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战争中，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要面对两大敌人：一是外国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军；一是饥荒。所谓饥荒，就是全国上下都没有饭吃，都在饿肚子。“饥荒”这个敌人要比武装的敌人更可怕、更难对付。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俄国是欧洲的产粮大户。它每年向欧洲国家出口大批粮食。世界大战和接下来的内战，使苏维埃俄国的大片土地荒芜，粮食奇缺。早在1917年年初，俄国就闹饥荒了。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人民推翻，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解决席卷全国的饥荒问题。
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和政府，颁布土地法令，把土地分给农民，着手解决饥荒问题。因为内战的爆发，恢复农业生产被迫中断了，致使饥荒在全国继续蔓延。
1918年1月，彼得格勒还有200万吨存粮。2月，仓库里的粮食和饲料总共只剩下4000多吨。
这对于拥有240万人的大城市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1918年春，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工人，每天的面包供应量仅为120克，后来又减少到50克。到了夏天，这两个城市的工人有时接连几天也吃不上一块面包。
富农虽然有部分存粮，但是他们对苏维埃政权心怀不满，拒绝向国家出售粮食。有些投机商在黑市上趁机哄抬粮价，发国难财，使得缺粮问题更加严重。为解决粮食问题，列宁亲自主持粮食供应事务。他每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询问粮食有没有运到莫斯科、彼得格勒和其他工业中心区。他经常给负责从南俄地区调运粮食的斯大林打电话、拍电报、催问粮食调运情况。他在给斯大林的一份加急电报中说：“至于粮食，应该说，今天无论在彼得格勒或莫斯科，都一点也没有配发。情况很糟。告诉我，能否采取一些紧急措施？因为我们除了找你之外，别无他法。在雅罗斯拉夫的白卫军叛变已被扑灭。辛比尔斯克则被白卫军或捷克军队攻陷。等待你的回音！”
“北高加索有大宗粮食，但交通被敌人切断，无法北运。在线路未修复之前，粮食是无法运去的。已经派了武装运粮队到萨马拉和萨拉托夫省，但是在几天内我们还没法给你们送粮食。我们希望在10天内，修复线路。想办法坚持一下吧！列宁同志，我想，一星期之内，情况会好转的。”斯大林回电说。
“一个星期太长，因为我们这里快挺不住了！凡是可以吃的东西，只要有，请火速运来，越快越好！”列宁在接到斯大林的电报以后，又回电说。
面对紧迫的粮食问题，列宁和布什维克党中央多次召开会议，想尽了一切办法。最后，多数委员提出，在战争的特殊情况下，必须采取极端的措施搞到粮食。否则，前线的红军就无法打仗，后方的人们就不能生产，厂矿、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就不能运转，整个国家将陷于瘫痪，苏维埃政权将自行垮台。
1918年7月29日，列宁根据中央委员会多数委员的意见，召开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工会委员会联席会议。他宣布：“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党号召人民，掀起一场规模巨大的下乡征粮运动，拿出你们全部的力量向反革命分子发动军事进攻，‘不是胜利，就是灭亡’——这就是我们共同的口号！”
在秋天的收获季节里，为了能征购到粮食，列宁指示粮食人民委员部：“既然事情已经弄到战争的地步，那么，整个国内生活就应该服从于战争，对于这一点不容有丝毫的动摇。目前你们应该火速派遣粮食收集队、收割队到产粮区，尽量携带脱谷机和粮食晒干器具，把能够收到的余粮，尽可能地收得一干二净，以适应战争的需要！”
尽管党和政府采取了一些强制措施，但是饥荒问题仍然不能解决，以致严重地影响了前线红军的作战，后方工人的生产。许多工厂、矿山由于饥饿而被迫停工，甚至为前线生产武器装备的军工部门也无法正常开工。
于是，列宁决定采取进一步措施。9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他亲自出席，坚决要求会议通过决议：“把全国变为军营，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胜敌人’的口号下，把全党、全国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转入战时轨道。”
所谓战时轨道，就是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把苏维埃俄国变成一个大兵营，凡是苏俄的公民，都是这座兵营里的军人。每个军人都得服从指挥，一切按照命令行事。若违反军令，将按军法处置。
根据这条原则，公民除可以拥有小件物品以外，其余一切财产。包括工厂、矿山、水源、土地、作坊、店铺以及土地上所生长的物产，尤其是粮食都属于国家所有，统一由国家管理和经营，任何单位、部门和个人不能私自占用。个人消费品和家用物品的买卖，如粮食、大米、面粉、饲料、砂糖、砂糖制品、茶叶、食盐、肉类、海鱼、植物油、动物脂肪、马铃薯、火柴、肥皂、牙刷、牙膏、锅碗瓢盆、家具、靴鞋、布匹、交通车辆等，统一由政府办理，私人不得经营。
