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应当尽量利用敌方的弱点而扩大其内部的矛盾：在金国的朝廷之上，“华夷并用而不相安”，在女真皇族本身，又是“嫡庶交争而不相下”，而其戍守中原州郡的军队，大都是女真以外的一些塞北部族中人，他们被强制征调而来，“其心亦甚怨而不平”。既有这许多弱点，便应当本着“兵法以诈立”和“善为兵者阴谋”的原则，尽量地派遣间谍，使用诈术，“上则攻其腹心之大臣，下则间其州府之兵卒”，使之“党与交攻”，“内变外乱”；并要示之以怯而骄其气，然后攻其不备，使其穷于应付，这样便等于在交战之前先已取得胜算了。
三、为求国家的财力足以供应旷日持久的用兵之费，在未战之先必须“惜费用”和“宽民力”，把一切与恢复之事不相干的费用和工役全都节省减免，把人力和物力集中使用在恢复工作上，到十分必要时再取之于民，这样便不致弄到“事方集而财已竭，财已竭而民不堪”的地步了。
四、打击敌人，恢复国土，是为国家、为生民的一件巨大工作，决不是属于皇帝和宰相的私人事件，因而他们万不应当只为私人利害打算而避开这一任务。
此外，他前此在《御戎十论》中所已经提出过的最重要的两事，也在这里再一次提出，那就是：
五、士大夫间所存在的“东南地薄兵脆”、“不足以争衡中原”的成见，必须加以清除和纠正。
六、恢复国土的路线，应由沭阳出兵山东，由山东而趋河朔，进而围困燕京便是十分可能的事了。
《九议》写成之后，辛弃疾又在文前的引言中，向虞允文提出保证说：如果采纳他所建议的一切而不能致胜，或者不采纳他的建议而竟能致胜，他都甘心“就诛殛以谢天下之妄言者”。
尽管辛弃疾对于《九议》中所条陈的意见具有如何坚强的自信，却没有受到虞允文的重视。虞允文曾经给他书面的回答与否虽不可知，但在他所条陈的各事当中，并无任何一事被虞允文采择施行，却是一件极明白的事实。
校勘记
①《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四六，《朱文公文集》卷九七《刘珙行状》。
5上疏论严守淮南的必要和可能
1141年宋金的“和约”中规定双方以淮水中流为界，在此以后，江北和淮南地带便成了南宋北部的“极边”。当赵构在位期内，南宋政府即一直是卖国集团当权，因而，不是在这一“极边”加强其军事防卫实力，却反而把它看作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地带，一心只是要靠长江天险作为天然的屏障。
由于宋廷不把淮水作为一道必须严守的防线，淮南地区便经常成为宋金双方交战的场所，经常遭受金军人马的蹂躏和践踏，这地区的人民便也愈来愈多地向外地逃亡，遂致农田大量荒芜，民户疏疏落落。以12世纪60年代的淮南和前一世纪相比，单就社会上的富实景况来说，也已经大相悬殊了。
辛弃疾曾几次往返于淮南东西两路之地，这一地区的民物萧条和防守力量过分薄弱的情况，他都看得十分清楚。他以为这等于南宋自愿把淮南之地供作战场，而这却是他绝对不以为然的。在宋兵失败于符离以后，在从1167到1170的四年之内，南宋政府曾经把淮南东路的扬州、真州（今江苏省仪征县）、楚州和淮南西路的和州、庐州的城垣重加修筑①，这表明宋廷已经注意到淮南地区的防务的重要性了，而在如何充实淮南地区的兵民防守力量方面却还不见有任何措施。在司农主簿任上的辛弃疾，在向宰相虞允文提出《九议》而没有得到任何结果之后，便又接连两次向宋廷上疏②，强调说明淮南之地的战略地位。
