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钱包
在父亲的遗物中，有一个钱包。如今，父亲的背影渐行渐远，但只要一看到这个钱包，邈远往事就会浮现在眼前，仿佛父亲又回到了我们身边。
大约是上初一的时候，看到一些同学用起了钱包，也想跟风，但没有钱买，就让妈妈缝制了一个。蓝布的，对折型，三个口袋，虽不精美，却很实用。在饶有兴趣地用了一段时间后，因为实在无钱可装，平时家里也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我去买，又不会花钱，新鲜劲儿一过，便弃而不用了。没想到父亲发现后，如获至宝，拿去一用就是二十多年，直到他去世。
父亲一生囊中羞涩。年轻时，逃难到湖南汉寿县，靠打工糊口，一贫如洗；抗战胜利后，返回东林种田，糠菜半年粮；上世纪50年代初上庐山，以替人看房子、种菜为生，聊解温饱；庐山房产国有化以后，房子被九江国棉一厂买下作工人休养所，父亲便下山进厂当了炊事员，也无余钱。穷是穷，但父亲常说人穷志不穷。他和以处众，宽以接下，恕以待人，善良仁厚，在亲友、同事、邻里、乡党中有着上好的口碑。
钱包到了父亲手里从来没有鼓过，40多元的月薪，没有奖金，微薄的收入，除基本生活费外，大都花在人来客往的花销上。退休后，父亲喜欢钓鱼，钱包里除了几张零票子，更多时候是用来装渔具，我在清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钱包里还有鱼钩、鱼线、鱼漂等。
长时间里，父亲在九江，母亲带着我在庐山，我上大学后，家里一分为三，母亲身边又有了宝玲妹。按当时标准，复旦评定助学金时，以我家的人均收入，假如申请个二等助学金也是会批的。但我是年级团支部书记，考虑到农村来的同学多，就没有申请，为此，年级政治指导员还专门问过我。事后，我告诉父亲，他很赞成，说农村人比我们更困难，应该让给别人。就这样，我在复旦的五年中，父亲每个月按时足额寄给我20元，母亲则以每月18元的临时工工资，维持和宝玲的生活。
还有一件事，雕琢在我的脑海里。外公临终，念及父亲孝顺，也因为他一直患有慢性支气管炎，特别畏寒，就把一件皮统子留给他，但他舍不得用，一直压在箱底。后来听说一位舅舅有意见，父亲立即叫母亲把皮统子送还。70年代，我参加工作后，特地托在西安的同学从宁夏买来一件上好的羊皮统子，为父亲做了一件短大衣，这既适应父亲过冬的需要，也聊表我对父亲为人处世的赞赏和补偿，是我有心践行父亲价值观的一种精神外化。
父亲一向省吃俭用，对人却热情大方。他的口头禅是“做人不能在天顶上开门”，无论何时只要家里来客人，不管是亲戚朋友，还是乡亲故里，他都由衷地高兴。早年，父亲住在九江国棉一厂职工集体宿舍，来了客人，他每次都拣食堂里最好的菜买，有时还要在宿舍里点起木炭炉，烧些鱼肉豆腐等招待。临别，则抖落着钱包，找出几张票子硬塞给客人作为车票钱。时间允许时，还要到车站送行。
父亲读书不多，但《水浒》、《三国演义》、《封神榜》等小说的故事知道不少，有时还会哼几句老戏，多与上述处世之道有关。记得小时候，东林村春节期间搭台唱戏，请来师傅教戏，村民自娱自乐，父亲扮演的是老生，还赢得了几阵喝彩。以后上庐山了，父亲再没有演过戏，也没有条件看戏。有一年夏天，我和三爹同时到了九江，父亲很高兴，陪我们逛街。走到烟水亭，看到安庆市黄梅剧团演出《天仙配》的海报，父亲临时动议，掏出钱包买了3张票，还是第一排的，兴冲冲地领着我和三爹走进人民剧院“奢侈”了一回。这是父亲罕见的一次文化消费，要不是为招待三爹，他自己是舍不得看戏的。
