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的品格及思想
1.不苟同权贵的君子品格
《韩诗外传》卷一记，曾子为养活父母仕于莒，曾当过“得粟三秉”的官职。虽有从政经历，但综观其一生，仍然是一个孔子式的知识分子形象。其根源在于他那尽守礼约、躬守孝道、不苟同权贵的思想品格。他曾声言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泰伯》）这种“以仁为己任”、“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大丈夫气概，实际上并不亚于日后的孟子，甚至从这一点看，似乎可以预示孟子精神的出现。以这种精神气概为向导，便使人很难想象他会持有做官从政、苟合政治权势的贪婪要求。与《庄子·让王》篇中所述见义忘利，安贫乐道的形象是一致的：“曾子居卫，温袍无表，颜色肿哙，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
正冠而缨绝，捉衿而肘见，纳履而踵决。曳纵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声。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故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在“志”与“道”面前，形、利、心皆可忘记，政权官位又算得了什么呢？《说苑·立节》载：“曾子敝衣以耕，鲁君使人往致邑焉。”曾子辞而不受。为什么呢？他说：“臣闻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骄人，纵君有赐，不我骄也，我能勿畏乎？”显然，他在与政治权势的交往中保持着无私无畏、议而不从的态度。难怪《韩诗外传》说曾子五十岁时，“齐聘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皆不应命。”甚至对现实政治进行无情的揭露与鞭挞，孟氏使阳肤为师，问于曾子。
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易喜。”（《论语·子张》）“上失其道”，可以说是曾子对现实政治形势总的批评性的看法。在当时“礼崩乐坏”的形势面前，曾子的态度是“天下有道，则君子欣然以交同；
天下无道，则衡言不革；诸侯不听，则不干其士；听而不贤，则不践其朝”（《大戴礼记·解诂》）。不屈从、不苟合、刚直不阿清醒处世的君子品格-这基本上可以说是原始儒家对待政治权势的正面态度与做人的基本原则。
虽然不必一定卷入现实政治的漩涡，但一定清醒地保留着对专制政权的批评权力。
2.修齐治本的政治理想
被列为“四书”之首的《大学》，开宗明义提出了三纲（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政治哲学体系。
“至善”既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也是政治上的最终理想。“诚意、正心、修身”是道德修养，“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实践。通过道德修养实现政治抱负，道德与政治水乳交融，正是儒家思想以至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描述“治国平天下”宏伟蓝图的时候，接着讲得众、慎德、生财、举贤。“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故“治国平天下”者，应做“民之父母”，以“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孕育着孟子“民本”思想的萌芽。要赢得民心，就必须“慎德”。“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因为“德者本也，财者末也”。
但“生财”也很重要。生财之道能使“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生财的目的在于富民，得民，“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因此又必须反对“聚敛之臣”。
“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
治国平天下者，不应“以利为利”，而应“以义为利也”。
“治国平天下”的要务在于“举贤”。“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要举贤，首先要知贤、好贤、容贤，而后才能用贤。应该做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
而不应“人之有技，娼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实不能容”。绝不能让妒贤嫉能的“小人”担当治国平天下的重任。
“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
3.天人观中的“人为贵”思想
中国古代的宇宙观，“盖天说”出现最早。它从直观出发对天地描述。认为天是圆形，好像伞盖；地是方的，好似棋盘，即“天圆地方”说。曾子察觉到“天圆地方”说存在的矛盾，提出“如诚天圆地方，则是四角之掩也”（《曾子·天圆》）。是说如果真是天圆地方，那么半球形的天与方形的大地怎么能够吻合呢？进而探索天地之规律，万物之本源。《曾子·天圆》中指出：“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阴阳之气各从其行则静矣。偏则风，俱则雪，交则电，乱则雾，和则雨。阳气胜，则散为雨露；阴气胜，则凝为霜雪。阳之专气为雹，阴之专气为霰。霰雹者，一气之化也。”
《曾子·天圆》认为毛虫羽虫是阳气化生的，介虫、鳞虫是阴气化生的。人是裸生的，无羽毛鳞甲，乃是禀阴阳精气而生。
这就明显地突出人在万物天地中的地位。这正是儒家思想的特点。
《曾子·大孝》说：“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认为人是天地间最伟大的，“天地之性为贵”（《孝经》）。《小戴礼记·礼运》中说：“人者五行之秀气也。”荀子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认为人不是顺应自然，屈从于自然，而是能动的改造自然。“从天而倾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发现并重视人的作用，这是儒家思想的精华。
在人类中应该发现推举聪明睿智的人，尊重人才。《曾子·天圆》讲毛虫中最突出的是鳞，羽虫中最突出的凤，介虫中最突出的是黾，鳞虫中最突出的是龙，裸虫中最突出的是圣人，只有圣人才能役使鳞凤黾龙。所以圣人是祭祀天地、山川、鬼神、宗庙的祭主，是人中之杰。进而倡导圣贤思想。
