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是先秦至汉初各个学派的总称。《汉书·艺文志》著录各家著作“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文化繁荣的时期。
这一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奴隶制度的崩溃，新兴地主阶级的勃起，官学转向私学，学校教育移入民间，使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各个阶级、阶层的代表人物，如孔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等，出于维护本阶级和阶层利益的需要，纷纷提出自己的主张。各种学说、各种流派竞相出现。他们的理论有的尖锐对立，有的大同小异，有的则小同大异。集中表现在尊天命、信鬼神与反对宿命论的斗争；尊礼教、尚孝道与实行法治的斗争；面向观实生活与超然物外的斗争；过分强调物体的“同”和“异”的形而上学与全面观察事物，重视“名生于实”、“取实予名”的唯物论的斗争以及“性善”与“性恶”、“任人唯亲”与“任人尚贤”的斗争等。
这些理论分别代表了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思想，上升中的平民阶层和农民、手工业者的观点和战国中叶后地主阶级的要求。《庄子·天下》篇说：“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说明当时阶级矛盾的特点和复杂性。在不同学派之间，诸子虽然各持己见，互相批判；
但有些也相互吸收和影响，有些还逐步走向综合的途径。而在学派内部，则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思想文化领域，五光十色，绚丽多彩，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
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距今已经2000多年，尽管他们的学说、观点是为他们的政治目的服务的，有其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性；但是，他们在学术上的贡献则是多方面的。他们的著作不仅在哲学、逻辑领域，国家与法的学说等方面有很高的成就，而且在自然科学和经济学方面，也有着丰富的内容。
诸子的著作是我国古代珍贵的文化遗产，他们学说的不少命题成为后代一些学说的萌芽形态，后来的学者大都从这里吸取思想材料或理论形式。诸子散文是中国上古散文的典范，它们不仅有深邃的思想内容，而且在写作技巧上有很高的造诣。如墨子文章虽然看起来缺乏文采，但逻辑严密，条理分明，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孟子文章则文采华美，清畅流利，尤以气胜；庄子的文章另具一格，瑰奇曲折，如行云流水；荀子是反对华而不实的，他的文章质朴简约，剖析事理极为透辟。历代史学家和散文家，如司马迁、班固、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无不从他们的著作中吸取营养，学习技巧。
关于对诸子百家众多派别的归类，司马谈著《太史公自序》“论六家之要旨”中已提到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刘歆总群书，将诸子言论归为十家。《汉书·艺文志》则根据刘歆《七略》，把儒家经典列入《六艺略》中，另外在《诸子略》中把先秦至汉初各学派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进而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由于阴阳家、农家著述遗失太多，纵横家的言论多属汉代人对战国时合纵连横外交功过的评述，且有人认为名家存在形而上学片面性，小说著作多出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九流十家渐渐成了五流六家。
其实，阴阳、农、小说、纵横四家的言论，除阴阳家的言论尚待发掘外，其他三家稍事收集即能找到足以代表其主要思想的篇章和论述。
今人寇崇琳经过多年潜心研究，编译了《诸子十家选译》（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正是在这方面的探索。比如，他收集的《吕氏春秋》中的“上农”、“辩土”、“任地”、“审时”四篇，《管子·地员》一篇和《孟子·滕文公》（上）中“有为神农之言者”一篇，及清代人马国翰在《玉函山房辑佚丛书》中所辑《神农》中几篇先秦农家著述，就基本上反映了先秦农家思想的主旨。
目前，我们在坊间见到的诸子全集或选集，大多以书名、篇名或诸子代表人物进行排序，也有将经书和代表人物交叉排序的。
而《诸子十家选译》为了集中表达各家主旨，它既不以诸子代表人物分类排序，也不以诸子著作排序，而是以《汉书·艺文志》所谈十家分类，收集诸子各家文章、言论，按思想立论分别编入各家。无论是哪一家代表人物，他的言论和著述论及某家即归入某家。比如名家，除收有惠施、公孙龙子等代表人物的言论外，还收有管子、荀子、墨子关于形名观点的言论。十家中现存阴阳家言论太少，没有单列，而以兵家代之。《孙子兵法》是我国兵书的始祖，《司马法》、《墨子城守》等都是军事学说的重要文献，至今仍闪烁着思想光芒。作为一家与其他九家并列，似无不可。这也是一种尝试，有待进一步在实践中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