“文革”后期，母亲下山，一家团聚，父亲在厂外开了几小畦菜地，工余还到附近钓鱼。因此，家里常有青菜，时有鱼虾。来了客人，碰上吃饭的时间，父亲必定招呼客人上桌共餐，若客人说是刚放下筷子来的，父亲就会请客人喝杯酒，或者叫母亲煮几个鸡蛋给客人吃。若客人是在饭前时间到的，父亲就会泡上茶，坚持留客人吃了饭再走，还会一边留客，一边吩咐母亲：某处有一块腊肉，某处有几条干鱼，好像哪儿还有一把干豆角，如此等等。总之是倾其所有，一一曝光。父亲动口，母亲动手，阳光操作，逐项落实。等到开饭时，父亲会拿出酒来。因为父亲患肺心病，医生不让喝酒，一听母亲劝阻，父亲就会像个孩子似的笑着说：“酒哪里是毒药哇！”于是，就陪着客人抿上几口。其实父亲只是为了陪陪客人，自己吃不了什么。到了晚年，他起不了床，无力陪客，但看着客人吃，比自己吃还高兴。有时母亲烦了，难免会嘀咕几句，父亲脾气好，总是一笑了之。父母算不算鹣鲽情深我说不准，但从来没见他俩吵过架、红过脸却是事实。
父亲常说：“钱是人的胆，出门要多带些钱。”只可惜，他一生都在温饱线上挣扎，钱包总是空空的、瘪瘪的。父亲一生没有在银行存过一分钱，但也从不欠别人一分钱，更不会欠别人一份情、一份礼；父亲从来不会因工资到手而奢侈几餐，也没有因为捉襟见肘而吝啬一回。有时应急，借了人家的钱物，他总是尽快还清，并秉持“借人家牛，还人家马”的原则，绝不占人家的便宜。对父亲而言，“仰不愧天，俯不愧地，内不愧心”是他做人的标准；“吃亏是福”，不是口号，而是行动。侄女在一个冬天出嫁，父亲既送礼又出力，在车库里临时架起炉灶，亲自掌勺，在寒风和油烟中忙了一天，回家即病倒在床，却没有丝毫怨言。
三年困难时期，缺吃少穿，父亲显得很消瘦，但每月按计划供应的半斤饼干，他自己不吃，我和母亲也吃不到，全部省下来接济农村亲戚了。母亲戏说父亲是“漏巴掌”。我在军垦农场劳动锻炼那年，他无须给我寄钱了，到我准备结婚时，我以为父亲总多多少少会有点钱，就顺便问了句：“家里有多少钱？”父亲自责而憨厚地笑了笑，想不到父亲竟一点儿积蓄也没有，父亲的窘态让我顿时后悔自己的失言。我怎么这么唐突向父亲问起钱的事儿呢？那虽非我的本意，但至今想起来仍然愧疚。作为独子，我结婚时家里尽力张罗，父亲摆了3桌酒席，母亲掏出多年积攒的200元钱给妻子，说是去上海做套衣服，算是办完了这件大事。
父亲一生体现出浓浓的乡韵乡俗、乡亲乡情。对祖母极尽孝道不说，对外公外婆和叔公叔婆等前辈，每年也不止一次下乡探望，再难再穷，都不甩空手。老人们谢世了，他成了长辈，仍不忘看望同辈人。“有钱无钱，回家过年”，是父亲挂在嘴边的话。我每年回家，父亲并不计较我带了什么礼物，也不在乎我在不在家陪伴他和母亲，却很在意我是否问候过左邻右舍，看望过叔婶娘舅，每次他都要求我雨雪无阻，有了妻女，还要她们同行。
尊老必爱幼。父亲对小字辈儿有着本能的疼爱，甚至偏爱，说起侄儿侄女们，他总是喜形于色地说：“我屋的伢儿个个抻钭了。”对读书好的，他喜欢引用老婆婆的话说，“总是读总是有饭吃”，意在继续努力。对学业平平者，他常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鼓励立志成才。小辈儿走时，他总会翻出点吃的东西相送，或者打开钱包摸出几个小钱，不使空手离去。国敏弟曾多次说：“每每到大爹那儿，他总会让你觉得，他是从骨子里往外地喜欢你。为了你，他掏心掏肺，一言一行甚至每个细胞都透着浓浓的亲情。”
晚年，父亲常来南昌小住，因为身体已经相当衰弱，他交代后事时，唯一叮嘱的就是：“要多买点肉，好好招待八仙和乡亲们。”有一次他说“要回东林老家去住”，令我惊讶！“老屋破败不堪，怎能住人？你身体又不好，发了病，到哪里去就医？”父亲听了，潸然泪下。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流泪。因为我们和两位叔叔家都穷，东林老屋无力修缮，庐山的祖房也无奈地卖掉了，父亲常常黯然神伤地长叹：“祖业呀！”有心而无力保住祖屋，父亲为此抱憾终身。
