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什维克成为独立的政党以后，列宁于1912年七八月间，从日内瓦移居到波兰的克拉科夫。这里距俄国不远，他可以随时回国，直接领导革命。
就在这个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这次战争是西方列强为重新瓜分世界，抢占殖民地，经过多年的准备而发动的。参战国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以德国为首，联合意大利、奥匈帝国和一些仆从国。组成“同盟国”；以英国、法国和俄国为首，纠集一些小国，组成“协约国”。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首先向塞尔维亚宣战。8月1日，德国向俄国、法国宣战。之后，英国、俄国向德国宣战。在一个星期之内，几乎整个欧洲国家都被卷入了战争的漩（xuan）涡。
战争爆发后，俄国沙皇当局宣布，全国实行军事管制，取缔所有的革命组织，禁止任何人从事反政府活动。当时的波兰属于俄国的“保护国”，自然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在其境内从事反对沙皇政府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列宁不仅不能回国领导革命，还险些被奥国军事当局作为“俄国间谍”杀害。
这件事发生在1914年八九月间。为了躲避沙皇政府的迫害，列宁从克拉科夫迁居到奥匈帝国，在加里西亚地区一个名叫波罗宁的小镇住下。波罗宁僻静，人少，居民成分复杂。列宁租住的房子很狭小，所以，波罗宁又被列宁戏称为“花瓶别墅”。
列宁以为，奥国和俄国是敌对国家，作为沙皇政府的“政治犯”，俄国专制制度的敌人，他居住在奥匈帝国境内，应该是安全的。没想到，问题就出在这里。
战争的消息传到了渡罗宁以后，当地的官吏、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宗教势力，掀起了一股狂热的排外思潮。凡是居住在波罗宁的敌对国家的侨民，统统都被视为敌人。在民族主义分子的煽动下，一些愚昧无知的人，自动地跟踪侨居在波罗宁的外国人，尤其是对“俄国佬”监视得更严。
8月6日，一个农妇急匆匆地跑到宪兵队，连比带划地向宪兵头子报告：“长官，告诉您一个惊人的消息！我已经跟踪俄国佬好几天了，发现有一个秃顶的老头，手里面提着好像装有炸弹的箱子在山上转悠，而且还写着什么，可能是在绘制波罗宁的地图。我还听说，他时常带着相机到郊外去，一路上不停地拍照。”
“是吗？”宪兵头子睁大眼睛，惊异地问，“要是真的，你可就为帝国立了一功了。嗨！战争期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第二天，几个宪兵带着那个告密的农妇搜查了列宁的住处。他们在屋子里乱翻了半天，除了找到一支没有装子弹的勃朗宁手枪，几本写满了数字的关于俄国土地问题的笔记以外，一无所获。其中一个宪兵指着装有糨糊的小罐子，没好气地问那个农妇：“这就是你所说的炸弹？胡闹！”愚蠢的农妇傻坐在椅子上，说不出话来。宪兵接着对列宁说：“她指控您是俄国的间谍，虽然不一定是真的，但是您所持的身份证是法国的，您的生活费用来自彼得堡，还经常同俄国人交往。这就有涉嫌向俄国传递奥地利军事情报的可能。照理，我们应该把您带走。但是由于证据不足，最好还是由您在明天早晨搭乘6点钟的火车，去新塔尔克州长官公署自首吧！”
这一莫须有的指控，使列宁的家人和战友们极其紧张。在战时情况下，交战国的一方，如发现敌国的间谍，该国的军事当局是可以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处死他的。即使是嫌疑犯，也可以随便找个理由将其处决。
时间紧迫，必须赶快想办法。于是，列宁找来了同住在波罗宁的季诺维也夫、巴哥茨基（十月革命胜利后，均为苏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之一）。
三人经过商议，决定分头行动：列宁去求助加涅茨。加涅茨是波罗宁小镇的名人，他原是波兰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与奥匈帝国的上层关系密切。季诺维也夫去找当地的一家疗养院院长德卢斯基博士，此人在新塔尔克州的军界和政界很有影响。巴哥茨基去找当地的一个名叫卡斯普鲁雏奇的作家，他思想进步，同情俄国革命，在奥国的上流社会有不少朋友。
大约在当天中午时分，列宁来到了加涅茨的家。他向加涅茨详细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听了列宁的讲述，加涅茨感到问题严重。他直截了当地说：“先生，战争时期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如果您的案子移交到军法处，事情将非常难办。不瞒您说，那些军人都是嗜血成性的杀人狂。不过，我会尽力帮助先生的。您最好再找几个能为您辩护的人。”
列宁又同季诺维也夫匆匆赶到德卢斯基的疗养院。德卢斯基很客气地接待了他们。他早就听说列宁是俄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只是没有见过面。“这件事只要没有转交军事当局。就有解决的希望。”德卢斯基想了想说，“我建议您还是去一趟新塔尔克州长官公署，以证明您是清白的。”列宁同意了他的建议。
次E1，列宁按时来到了新塔尔克州长官公署。在那里，他被捕了，随即被关进拘留所。
早在头一天下午，加涅茨就乘坐马车，赶到了新塔尔克州长官公署。他先后找了驻地的帝国皇家司令官，以及当地的法庭审判员，告诉他们：“列宁是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委员，没有理由把他当做俄国的间谍！”
“是不是间谍。在没有确凿证据以前，他必须来新塔尔克州法院接受审讯！”司令官傲慢地说。
“会有证据的，而且，还有好几个人愿意为我的这位朋友做担保。”加涅茨警告说，“我要提醒你们，在问题没有弄清楚以前，必须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第二天，加涅茨又拍电报给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委员、奥地利议会代表、社会民主党人阿德勒，请求他出面为列宁辩护。他还给加里西亚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帝国“援助政治犯同盟”主席马雷克拍去了同样的电报。马雷克在接到了加涅茨的电报后，很快给新塔尔克驻军司令去电：“我本人认识列宁，他为人可靠，无可非议。指控他为间谍，纯属捏造！”
第三天，克鲁普斯卡娅写信给她的朋友奥地利议会的社会党人迪阿曼德，请求他写信给新塔尔克州的警察局长，证明局长本人也认识列宁，并愿意为列宁担保。这位警察局长在接到迪阿曼德的信件以后，马上通知驻守新塔尔克州的司令官：“指责乌里扬诺夫（即列宁）从事间谍活动是毫无根据的，鄙人愿意为他担保。”
列宁被捕后的第7天，奥地利议会议员、社会民主党人阿德勒和迪阿曼德，还拜访了帝国的内务部长，联名向他递交了“担保书”，保证列宁是俄国的政治犯，而不是什么俄国的军事间谍。
“您是否确信列宁是沙皇的敌人？”内务部长在听了阿德勒的声明后，问道。
“阁下，这是肯定的。与您比较起来，他是沙皇更加不可调和的敌人。”阿德勒回答说。
“既然有您和迪阿曼德先生担保，我可以立即指示司法机关释放他。”内务部长说。
在内务部长出面后的第三天，新塔尔克州地方法院遵照上级法院的指示，判决列宁无罪，并当庭予以释放。就这样，列宁在被监禁了11天以后终于出狱了。
事后，列宁感慨地说：“如果不是我的战友和同事们，不是奥地利社会党人的大力营救，我的生命将丢在异国他乡。看来，社会党人、民主党人并不能一概而论。他们在政治观点上与我有分歧，但他们的人品是令人敬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