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重视道乘修持，注重内心参悟。门宦认为，认识和接近真主的途径有四，他们依次是教乘、道乘、真乘、超乘。绝大部分门宦都认为教乘是道乘修持的基础，是信仰的根本，强调只有在完善地从事教乘活动的前提下才能从事道乘修持活动，因此门宦绝大部分是教、道并重的，但是他们同时强调，只从事教乘而不进行道乘修持是不完美的穆斯林。道乘修持的方式各不相同，主要是在掌教人的指导下，通过一系列的静修和内心参悟活动，口中诵念有关经文（齐克尔），有些门宦还配合一定的动作，达到浑然无我，心不纳物，唯独一主，与性及天道合一”的状态，这样就可以成为具有高尚品位的人。
3.重视道统传承。每个门宦从创立时期就形成了自己的道统传承系统，各门宦对此历来都十分重视。道统继承不仅仅表现在继承本派的宗教修炼方式和传教权，也意味着某种世俗权力的更替。道统传承方式大概分为三种，即父传子受、家族亲属或亲戚世袭制和传贤制，但其中情况也不尽相同，如哲赫忍耶最初是传贤制，后演变成父传子受。又如有些采用父传子受的门宦，因后继无人或承袭人资历不够，也曾采用过家族世袭的方式。各门宦对承袭人的资格都有一定要求。从门宦的三种继承制来看，过去所谓“门宦是子孙世袭，别人无权继承”等说法是不确切的。
4.严密的组织系统。门宦产生后经过不断发展，逐步形成了严密的组织系统。其组织形式在各门宦中不尽相同，但大体上都实行三级教阶制和三级教权制。三级教阶制指掌教人、热依斯或海里凡、阿訇三级。掌教人是当然的最高首脑，他总揽全权，下设热依斯或海里凡，由他们代表掌教人分管各个行教区的若干个教坊，阿訇则被安排在某一教坊内行教。三级教权制是指道堂、行教区、教坊。道堂是门宦的中心，道堂由教主或教主直接委派有关人员管理，行教区由热依斯管理，教坊由阿訇管理。其中教坊是门宦行教区的基本单位。行教区的热依斯或海里凡，教坊清真寺的阿訇和拱北负责人一般都实行掌教人委派制。
5.宗教活动繁多，教民负担较重。门宦的宗教活动除伊斯兰教法定的外，还有一系列较为独特的活动，并掺杂一些神秘色彩。门宦教民的宗教奉献除缴纳法定的课税以及清真寺、拱北的正常开支外，还必须向掌教人奉献财物，奉献名目较多。在有些门宦中，随意的施舍变成定制。在举行大的宗教活动如纪念教主诞辰、忌日时，教民要出散“乜帖”。另外，在举行丧葬、节日等活动时，花费也较多。
门宦的历史大体包括四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传播新宗教思想阶段，提倡宗教革新，也即初创时期。在绝大部分门宦中，这一阶段的主要活动是围绕门宦创始人展开的。门宦创始人大都学修兼具，生活清贫，热心宗教，他们传播新宗教思想的目的比较单纯，主要是为了标榜宗教上的正统，宣传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宗教主张，而极少掺杂政治、经济利益之争，有的也没有试图另创教派。以哲赫忍耶门宦为例，其始传人马明心在也门学道13年，奉命于1761年回到家乡传道。他提倡改革宗教，积极推行革新运动，如反对强征天课，革除宗教活动中的汉化礼仪习俗，主张减轻群众宗教负担，主张门宦的权力交接传贤不传子，反对家族世袭，反对建造和崇拜拱北，反对委派和世袭掌教，“慨然欲革除门宦”。这些主张，吸引了大批群众，却遭到了花寺门宦负责人及其追随者的反对，由于清朝地方统治者处置不善，引发了历史上着名的“苏四十三起义”，马明心本人也在这场由教争引起的反清起义中被官府杀害。具有戏剧性的是，马明心关于宗教革新的主张，后来在一些人那里却走向了他的反面，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这一时期教争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宗教上的正统之争和争夺群众的两重性，门宦创始人们大概很少有觊觎权力的野心，也大概没有想到他们所传播的学理最终演变为门宦制度。
第二阶段发展阶段，即由新宗教思想的传播阶段发展为独立的宗教派别，形成门宦。这是由门宦始传人的继任者们逐渐完成的。同样以哲派为例。哲派在马明心之后曾长期蛰伏，只是到了马化龙和马元章时期，经过两次中兴，才最终形成了现在意义上的哲派。其中最大的变化，一是丰富、完善了哲派的宗教主张和宗教礼仪。二是形成了道统谱系，门宦代代传承、世代沿袭的传统和机制渐趋完善。三是有了对教主、拱北的崇拜。对马明心的崇拜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拱北拔地而起并成为朝拜的中心。四是三级教阶制和三级教权制最终成型。五是有了相对固定的行教区和信教群众队伍。最终，一个完整的门宦形成了。在这个过程中，马明心的主张被部分继承，同时对其进行了修正，如马明心反对门宦继承者家传世袭，反对建造和崇拜拱北，主张减轻群众负担，在后来的哲派中，这些主张都部分地走向了他的反面。也有的门宦在始传时期就已经具备了完备的型态，如一些规模较小的门宦，始传人在世时就巳经形成了门宦。
