方小灶。外公特别会种菜,在一块小小的自留地上精雕细刻,把各种蔬菜瓜果侍弄得跟花一样。他也没有什么肥料,那时还不兴化肥,就靠积点粪便,但他种的菜就是比别人种的长得快,长得好,这在村里是公认的。我每次去,总喜欢到外公的菜地去转悠。

每年春夏之交,父母还会把外公请到庐山来,帮我们整理花圃,种植花木,打扫卫生,以迎接九江国棉一厂休养所和幼儿园的夏季开业。每年这个时候,我就是外公的助手,放学之后,总爱跟着外公一起忙活。

外公常喝点酒,但从来不酗酒。在我的记忆中,外公和几位舅舅都没醉过酒。外公爱吸烟,一个不离手的烟杆,约有1米长,是用一种灌木自己做的,一头装着铜制的烟斗,一头嵌有玉雕的吸嘴。外公把烟丝装进烟斗后,用一根黄草纸卷成的媒子,点燃后还不时用媒子点烟,吸起来嗞嗞响,悠悠然。有时看到哪个孙辈儿调皮了,外公会举起烟杆,把它当做打人的道具。不过,我从没见外公打过人,总是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不吸烟时烟杆便是外公的拐杖,外公去世后,这根烟杆随之入棺,继续陪伴他老人家了。

唯有读书

我母亲去世时,大舅写了一篇挽词,头两句是:“采薪教子,义训成才。”悼念并肯定母亲在哺育我这个独子成长中的辛劳。

大舅是外婆家读书最多的人,也是胡家围墙有点文化的人。改革开放以来,大舅的子女渐大,心情也好起来,晚年喜欢写些诗词、对联,还参加县城诗社的活动,并与几位台湾同学恢复了联系,常有诗词唱和。我每年春节或清明,都会去胡家围墙看望他,虽然来去匆匆,但大舅几乎每次都有诗作赐教,而我们聊得最多最欢也最能共鸣的还是教育,是表弟妹及其子女们的读书问题。

表哥荣生,即大舅的长子,大我两岁,从小会读书,但因大舅政治上抬不起头,经济条件又受到限制,初中毕业后读共大,三年困难时被精简回乡务农,40多岁时在一次建筑施工事故中不幸丧生。其余16位表弟妹也都只读到小学、初中或高中,便务农或打工了。相比之下,我这一家是幸运的。我6岁上庐山,顺利地从小学读到大学毕业,成了国家公务员。我的9位堂弟妹,6位有大专学历。那时,跳出“农门”,一是当兵,二是读书。表弟妹们没能进城,不是输在智力或主观努力上,而是输在起跑线上,这是城乡差别造成的一代人的差距。

社会在进步。如今家庭出身不再是升学的障碍,但城乡经济条件和教育质量的差别,使农家子弟仍然读书难,上大学更难。就胡家围墙和李家河而言,我这一辈人在农村上大学的几乎没有,但晚我一辈的人中情况就有了变化。农家子弟上大学的渐渐多起来,17位表弟妹的20名子女中大专生就有17位,而李家河则直到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全村才出了一个本土大学生。城乡差别使农村人读大学比城市晚了整整一代人,而同在农村,大屋墩的入学概率又大于细屋墩的。

1965年我考上大学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李家河和胡家围墙两个村子的第一个大学生,外公和舅舅们颇为我这个外甥高兴。舅舅们从我的经历中悟出一个道理:读书改变命运。

与舅舅、表弟妹们聊天时我曾说,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要重新认识,“万般皆下品”是不对的,但“唯有读书高”并没有错。农民脱贫、奔小康可以有许多条标准,但最根本的是一条,就是一家出一个大学生。他们深以为然。这样的事例在村里和我们周边的熟人中很多。这么多年来,舅舅和表弟妹们无不节衣缩食,鼓励晚辈读书,不分男女,渐成风气。这也是最令人欣慰的。

强国须强教,兴家先兴学。缩小城乡差别,走出聚族而居的胡家围墙,最终靠的是知识,而知识是学来的,城里孩子要读书,农家子弟更要读书。

2010年1月于东林草堂

蜗居闲话

修建青山湖隧道,省社科院被开膛破肚,4栋宿舍和2栋办公用房被拆,我也因此成了拆迁户。市政府规定,过渡房自理,房租按原住房面积给予每平方米8元的财政补贴,为时一年半。我于是栖身于青山湖住宅小区,两年半之后,迁回在原地还建的住房。

青山湖小区,原是20多年前兴建的南昌市第一个知识分子住宅区,20多栋六七层高的住房密集地排列着。因为容积率过高,区内路面窄,绿地少,但小学、幼儿园、卫生所、商店等一应齐全,行道树业已成林,白天进出基本上晒不着太阳。

我住2栋5楼,楼内面积不小,但房屋破旧,设施老化。所幸北窗外有一棵杨树,一棵泡桐,高过房顶,春夏之间,浓荫蔽日,鸟语蝉鸣,生机盎然。冬天,叶落枝瘦,温暖的阳光又洒向地面。南窗对面是1栋,中间一排水杉,郁郁葱葱,挺拔向上,已经长到6层楼高了。1栋北墙上,一株凌霄花和爬墙虎攀墙而上,爬满了1/3的墙面,重重叠叠,高雅清丽。此前,我在庐山“美庐”别墅看过这么繁茂的凌霄花,没想到这个小区也有,大有如遇故人之感。我常常隔窗南望,养眼怡神,认定这是小区最亮丽的一处景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