在新农村建设中，二位叔叔和婶婶退休回东林，我和国敏诸弟在宅基地上合建了一栋房，取名“东林草堂”。这一举措，与其说是我们的钱包开始有钱了，不如说是晚辈为了却父辈心愿使然。没有料到的是，这一举动竟引发本村在城里工作的晚辈们效仿，纷纷拿出钱来改善父母的住房条件。几年下来，李家河陆续建起了八栋漂亮的楼房，整个村子有模有样了，父亲九泉下有知，该是何等欣慰。
钱包，母亲巧手缝制的钱包，我曾经把玩、父亲曾长期使用的钱包，虽然表面已经退色，周边也有些破损，然而它是我们一家人的珍爱，因为它凝聚着两代人的体温，见证过我们家经历过的苦涩和温馨，并将继续见证着岁月的沧桑和时代的进步。这钱包啊，是父亲精神的寄托，弥足珍贵。
2010年中秋于东林草堂
哭二叔
二叔，父亲的大弟弟，是我敬重的长辈。
二叔生于忧患。他13岁时，祖父盛年早逝，我父亲和伯父正为避日寇之难而在湖南流浪，他在家居长，上有祖母，下有8岁的弟弟和6岁的妹妹，还有两个未成年的童养媳。一家老小，啼饥号寒，生活陷入困境，他肩上的担子比谁都沉。后来，我常听祖母说，那是“比黄连还苦的日子”。
一位哲人说过，困苦能孕育灵魂和精神的力量。为了支撑多难的家庭，二叔只好辍学，回家砍柴、种菜。苦苦支撑到他15岁时，再到星子县学木工。由于二叔年少懂事而且天生聪慧，仅仅一年半，便学成回家。随后在九江市和庐山周边农村走村串户，靠做木工活养活一家人。二叔心细手巧，手艺日见精进，特别是做农家常用的水桶、脚盆等圆木家具，尤其擅长。我小时在外婆家，就常常听到雇主称赞二叔的故事。尚未成年的二叔，就这样靠做木工的微薄收入，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
解放后，庐山成立建筑公司，二叔于1953年当上了国营单位职工。凭着他人品出众，工作踏实，技术超群，当年提干，次年入党，不久就当了该公司工会主席。二叔学徒出身，了解工人，关心工人，与工人群众打成一片，工人有话喜欢找他倾诉，为工人办事，他也乐此不疲，赢得广大职工的信任和爱戴。在历次考核和评比中，二叔都是业绩优、口碑好的干部，因此早在我儿时，他便成了我心目中的偶像。
然而，上世纪60年代的“四清”和接踵而来的“文革”给二叔带来厄运，职工的信任和上好的表现反而铸成了他的不幸。
“四清”运动时，“庐建”因为职工众多而成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单位，庐山管理局派社教工作组进驻，二叔是工作中唯一从本单位吸纳的干部。因为二叔为人正派，行事稳重，对“庐建”人头熟、情况明，所以工作组许多事情，特别是一般人不愿承担的整理材料工作，就自然地落在二叔的肩上。如履薄冰，废寝忘食，多方核实，言必有据，这些二叔都努力做到了。当时，群众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庐建”主要负责人多吃多占的问题，在“四清”中，这位负责人受到了党组织的批评教育。
“庐建”的“四清”结束，二叔因工作出色，又被庐山管理局党委抽调，加入到九江地委工作组，到修水搞“四清”，并担任工作组副组长。尽管二叔并不情愿，但组织的安排又不能不服从，只好硬着头皮去修水搞了半年的社教。不久“文革”骤起，灾难悄然降临。
几乎与所有的单位一样，“庐建”从一开始就围绕着对主要负责人是保还是打分成“保守派”和“造反派”。按二叔的党性修养、组织观念和性格特点，他怎么也应该是“保守派”。但是，刚刚参加“四清”运动的特殊经历，使“庐建”主要负责人及其追随者一开始就不信任他，害怕乃至忌恨他，而那些响应号召起来造反的职工，却因此而更加信任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他，把他作为“革命领导干部”来拥戴。
