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夏天，我走马到画报社任记者。第一次采访，派给我的选题是，写写到城里打工的农民。
虽然是画报社，却要自备相机。我花了100多元钱，先买了一个小傻瓜相机，就上路了。
事先了解了一下，在崇文门附近有一个农民工聚集的人力市场，那里应该能找到采访的对象。到了那儿以后，我很快锁定目标——5个扎堆在一起，拿着大包小包的农村女孩。上前一打听，原来她们从唐山过来，老家在安徽，一起出门几个月，在唐山的一个服装厂干活。老板一直拖欠工资，她们无奈就不干了，钱也不要了。回老家之前来北京一趟，要看看天安门。又听说崇文门这好找工作，就来看看。这时，来了一个30多岁的饭馆女老板，要招服务员，但只要一人。5个女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打算彼此分开。女老板连连叹气：“唉，你们就是不能闯。我也是从安徽出来的，干了5年的保姆，现在自己开着饭馆，老家盖着3层楼。我的饭馆就在朝阳门地铁那儿，连《人民日报》都登过我的故事。”
我的采访很顺利，跟踪这5个女孩去了天安门，拍下她们对北京既好奇惊讶又疲倦的瞬间。趁她们休息的时候，我又给报社老记者打电话，问下一步该怎么做。老记者说：“当她们上火车的时候，你要拍出她们目光中的迷离……”问清了她们第二天的火车时刻，约好她们等我。她们说：“你要那个点来啊，你不来我们也不能等。”我信誓旦旦地说一定。
回家后心情很不好，我发现自己是那么不喜欢人多的地方，听的又是这些不愉快的经历。焦虑涌上心头，如果我第二天在站台找不到她们怎么办？我甚至已经感受到自己在滚滚人流中找不到那几个女孩的焦急心情。忽然灵机一动，何必去拍那迷离的眼神，我到朝阳门去找那女老板，来个对比：为什么女老板能从保姆做到开店，那几个丫头却浅尝辄止了呢？
想到这，心情轻松了许多。第二天，我兴致勃勃地坐地铁去了朝阳门。
现在的朝阳门已经看不到那家小饭馆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应该在地铁的西南出口，上来朝南走。那时，那里是一片乱糟糟的店铺，低矮破旧，女老板的饭馆就在其中。我到的时候，他们正在卸货，刚买了不少米面蔬菜。我顺手拍了几张有动感的照片。跟女老板聊了一会儿，才知道，《人民日报》的记者到她这吃饭，了解了她的故事，给她拍了几张照片，至于发表没有，她始终不知道。我心中暗自佩服，这女老板真会给自己做广告！
为写这篇文章，我费了很大的劲。先要把采访录音一句句变成文字，再整理材料，写成文章。那时也没有电脑，我那篇文章写了七八遍，楞是生生用完了一根新的圆珠笔芯。写出的文章叫《看世界与闯世界》，再配上图片，印出来煞是好看。那个画报自创刊以来，登的都是恐龙般庞大呆板的文章，我这篇文章，被领导们称赞为“鲜活”。
当时报社还有一个北京男孩周彤，我俩经常一起出去采访。周彤大我两岁，像个小绅士，也像个小哥哥，几次出去，吃饭时他都主动买单。杂志出来了，又赶上我俩一起出去采访，我抄上两本杂志对他说：“咱们正好路过朝阳门，这就是咱们中午的大饭票了。”我俩办完事，骑着车，边走边聊。他说：“你这大饭票真管用吗？”我自信地说：“肯定管用，就算不管用，顶多我请你。”他哈哈大笑：“好，说好啦！”
当我把画报上印着女老板的照片写着肯定她的文章交给女老板的时候，她只是点着头，连说谢谢，并无他话。周彤看着我，一脸坏笑。我无奈地对女老板说：“我们在您这吃饭，拿菜单来吧。”女老板拿来菜单，我俩点了饭菜，匆匆吃完，结账走人。回到报社，周彤当作一件趣事，津津有味地说给没去的几个人听，大家都十分开心，拿我逗趣。
好在，今天再也看不到那个小饭铺了，那里已经是一片绿地，不知道女老板又到哪里开店去了。我虽然跟那5个女孩爽了火车站送行之约，却还算是一个有诚信的人，把拍出的照片连同底片，按她们写的地址各自寄给了她们。遗憾的是，没有收到她们表示感谢的只言片语。因为文章是批评她们的，我就没有再给她们寄样刊。
我半年后离开了那个画报，据说它现在还在，仍然惨淡经营。至于周彤，在几年前唐师曾群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中，我的直觉告诉我，群邮地址里某摄影杂志的周彤就应该是他。投石问路发过去一封电子邮件，几次被退回，说明那个信箱有问题。叙旧未果，后遂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