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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岁月微痕(1)

父亲的钱包

在父亲的遗物中,有一个钱包。如今,父亲的背影渐行渐远,但只要一看到这个钱包,邈远往事就会浮现在眼前,仿佛父亲又回到了我们身边。

大约是上初一的时候,看到一些同学用起了钱包,也想跟风,但没有钱买,就让妈妈缝制了一个。蓝布的,对折型,三个口袋,虽不精美,却很实用。在饶有兴趣地用了一段时间后,因为实在无钱可装,平时家里也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我去买,又不会花钱,新鲜劲儿一过,便弃而不用了。没想到父亲发现后,如获至宝,拿去一用就是二十多年,直到他去世。

父亲一生囊中羞涩。年轻时,逃难到湖南汉寿县,靠打工糊口,一贫如洗;抗战胜利后,返回东林种田,糠菜半年粮;上世纪50年代初上庐山,以替人看房子、种菜为生,聊解温饱;庐山房产国有化以后,房子被九江国棉一厂买下作工人休养所,父亲便下山进厂当了炊事员,也无余钱。穷是穷,但父亲常说人穷志不穷。他和以处众,宽以接下,恕以待人,善良仁厚,在亲友、同事、邻里、乡党中有着上好的口碑。

钱包到了父亲手里从来没有鼓过,40多元的月薪,没有奖金,微薄的收入,除基本生活费外,大都花在人来客往的花销上。退休后,父亲喜欢钓鱼,钱包里除了几张零票子,更多时候是用来装渔具,我在清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钱包里还有鱼钩、鱼线、鱼漂等。

长时间里,父亲在九江,母亲带着我在庐山,我上大学后,家里一分为三,母亲身边又有了宝玲妹。按当时标准,复旦评定助学金时,以我家的人均收入,假如申请个二等助学金也是会批的。但我是年级团支部书记,考虑到农村来的同学多,就没有申请,为此,年级政治指导员还专门问过我。事后,我告诉父亲,他很赞成,说农村人比我们更困难,应该让给别人。就这样,我在复旦的五年中,父亲每个月按时足额寄给我20元,母亲则以每月18元的临时工工资,维持和宝玲的生活。

还有一件事,雕琢在我的脑海里。外公临终,念及父亲孝顺,也因为他一直患有慢性支气管炎,特别畏寒,就把一件皮统子留给他,但他舍不得用,一直压在箱底。后来听说一位舅舅有意见,父亲立即叫母亲把皮统子送还。70年代,我参加工作后,特地托在西安的同学从宁夏买来一件上好的羊皮统子,为父亲做了一件短大衣,这既适应父亲过冬的需要,也聊表我对父亲为人处世的赞赏和补偿,是我有心践行父亲价值观的一种精神外化。

父亲一向省吃俭用,对人却热情大方。他的口头禅是“做人不能在天顶上开门”,无论何时只要家里来客人,不管是亲戚朋友,还是乡亲故里,他都由衷地高兴。早年,父亲住在九江国棉一厂职工集体宿舍,来了客人,他每次都拣食堂里最好的菜买,有时还要在宿舍里点起木炭炉,烧些鱼肉豆腐等招待。临别,则抖落着钱包,找出几张票子硬塞给客人作为车票钱。时间允许时,还要到车站送行。

父亲读书不多,但《水浒》、《三国演义》、《封神榜》等小说的故事知道不少,有时还会哼几句老戏,多与上述处世之道有关。记得小时候,东林村春节期间搭台唱戏,请来师傅教戏,村民自娱自乐,父亲扮演的是老生,还赢得了几阵喝彩。以后上庐山了,父亲再没有演过戏,也没有条件看戏。有一年夏天,我和三爹同时到了九江,父亲很高兴,陪我们逛街。走到烟水亭,看到安庆市黄梅剧团演出《天仙配》的海报,父亲临时动议,掏出钱包买了3张票,还是第一排的,兴冲冲地领着我和三爹走进人民剧院“奢侈”了一回。这是父亲罕见的一次文化消费,要不是为招待三爹,他自己是舍不得看戏的。