由于货币已贬值到一文不值的地步，许多人把整袋的卢布背回家糊墙、做窗户纸或用来烤火。这种情况，使列宁和苏俄政府开始考虑取消货币的问题。办法是，居民日常所需的生活物品，不用货币购买，而用实物交换。职工和干部的工资，不用货币发放，改发实物券。参加劳动的人，负责人发给他一纸证明。再凭这张证明去领取要发的东西。
1919年3月末，人民委员会还颁布了《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其中规定，各级政府须建立统一的物资分配机关，组建城乡统一的“消费公社”，各地的商店要交给消费公社管理；应把每个居民编到公社的某个分配站，凭证供应食品和生活必需品。儿童上幼儿园、学校，居民坐公共交通工具、去洗澡堂、理发店等，都不用花钱。到了下半年，公共食堂又开始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盛行起来。居民不用在家做饭，可以到消费公社开办的食堂里免费用餐。
列宁把这些做法统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苏俄全体居民必须在这种政策下生活。当然，这是在战争年代被迫采取的，也是最难推行的政策。
为了搞到粮食，人民委员会被迫发布了关于采购食品的命令。根据这项命令，从机关、工厂和学校抽调精兵强将。组成武装征粮队和抢收队，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配备步枪和机枪，在军队的配合下，到乡下强行“征收余粮”。说是“余粮”，实际上是农民仅能维持生存的必要口粮。特别是对富农采取的措施更为严厉，若发现不如数交粮或隐瞒不报，或故意藏匿（ni）者，轻则当场没收，重则剥夺其人身自由。若有胆敢以武力反抗者，就地正法。
1919年春，由铁路工人倡议，在莫斯科组织了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就是工人们为了帮助国家，利用工余时间，不要工资，自愿工作。列宁立刻抓住了工人们提出的这一倡议，在党的会议和莫斯科群众集会上说：“‘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社会主义的一项‘伟大创举’。因为在‘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里，工人阶级代表并实现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劳动组织。这是‘苏俄共产主义’的真正开始。”
根据这个论点，列宁打算把“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作为一项制度推行下去。这项制度规定：凡有劳动能力者，应不计报酬参加劳动，再由政府直接配给劳动者一切生活日用品，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凡有劳动能力而不参加劳动者，除“不得食”以外，还要对他实行惩罚，直至判处徒刑。
为了推行“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制，列宁身体力行，在1920年“五一”节那天，他亲自同克里姆林宫军事学院的学员一起清扫克里姆林宫前的广场。曾和他一起劳动的一个学员追述说：这时，我们看到一个身材矮小的人，穿着一件旧上衣，戴着一顶鸭舌帽，眼睛里闪着喜悦的目光。
“我来听你们的指挥。”列宁像军人一样挺直了身子，向指挥员报告说，“请接受我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
“请站在右边。”指挥员说。这时，克里姆林宫塔顶上的自鸣钟响起了洪亮的报时声，管乐队也奏起了音乐。指挥员命令一下，大家开始劳动。晴朗的天空，欢快的笑声，大家同列宁一块儿干活，格外地高兴。圆木很沉，六个人抬一根，大家注意到列宁一直抬着圆木最粗的一头。
“这不行，列宁同志，我们不能让您抬这么重的东西，会把您累坏的。”和他抬一根圆木的学员说。
“怎么，你们能抬，我为什么就不能抬？”列宁说着，又抬起了一根。
“您最好还是走开吧，列宁同志，没有您，我们照样能把这里的活儿干完。”一个学员在旁边劝说着。
“不，不，你们别逼我走。反正我不离开。”列宁直摇头，说，“要知道，今天全国的工人都在参加义务劳动，我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怎能袖手旁观呢？”
“还有那么重要的工作在等着您呢！”另一个学员说。
“今天的工作最重要。因为这是‘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共产主义制度的一种尝试；是令人最开心的事情。”列宁边说边擦着汗。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在内战爆发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及时地把全党、全国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转入战时轨道，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保证了城市工人和红军最低限度的口粮和对武器装备的需要，从而为最终战胜国内外武装的敌人奠定了物质基础。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于苏俄取得内战的胜利是一个功劳。但是列宁说，这个功劳是有限度的，是在国内战争时期被迫采取的应急措施。但是，如果把它运用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和平建设，是绝对行不通的。所以，在内战结束后，列宁改变了这项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