曾子的修养观
曾子对儒学文化思想的突出建树，或者说较之其他孔门弟子不同而独到的成就，就是修养与孝道。孔子曰：“参也鲁。”鲁即鲁钝、迟钝。也就是说与其他弟子相比，曾子比不上颜渊的深沉，比不上宰我、子贡的雄辩，也不如子张那样的急于求成、子游的雄伟博大，以及子夏的一字一板，而是顺着自己的天资，小心翼翼、兢兢业业，执著地“苦行”一番修养功夫。
1.以仁德修养为纲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这说明），修养的奋斗目标和所维系的中心思想是仁，是立仁、行仁。其任重道远，必须具备宏大坚毅之志，自强不息，死而后已！如果仁德和官禄发生矛盾而不能兼得时，是要仁德而不要官禄的。如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吾何慊乎哉！”（《孟子·公孙丑下》）为维护和实现仁德的崇高理想，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
因此，曾子具有为这种信念斗争到底的大丈夫之勇的精神气概。他说得很明白，如果正义不在我方，纵然对方是卑贱者，我也不去欺侮人家；如果正义在我方，纵然对方是个千军万马的高贵者，也要毫不畏惧地和他拼杀到底。与那种狭隘的匹夫之勇，明哲保身相比，曾子这种仁德之勇，信念之勇的大丈夫气概并以其关注的修养精神，显然高出一筹并为人们所称道的。
2.“反求诸己”的内省意识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里的“三”是“多”的意思，“省”是指内省反思或自我检查。也就是说曾子不仅要求人们小心谨慎行事，而且还提倡每天要多次进行自我检查，看一看自己的言行有哪些不当之处，以便及时纠正。必须明确，他检查的，绝不仅仅限于这里所说的“忠”、“信”、“习”的问题，而是各方面都要反省。
不从外部客观找原因，而从主观内因找差距。这种不待别人指点或指责，主动自觉地审视自己，即朱熹总结的“反求诸己”的精神，正是曾子修养的基本出发点和难能高贵之处。
“无内之疏而外人之亲，无身不善而怨人，无刑己至而呼天。内人之疏而外人之亲，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远乎？刑己呼天，不亦晚乎？”“同游而不见爱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见敬者，吾必不长也；临财而不见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穷，怨天者无知。失之己而反诸人，岂不亦迂哉！”是说凡事皆应严求诸己，怨天尤人皆无济于事。这种不怨天不尤人，注重自己内在精神的改变和力量的发挥，构成了曾子修养思想的基本核心。
3.宽以待人，与人为善
曾子修身，主张严于律己，同时主张宽以待人。经常以人之长，较己之短。当孔子夸奖颜子、史鳅时，曾子说实在我不如他们两个，“吾闻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见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见人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争也；闻善毕躬行之，然后导之，是夫子之能劳也。吾闻夫子三言未能行，是吾知终不及二子也！”（《说苑·杂言》）他还常说：“患身之不善，不患人之莫已知。”“君子改其恶，求其过，强其所不能去私欲，从事于义，可谓学矣。”（《曾子家语》）。
曾子修身不仅在于自己向善，同时也乐于与人为善。他说：“人而好善，福虽未至，祸其远矣；人而不好善，祸虽未至，福其远矣。”
“君之已善，亦乐人之善也；己能，亦乐人之能也；己虽不能，也不以援人。君子好人之为善也；己能，亦乐人之能也；己虽不能，也不以援人。君子好人之为善而弗趣也；恶人之不善而弗疾也；疾其过而不补也；饰其美而不伐也；伐其不益，补则不改矣。”“君子不先人以恶，不疑人以不信，不说人之过，成人之美。”“君子义则有常，善则有邻。思其一，冀其二；见其小，冀其大。苟有德焉，亦不求盈于人也。”（《曾子家语》）
4.理想的修身人格——君子
“仁”是儒家思想伦理道德的最高境界，但是，落实到个人的具体修养上，“君子”则是其理想的人格典范。曾子强调“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试图以君子的成立来辅助仁的修养的实现或者是将仁的高标准落实到具体的实践——君子人格上。
对君子的含义要求，孔子曾言：“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讲得比较广泛，只是讲言行中各个方面的总的原则。曾子则进入了更具体的要求。他说：“君子有三费，饮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乐，钟磬琴瑟不在其中……有亲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遗，此一乐也；有亲可畏，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乐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乐也……少而学，长而忘之，此一费也；事君有功，而轻负之，此二费也；久交友而中绝之，此三费也。”（《韩诗外传集释》）
此外，在《曾子立事》篇还有大量的对君子的严格要求，比如：“君子不绝人之欢，不尽人之礼，来者不豫，往者不慎也。去者不谤，就之不赂，亦可谓之忠矣。君子恭而不难，安而不舒，逊而不谄，宽而不纵，惠而不俭，直而不往，亦可谓知矣。”又说：“君子入人之国，不称其讳，不犯其禁，不服华色之服，不称惧忄冒之言，故曰：“与其奢也，宁俭；与其倨也，宁句。”
显然，对君子的定义大大超过了“九思”的具体性和严格性，虽然并未超出“九思”的范围要求。在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这种师徒相承的样式，是很具有代表性的。由于曾子学派对“君子”的要求过分严厉，所以有时又不免流露出一些道家者流的味道。《曾子立事》篇还说：“君子不绝小不殄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则愿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终身守此匆匆也。”“君子见利思辱，见恶思诟，嗜欲思耻，忿怒思患，君子终身守此战战也。”这种做人的小心翼翼的态度，虽其要求基本上还是在儒家的范围之中，但用道家的逻辑来要求君子，其消极避让的倾向已很明显。这种倾向，也许是曾子当初要避免的，但思想的发展，形同其他许多人能参与其中的事情一样，进行到一定程度之后，便会出现自身难以把握的变形。曾子对君子修养的要求中固然有收敛的因素，但太强调自我自足，便会出现消极意义上的明哲保身倾向，与儒家积极干事的原初精神有着背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