“文革”后期,母亲下山,一家团聚,父亲在厂外开了几小畦菜地,工余还到附近钓鱼。因此,家里常有青菜,时有鱼虾。来了客人,碰上吃饭的时间,父亲必定招呼客人上桌共餐,若客人说是刚放下筷子来的,父亲就会请客人喝杯酒,或者叫母亲煮几个鸡蛋给客人吃。若客人是在饭前时间到的,父亲就会泡上茶,坚持留客人吃了饭再走,还会一边留客,一边吩咐母亲:某处有一块腊肉,某处有几条干鱼,好像哪儿还有一把干豆角,如此等等。总之是倾其所有,一一曝光。父亲动口,母亲动手,阳光操作,逐项落实。等到开饭时,父亲会拿出酒来。因为父亲患肺心病,医生不让喝酒,一听母亲劝阻,父亲就会像个孩子似的笑着说:“酒哪里是毒药哇!”于是,就陪着客人抿上几口。其实父亲只是为了陪陪客人,自己吃不了什么。到了晚年,他起不了床,无力陪客,但看着客人吃,比自己吃还高兴。有时母亲烦了,难免会嘀咕几句,父亲脾气好,总是一笑了之。父母算不算鹣鲽情深我说不准,但从来没见他俩吵过架、红过脸却是事实。

父亲常说:“钱是人的胆,出门要多带些钱。”只可惜,他一生都在温饱线上挣扎,钱包总是空空的、瘪瘪的。父亲一生没有在银行存过一分钱,但也从不欠别人一分钱,更不会欠别人一份情、一份礼;父亲从来不会因工资到手而奢侈几餐,也没有因为捉襟见肘而吝啬一回。有时应急,借了人家的钱物,他总是尽快还清,并秉持“借人家牛,还人家马”的原则,绝不占人家的便宜。对父亲而言,“仰不愧天,俯不愧地,内不愧心”是他做人的标准;“吃亏是福”,不是口号,而是行动。侄女在一个冬天出嫁,父亲既送礼又出力,在车库里临时架起炉灶,亲自掌勺,在寒风和油烟中忙了一天,回家即病倒在床,却没有丝毫怨言。

三年困难时期,缺吃少穿,父亲显得很消瘦,但每月按计划供应的半斤饼干,他自己不吃,我和母亲也吃不到,全部省下来接济农村亲戚了。母亲戏说父亲是“漏巴掌”。我在军垦农场劳动锻炼那年,他无须给我寄钱了,到我准备结婚时,我以为父亲总多多少少会有点钱,就顺便问了句:“家里有多少钱?”父亲自责而憨厚地笑了笑,想不到父亲竟一点儿积蓄也没有,父亲的窘态让我顿时后悔自己的失言。我怎么这么唐突向父亲问起钱的事儿呢?那虽非我的本意,但至今想起来仍然愧疚。作为独子,我结婚时家里尽力张罗,父亲摆了3桌酒席,母亲掏出多年积攒的200元钱给妻子,说是去上海做套衣服,算是办完了这件大事。

父亲一生体现出浓浓的乡韵乡俗、乡亲乡情。对祖母极尽孝道不说,对外公外婆和叔公叔婆等前辈,每年也不止一次下乡探望,再难再穷,都不甩空手。老人们谢世了,他成了长辈,仍不忘看望同辈人。“有钱无钱,回家过年”,是父亲挂在嘴边的话。我每年回家,父亲并不计较我带了什么礼物,也不在乎我在不在家陪伴他和母亲,却很在意我是否问候过左邻右舍,看望过叔婶娘舅,每次他都要求我雨雪无阻,有了妻女,还要她们同行。

尊老必爱幼。父亲对小字辈儿有着本能的疼爱,甚至偏爱,说起侄儿侄女们,他总是喜形于色地说:“我屋的伢儿个个抻钭了。”对读书好的,他喜欢引用老婆婆的话说,“总是读总是有饭吃”,意在继续努力。对学业平平者,他常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鼓励立志成才。小辈儿走时,他总会翻出点吃的东西相送,或者打开钱包摸出几个小钱,不使空手离去。国敏弟曾多次说:“每每到大爹那儿,他总会让你觉得,他是从骨子里往外地喜欢你。为了你,他掏心掏肺,一言一行甚至每个细胞都透着浓浓的亲情。”

