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1848年3月8日到达巴黎，当天晚上，他就在巴尔贝斯领导的人权和公民权协会的中央俱乐部发表了首场演说。
马克思又同相识的临时政府委员们作通宵长谈，第二天又同一些政治流亡者取得了联系。
这时，沙佩尔、莫尔、亨·鲍威尔、威廉·沃尔弗和瓦劳也先后到了巴黎。3月10日，马克思和他们组成了共产主义同盟新的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当选为主席，沙佩尔担任秘书，其他几个担任委员。恩格斯暂时留在布鲁塞尔，他也当选为委员。不久，燕妮和孩子们也来到了巴黎安顿下来。
为了马克思的安全，法国临时政府委员的朋友——警察局长马尔克把马克思一家从博马舍林荫大道上的泽尔夫人的公寓，迁到警察机构办公的地点——格腊蒙街一号“曼彻斯特”饭店住下来。马克思除领导同盟中央的工作，还利用德国工人俱乐部组织了两个协会，成员多达4000人。
马克思发现，在巴黎的很多外国流亡者醉心于趁着革命形势，纷纷组织革命义勇军，准备打回自己的祖国去建立共和国。在流亡法国的德国革命工人中，诗人格奥尔格·海尔维格最为激进，他提出了“流亡者应成立志愿团，用刺刀把自己带进德国”的口号，号召建立和武装义勇军，支持不久前在柏林爆发的起义，企图从国外用武力去促成德国革命的胜利。一时间，很多人踊跃报名参加，迅速组成队伍开始了练兵活动。
马克思并没有受到这种狂热情绪的影响，仍然保持着冷静、清醒的头脑，他力求把一切问题都考虑好，把一切问题都弄清楚。他反对海尔维格的冒险行为，并且预见到这种行为的灾难性后果。他知道，这样做实际上是白白送给反动政府一个镇压革命的最好的借口，况且这些义勇军既缺乏训练，手中又没有武器，如果盲目回国参加革命，只能白白送死。他更明白，柏林起义只不过是部分工人先锋队的战斗，还不是革命本身的大规模的展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将在未来发生，目前的斗争只是争取民主共和国，是否能成功，还要看整个无产阶级是否参加这场斗争。
为了阻止海尔维格的冒险计划，马克思在巴黎成立了德国工人俱乐部，以说服德国革命工人单个地秘密返回德国。在他的动员下，约有三四百名革命工人先后回到了德国，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还争取到了法国临时政府给予和海尔维格义勇军同样的待遇。而海尔维格义勇军一到边境，马上就落入了普鲁士反动政府布下的圈套，有的被逮捕，有的被杀害。海尔雏格夫妇化装逃到了国外。
此时，马克思的祖国——德国也正在经历一场革命的洗礼。3月13日，奥地利首府维也纳起义的人民把首相梅特涅赶到国外，组成了自由资产阶级内阁；18日，普鲁士首府柏林的革命群众经过16小时艰苦的街垒战，迫使军队撤出柏林，组成了大资产阶级内阁。
在众人为德国人民的胜利雀跃欢呼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却陷入了沉思：怎样才能为德国工人和小资产者制定一个革命纲领，对他们的革命活动加以指导，以打消他们对资产阶级内阁存在的幻想，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把革命推向前进。
良久的深思熟虑之后，马克思激动地对恩格斯说：“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我们最好起草一个传单，全德意志应该宣布成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他的话，得到了恩格斯的赞同。他们兴奋地彻夜谈论着，不知不觉中，东方的天空已显出了鱼肚白。
3月底，他们写出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的章程。文中提出了统一德国、实现普选权、普及义务教育、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等要求，成为指导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如何行动的第一个纲领。
为了广泛宣传这一纲领，马克思拿出从父亲那儿继承的遗产的钱把它印成传单，广为散发，并在一些进步报纸上发表这一纲领；马克思还召开一系列集会，向工人讲解纲领的要点。
《共产党宣言》第二次印刷的1000本正好于3月20日运到巴黎，和印成单行本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一起，由流亡德国的工人将这批“新式武器”带回德国，于是，“新武器”在各地工人革命运动甚至柏林的起义余火中“炸”开了花……1848～1849年期间，这个文件在德国各地广为流传，在许多群众集会上被宣读和讨论，成了新闻记者写稿和演讲家演讲的丰富材料。文件中提出的要求，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绝大多数流亡革命工人安全回国之后，4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焦灼地离开了巴黎，回到了阔别6年的祖国。在那里，他们领导着《新莱茵（yin）报》，以笔杆为武器，直接投入到革命斗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