在头一封奏疏中，辛弃疾提出，要想求得长江流域的安全，必须严守淮南。他又提议说，应当把淮南地带划分为东、西、中三部，每部各选择一处建为军事重镇，使其左提右挈，且战且守。
在第二封奏疏中，辛弃疾提出，守淮必须依靠民兵。因为，淮南之必须以重兵防守是肯定的，但以淮南民物萧条的现状而论，如果在那里屯驻大量的正规军，则“财用之所资给，衣食之所办具”，都是无能为力的。因而，最妥善的办法是：把淮南当地民户中的壮丁十万人武装起来，加以训练，在没有战事的时候，仍使其各居本土，营治生业；遇有紧急情况，即由各军镇将官分别调集，把“老弱、妻子、牛畜、资粮聚之城内”，对壮丁们则授以器甲，令于本地区各险要地方分据营寨，“与虏骑互相出没，彼进吾退，彼退吾进，不与之战，务在夺其心而耗其气”。这样便可牵制敌人的极大力量。正规军出乘其后，不论要战要守全可主动地加以抉择，而淮南人民也可以不致流离奔窜，专以逃避敌人为事了。
这两封奏疏相继提出之后，在南宋的朝廷上依然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注意。
校勘记
①见辑本《宋会要稿·方域门》卷九。
②辛弃疾在这两封奏疏中均提到重修扬州、楚州等城的事，故知其上疏时间必在1170年后。旧来编次辛文的人，如明代的唐顺之和清代的辛启泰，都以为此二疏是1163年内进呈的，是把年次先后搞错了。
在滁州知州任上
1当时的滁州
淮南的滁州（今安徽省滁县），介居于淮西军事重镇庐州和淮东军事重镇楚州、扬州之间。滁州城的西北有清流山，山上的清流关当众山之缺口，扼江、淮之冲途，是五代晚年赵匡胤大破南唐军队之地。其东境的瓦梁堰，就是三国时候吴人筑垒以拒魏兵的地方。到女真侵略兵马侵扰南宋时，也常常先用精兵出濠州（今安徽省凤阳县东北）攻破滁州，然后淮东之兵方敢入寇；在其退兵之际，也每每把屯驻在滁州的兵最后撤退。
由于滁州的战略地位是这样的重要，所以在1171年内，辛弃疾上疏给皇帝赵眘强调提出防守淮南的重要性时，就曾以古人常用的常山之蛇的典故为比喻，以为淮东是蛇首，淮西是蛇尾，淮中是蛇身，因而建议应在淮中建立军镇，且应使其事权较高，得以节制东西二镇。淮中军镇应设置何地，在辛弃疾的奏疏中虽未明白指出，但就其全疏文义推考，知道他是主张把它设置在滁州的。
然而在南宋一般当国者的心目中，早已把滁州认作荒僻的“极边”，认为是弃之不足惜的地方，因而没有人肯把辛弃疾的建议认真地加以考虑。在南宋一般官绅士大夫们的心目中，也同样没有人和辛弃疾具有相同的见地，他们只是把滁州当作敌骑随时可以到来的地方，是最缺乏安全保障的地方，因而没有人肯活动那地方的官缺。谁被派做那里的地方官，谁便认为自己倒了霉。
就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之下，在1172年春间，辛弃疾被派做滁州的知州了。显然用不着说明，南宋政府之所以把辛弃疾派往滁州，并不是因为他在几年前曾经条陈过滁州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不是因为他几年来表现出具有用兵守边之才，特地派他去发挥他的才具，实现他的计划的。
然而辛弃疾欣然接受了这一新的任务。他仍然带着他个人的抱负，要到这一个被人人鄙弃的地方去找一个施展的机会。
2多方面的兴建工作
在1161年和1163年宋金的两次战争中，滁州所受的战祸都是很厉害的，历任的地方官并没有在兴复工作上有所努力。从1168到1171这四年之内，滁州又相继遭到水旱之灾。因此，当辛弃疾到滁州去就任的时候，他所看到的景象是：城郭已荡然成墟，民户则编茅织苇、寄居于瓦砾之场，没有修建得像样的房子，每次刮起大风来，住在苇棚茅舍中的人民都惴惴然不能自安。市上没有商贩，居民也都养不起鸡豚，到处都是这样的荒凉萧条景象①。