就这样，阴差阳错，不容选择，二叔就被“文革”大潮卷进“造反派”的行列，处于欲罢不能、欲干不忍的尴尬境地。尽管斗争形势复杂、激烈、尖锐，二叔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坚持党性原则，坚守道德底线。凭二叔十几年工会主席的资历和“四清”工作组成员的经历，在造反派中鹤立鸡群，完全有条件抛材料，写揭发批判的大字报，高调造所谓“走资派”的反，但二叔没有这样做。他从内心不认同“文革”这种民主形式，认为“庐建”主要负责人的问题，“四清”已经做了结论，不必再翻老账，不能落井下石。同时，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的问题和意见，应该通过班子内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解决，运用“四大”未必合适。整个“文革”10年，二叔没有写过揭批别人的一张大字报，也没有被人贴过一张大字报，更没有担任过任何造反组织的大小头头，这在“庐建”，乃至全庐山也是十分难得、极为罕见的。“文革”期间，考验、陷阱和挑战无数，二叔都很冷静很理性地走过来了。夺权风暴中，造反派一致推举二叔为“庐建革委会”的“一把手”，他坚辞不就，最后被迫无奈地当了个三号人物。庐山管理局筹建“革委会”，又有人提议二叔作为“庐建”代表结合进去，他也婉言谢绝了。1967年夏天，武斗风起，二叔拉着时任庐山工人武装连连长的堂弟，出走上海，远离派性斗争的硝烟。那时我在复旦大学读书，已从“文革”初期的“保守派”变为“逍遥派”了，陪伴二叔期间，心里就困惑，让二叔当“造反派”，真是冤哉枉也。
政治的博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博弈的结果，往往是博弈的双方都成了牺牲品，二叔就成了牺牲品。“文革”结束，“庐建”的原主要负责人重新归位，许多人落实政策，恢复职位甚至得到进一步重用。尽管这位主要负责人原本同二叔关系不错，“文革”后他也说过“老李是个好人！”但二叔从此就被冷落了，遗忘了，边缘化了。名义上，叫二叔管过政工，负责过工会和行政办公室，但干了十多年，直到退休，也没有一个正式任命。“文革”的中后期，个别人几次三番地想揪斗二叔，苦于实在找不到什么把柄而作罢。而“文革”后的多次清查，二叔虽然多次作为清查对象，但始终找不出二叔的任何问题。
光明因为阴影方愈显耀眼。尽管二叔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认真工作，组织上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发怨言，终其一生。在自己的职务和待遇问题上，“文革”前、“文革”后均未向组织开过一回口，也从未在单位或家中发过半句牢骚。作为一个20多年前就是庐山人数最多的堂堂县处级单位中层干部的工会主席，50年代就定为行政20级的干部，退休时竟然落得个科员待遇，直到病逝一直都是领科员的退休金，令人难以置信。
二叔律己极严。“文革”前，“庐建”一直处在发展中，干部安排自己的子女和家属的工作并不困难；但二叔为自己的事金口难开，二婶在“庐建”一直是个临时工，当了多年的小工后，在二叔去修水搞“四清”期间，才由组织上转为正式职工。别的干部的子女说进就进，工种还可以任意挑选，他儿子国斌则靠自费学木工，4年后才出师转为正式职工。
这么多年，个人受委屈，家庭和孩子又受冷落，没有动摇二叔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对共产党的信心。晚年，他衷心拥护改革开放，由衷地为国家的发展感到高兴，为子侄、亲友的进步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