晚年,父亲常来南昌小住,因为身体已经相当衰弱,他交代后事时,唯一叮嘱的就是:“要多买点肉,好好招待八仙和乡亲们。”有一次他说“要回东林老家去住”,令我惊讶!“老屋破败不堪,怎能住人?你身体又不好,发了病,到哪里去就医?”父亲听了,潸然泪下。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流泪。因为我们和两位叔叔家都穷,东林老屋无力修缮,庐山的祖房也无奈地卖掉了,父亲常常黯然神伤地长叹:“祖业呀!”有心而无力保住祖屋,父亲为此抱憾终身。

在新农村建设中,二位叔叔和婶婶退休回东林,我和国敏诸弟在宅基地上合建了一栋房,取名“东林草堂”。这一举措,与其说是我们的钱包开始有钱了,不如说是晚辈为了却父辈心愿使然。没有料到的是,这一举动竟引发本村在城里工作的晚辈们效仿,纷纷拿出钱来改善父母的住房条件。几年下来,李家河陆续建起了八栋漂亮的楼房,整个村子有模有样了,父亲九泉下有知,该是何等欣慰。

钱包,母亲巧手缝制的钱包,我曾经把玩、父亲曾长期使用的钱包,虽然表面已经退色,周边也有些破损,然而它是我们一家人的珍爱,因为它凝聚着两代人的体温,见证过我们家经历过的苦涩和温馨,并将继续见证着岁月的沧桑和时代的进步。这钱包啊,是父亲精神的寄托,弥足珍贵。

2010年中秋于东林草堂

哭二叔

二叔,父亲的大弟弟,是我敬重的长辈。

二叔生于忧患。他13岁时,祖父盛年早逝,我父亲和伯父正为避日寇之难而在湖南流浪,他在家居长,上有祖母,下有8岁的弟弟和6岁的妹妹,还有两个未成年的童养媳。一家老小,啼饥号寒,生活陷入困境,他肩上的担子比谁都沉。后来,我常听祖母说,那是“比黄连还苦的日子”。

一位哲人说过,困苦能孕育灵魂和精神的力量。为了支撑多难的家庭,二叔只好辍学,回家砍柴、种菜。苦苦支撑到他15岁时,再到星子县学木工。由于二叔年少懂事而且天生聪慧,仅仅一年半,便学成回家。随后在九江市和庐山周边农村走村串户,靠做木工活养活一家人。二叔心细手巧,手艺日见精进,特别是做农家常用的水桶、脚盆等圆木家具,尤其擅长。我小时在外婆家,就常常听到雇主称赞二叔的故事。尚未成年的二叔,就这样靠做木工的微薄收入,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

解放后,庐山成立建筑公司,二叔于1953年当上了国营单位职工。凭着他人品出众,工作踏实,技术超群,当年提干,次年入党,不久就当了该公司工会主席。二叔学徒出身,了解工人,关心工人,与工人群众打成一片,工人有话喜欢找他倾诉,为工人办事,他也乐此不疲,赢得广大职工的信任和爱戴。在历次考核和评比中,二叔都是业绩优、口碑好的干部,因此早在我儿时,他便成了我心目中的偶像。

然而,上世纪60年代的“四清”和接踵而来的“文革”给二叔带来厄运,职工的信任和上好的表现反而铸成了他的不幸。

“四清”运动时,“庐建”因为职工众多而成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单位,庐山管理局派社教工作组进驻,二叔是工作中唯一从本单位吸纳的干部。因为二叔为人正派,行事稳重,对“庐建”人头熟、情况明,所以工作组许多事情,特别是一般人不愿承担的整理材料工作,就自然地落在二叔的肩上。如履薄冰,废寝忘食,多方核实,言必有据,这些二叔都努力做到了。当时,群众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庐建”主要负责人多吃多占的问题,在“四清”中,这位负责人受到了党组织的批评教育。