把这残破之局加以兴复，使这种荒凉萧条景象改观，不正是地方官吏的无可推卸之责吗？辛弃疾在到任之后，立即把这一责任担在自己的肩上。
辛弃疾首先从减轻这地区民户的负担着手。滁州在近十年内虽然相连不断地遭受到兵祸和天灾，但政府对这地区居民的租赋，却和承平年代、承平地区一样的征收。居民如在本年内无力如数缴纳，便把所欠数目并入下一年的租赋内合并督催。辛弃疾到任之初，检查了一下州民欠缴租赋的账簿，为钱共五千八百贯，他便上疏给南宋政府，请求把这笔欠款全数豁免。经他再三陈请，才得到南宋政府的批准②。
辛弃疾到任之初的滁州，其景象虽是萧条的，这年的天时，却从开春以来便风调雨顺，是一种丰年之兆。他在这里所看到的劳动人民，都是勤于治生的，都是乐于服田力穑而在农事之外别无所慕的。然而这地方的居民数目，与战乱之前相较，却只有十分之四的光景，因而荒地也还大量地存在着。辛弃疾遂以种种方法把流亡到别地的民户加以招徕，使其各回本乡本业。当其返乡之始，并贷之以钱，使其修建房舍，得以安居下去。对于从金国境内逃出、流散在淮南各地区的民户，便依照古代屯田的办法，分拨给他们一些土地、农具、杂畜、种粮，使其向滁州集中，平时耕垦，农闲则对壮丁加以教练，编组为民兵③。
为了恢复市区的繁荣，辛弃疾也设法招诱商人到滁州去营业。减免商贩们应向政府缴纳的税额十分之七。商贩们都闻风而来，因此，在短期之内，征得的商税数目就与日俱增了。辛弃疾利用这一宗越来越多的税收去烧造砖瓦，采伐木材，征雇工匠，在旧日颓废不治的市区建造邸店和客舍，使商贩们各有定处，过境商旅也都有暂时的归宿。他把这一新建市场命名为繁雄馆。行商坐贾既都各得其所，商贾们便纷纷由四方各地向滁州迁徙了④。
在繁雄馆的上坡，又修建了一座楼，取名叫奠枕楼，是供当地居民在闲暇时候登临赏览之用的。
1172年秋，辛弃疾到滁州任上还不过半年时光，流亡的农户大量地归来了，屯田民兵已在开始其农作和操练的事了，夏麦秋禾都得到了丰收，市区中店铺林立，小商贩也繁伙活跃起来，半年前的荒陋之气已经一洗而空了⑤。
初次做地方官的辛弃疾，在别人意存鄙弃而不屑就的荒僻的滁州，凭靠他的孜孜不倦的奋发有为精神，在半年之内便获得了这样的斐然的政绩。
校勘记
①见崔敦礼《宫教集》中的《代严子文滁州奠枕楼记》和周孚《铅刀编》中的《滁州奠枕楼记》。
②据周孚《铅刀编》卷一九，《代辛滁州谢免上供钱启》。
③据周孚《铅刀编》中的《滁州奠枕楼记》及《宋史·辛弃疾传》。
④据崔敦礼和周孚的两篇《奠枕楼记》。
⑤见崔敦礼《宫教集》中的《代严子文滁州奠枕楼记》。
扑灭了赖文政领导的茶商军
1贩卖私茶的行帮是怎样产生的
自从第七、八世纪以来，饮茶已成为中国南北各地各阶层人群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节目，茶树的栽种和茶叶的销行，也都日益繁多。在第八世纪的末年，唐政府为了开辟其税源，便开始向种茶的农户、特别是向卖茶的商人抽取茶税。北宋一代更试行过种种办法，企图增多茶税收入的数目。北宋末年蔡京当国之日，政府每年所收得的茶税达四百多万贯。
中国的产茶之地，主要是在淮水以南和长江流域的各地方。所以，在宋廷偏安于东南之后，虽已失掉了淮水以北的广大地区，而产茶之地却都还在南宋政府的统治区域之内，因而南宋政府每年所征收的茶税数目，仍然能维持北宋末年所达到的最高数字。
统治阶级把贩卖茶叶的税率一天天加重，茶叶的售价便也随之一天天地提高。于是，自从征收茶税以来，人们苦于茶价之贵，便有一种贩运私茶的行业随之而兴。每到茶叶长成之后，贩运私茶的人便向茶农去大量批买，偷关漏税，运往各地，以远低于正式茶商的售价出卖给各地的住户。
私茶盛行，势必影响政府茶税的收入，故在北宋时候便有“盗贩私茶者抵罪”的规定。到南宋时候，政府对于茶税的仰赖更切，对于贩运私茶的禁令遂也更加严厉。各地方的关津镇戍，对于担运茶叶的行人也都要特别加以检查。为了对抗政府的这些禁制，贩运私茶的人便成群结伙，而且挟持兵仗，在防守力量薄弱的一些关津镇戍之地，依然可以通行无阻。在遇到武装干涉的时候，他们便进行武装反抗。
南宋境内的私茶贩运者，不但向南宋境内各地民户销售其私茶，且还大量地运向淮水以北金国境内去出卖。因为中原和华北沦陷地区的汉人既大都有饮茶的习惯，而女真统治者也同样有此嗜好，所以在金国境内也是“上下竞啜，市井茶肆相属”①。北地既不产茶，宋金两国之间有时虽也建立通商关系，但茶叶的销售量远不能满足北国的需要。南宋境内的私茶商贩便利用此一缺隙，冒犯着南宋的禁令，把茶叶运至淮北去卖②，所得利息且远较在南宋境内出卖为多。到60年代之后，不论是正式的或走私的茶商，为贪图更大的利入，便都不止贩运茶叶，而进一步以驮运茶叶为名，成批地私贩耕牛和马匹到淮北去卖与敌国③。这就是对祖国人民和社会生产事业的一桩犯罪行为。
校勘记
①见《金史·食赁志》。
②参据汪应辰《文定集》卷二三，《王师心墓志铭》。
③参据《庆元条法事类》卷七九，《畜产门》淳熙年中的敕令申明，和辑本《宋会要稿》，第一六六册，《刑法门》卷二《禁约类》。
2以赖文政为首的茶商军的起事
1175年四月，一批贩私茶的商人在湖北的荆南地方起事了。这一伙商人共有四百来人，结成一支武装队伍，共同推举赖文政做首领①，从荆南向湖南进发，沿途连续把驻守在这一地区的南宋官军打败了几次。
这支茶商军是以什么缘由武装暴动起来的，起事之初曾经提出过什么口号，我们现在全不知道。想来，这些茶商也许只是为在贩运私茶途程中受到当地镇戍兵的阻遏而激成暴动的；若果如此，也许根本就没有政治目的，因而也就不曾提出过什么明确的政治主张和口号来的。这支茶商军从起事到被消灭，其人数一直不曾更加扩大，从这一事实看来，上面的推测之词应是符合于事实的。
南宋政府在知道茶商军起事消息的时候，茶商军已经穿过湖南而进入江南西路境内，遂赶紧下令给鄂州和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县）两地的驻军，要他们相机收捕：能讨则讨，可招则招②。但在这两地的驻军还没有来得及出动的时候，茶商军早已通过了吉州（今江西省吉安县）和赣州（今江西省赣县），越过大庾岭而进入广东了。广东的提点刑狱林光朝不等朝廷的命令，便调集了当地的“摧锋军”迎头拦击，茶商军吃了败仗③，便又折回江西，回旋于安福、永新、萍乡诸县之内，出没于禾山和高峰诸山之间，屡次打败赣、吉诸地的乡兵。到南宋政府派遣一路的兵马总管贾和仲率领上万的兵丁前来攻讨时，贾和仲轻敌冒进，在进入山区溪谷之后也被茶商军打得大败④。
贾和仲在失败后被南宋政府撤职，江西路的安抚使汪大猷也因“玩寇”而受到降官的处分，南宋政府对于负责去剿讨茶商军的人员必须另作考虑了。
六月十二日，南宋政府把它所考虑的结果宣布出来：任命辛弃疾去做江南西路的提点刑狱公事，要他“节制诸军，讨捕茶寇”。
校勘记
①应当注意，这一支起事的队伍，只是几百名贩私茶的商人行帮组成的，其中并没有茶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