“庐建”的“四清”结束,二叔因工作出色,又被庐山管理局党委抽调,加入到九江地委工作组,到修水搞“四清”,并担任工作组副组长。尽管二叔并不情愿,但组织的安排又不能不服从,只好硬着头皮去修水搞了半年的社教。不久“文革”骤起,灾难悄然降临。

几乎与所有的单位一样,“庐建”从一开始就围绕着对主要负责人是保还是打分成“保守派”和“造反派”。按二叔的党性修养、组织观念和性格特点,他怎么也应该是“保守派”。但是,刚刚参加“四清”运动的特殊经历,使“庐建”主要负责人及其追随者一开始就不信任他,害怕乃至忌恨他,而那些响应号召起来造反的职工,却因此而更加信任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他,把他作为“革命领导干部”来拥戴。

就这样,阴差阳错,不容选择,二叔就被“文革”大潮卷进“造反派”的行列,处于欲罢不能、欲干不忍的尴尬境地。尽管斗争形势复杂、激烈、尖锐,二叔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坚持党性原则,坚守道德底线。凭二叔十几年工会主席的资历和“四清”工作组成员的经历,在造反派中鹤立鸡群,完全有条件抛材料,写揭发批判的大字报,高调造所谓“走资派”的反,但二叔没有这样做。他从内心不认同“文革”这种民主形式,认为“庐建”主要负责人的问题,“四清”已经做了结论,不必再翻老账,不能落井下石。同时,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的问题和意见,应该通过班子内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解决,运用“四大”未必合适。整个“文革”10年,二叔没有写过揭批别人的一张大字报,也没有被人贴过一张大字报,更没有担任过任何造反组织的大小头头,这在“庐建”,乃至全庐山也是十分难得、极为罕见的。“文革”期间,考验、陷阱和挑战无数,二叔都很冷静很理性地走过来了。夺权风暴中,造反派一致推举二叔为“庐建革委会”的“一把手”,他坚辞不就,最后被迫无奈地当了个三号人物。庐山管理局筹建“革委会”,又有人提议二叔作为“庐建”代表结合进去,他也婉言谢绝了。1967年夏天,武斗风起,二叔拉着时任庐山工人武装连连长的堂弟,出走上海,远离派性斗争的硝烟。那时我在复旦大学读书,已从“文革”初期的“保守派”变为“逍遥派”了,陪伴二叔期间,心里就困惑,让二叔当“造反派”,真是冤哉枉也。

政治的博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博弈的结果,往往是博弈的双方都成了牺牲品,二叔就成了牺牲品。“文革”结束,“庐建”的原主要负责人重新归位,许多人落实政策,恢复职位甚至得到进一步重用。尽管这位主要负责人原本同二叔关系不错,“文革”后他也说过“老李是个好人!”但二叔从此就被冷落了,遗忘了,边缘化了。名义上,叫二叔管过政工,负责过工会和行政办公室,但干了十多年,直到退休,也没有一个正式任命。“文革”的中后期,个别人几次三番地想揪斗二叔,苦于实在找不到什么把柄而作罢。而“文革”后的多次清查,二叔虽然多次作为清查对象,但始终找不出二叔的任何问题。

光明因为阴影方愈显耀眼。尽管二叔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认真工作,组织上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发怨言,终其一生。在自己的职务和待遇问题上,“文革”前、“文革”后均未向组织开过一回口,也从未在单位或家中发过半句牢骚。作为一个20多年前就是庐山人数最多的堂堂县处级单位中层干部的工会主席,50年代就定为行政20级的干部,退休时竟然落得个科员待遇,直到病逝一直都是领科员的退休金,令人难以置信。

二叔律己极严。“文革”前,“庐建”一直处在发展中,干部安排自己的子女和家属的工作并不困难;但二叔为自己的事金口难开,二婶在“庐建”一直是个临时工,当了多年的小工后,在二叔去修水搞“四清”期间,才由组织上转为正式职工。别的干部的子女说进就进,工种还可以任意挑选,他儿子国斌则靠自费学木工,4年后才出师转为正式职工。

这么多年,个人受委屈,家庭和孩子又受冷落,没有动摇二叔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对共产党的信心。晚年,他衷心拥护改革开放,由衷地为国家的发展感到高兴,为子侄、亲友的进步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