第三阶段：演变阶段，即由单纯的宗教派别演变为门宦制度。一个典型的、成型的、发育健全的门宦仅仅作为一个宗教派别还不够，适应中国的封建传统和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有些门宦在成型前后逐步开始了向具有封建性的门宦制度演变的过程，门宦的苏非学说同中国封建的农业经济和宗法封建制度在一个更高层次上得到了结合。《中国伊斯兰教史》把这种演变称作“从原旨的、主要是民间宗教形式的苏非派教团向新旨的、主要是教主宗教形式的苏非教团的转化，从宗教向世俗的转化，从教团向门宦的转化”，并归纳了几种转化的标志：一是圣徒崇拜发展成封建家长式的教主崇拜。教团首领从宗教导师和精神领袖发展为“一教之主”，成为本门宦最高的政治领袖和最大的封建家长，有至高无上的教权和世俗权；其称谓由导师、筛海、道祖等发展成道祖太爷、太爷、爷、老人家、教主等多种称谓；圣徒的继承从选贤发展为家族世袭、长子继承等多种形式；崇拜礼制从高度尊重发展为行跪拜礼，视“口唤”如同圣旨等定制；圣徒的传教也开始向神秘主义发展。二是信徒对圣徒的精神崇拜关系和宗教奉献变成封建隶属关系。信徒在信仰上对圣徒的崇拜转化成教主在宗教、政治、经济等方面对信徒的世代统治和压迫制度；信徒的宗教奉献从主要用于施舍济贫和宗教事务转化为教主扩大经济实力、聚敛资财、贪图享乐、追求权势的手段；多少出于自愿的宗教奉献成为教主对信徒的固定剥削。三是圣徒的道乘修持场所（道堂）和墓地(拱北）成为门宦的宗教、政治、经济中心。单一教坊制度成了门宦、行教区、教坊三级教权制；掌教制和阿訇的聘任制变成了教主、热依斯、掌教阿訇三级教阶和教主委派下属教职制，学董、乡老有名无权。在这种演变过程中，门宦最终变成了一个制度化的宗教组织，形成了门宦制度。
第四阶段：门宦的分化。如果说苏非思想的传入和门宦的形成是中国伊斯兰教的第一次大规模教派分化运动的话，那么门宦的分化则是门宦内部的一次分离运动。这种分离虽然并没有发生在所有门宦中，但其影响仍不可低估。在迄今为止的门宦史上，发生过较大分化的门宦有：哲赫忍耶分化为两个系统四个分支；花寺门宦分为临夏、循化两支；穆夫提门宦先是分离出临洮门宦，后又一分为二；毕家场门宦流溢出小刘门；白庄门宦派生出井沟门宦；胡门门宦分为东乡胡门和广河胡门两支；高赵家门宦从崖头门宦中分离出来；灵明堂门宦分为两支；撒拉教一分为三；香源堂目前面临分裂危险；库布忍耶分为东乡和康乐两支。门宦分化的主要原因，一是争夺教权，自立门户；二是迁居他地，自行传教；三是门人弟子，自行创派。其中一”部分是和平分离，一部分则伴随着激烈的争斗。
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门宦都完成了四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并不是所有的门宦都形成了典型的门宦制度，也并不是所有门宦都发生了内部分化。但是，门宦演变的步伐并没有稍作停止，只要门宦存在一天，就一天也不会停止演变。
四、门宦在历史上的作用
门宦和门宦制度在历史上发挥过多种作用，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反抗的旗帜
在有清一代，伊斯兰教不被看重，穆斯林群众的社会地位低下。为了反抗清廷的民族压迫、宗教歧视和经济剥削，争取民族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宗教信仰自由等，西北地区的穆斯林连续不断地揭竿而起，一次又一次地举行反清起义。在这些起义斗争中，门宦是一面旗帜。由于门宦老人家的神圣地位，只要他振臂一呼，教下群众便起而响应，在门宦的旗帜下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如在同治年间回民起义中，西北各教派、门宦的教主、阿訇和首领，几乎悉数参与，花寺门宦的教主马桂源、哲派教主马化龙、白庄的教主家族成员马悟真、穆夫提门宦教主马云、胡门门宦教主家族成员马万有等率领教下，投入到浩浩荡荡的反清潮流中。哲派在有清一代的反清斗争更是频繁而激烈。
(二）斗争的工具
以门宦也即教团的形式参与各种斗争，是门宦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这种斗争中，门宦成为参与斗争者手中的利器。这种斗争的形式多样，但基本上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一种是政治斗争。当这种斗争表现为正义之争的时候，门宦是凝聚力量的旗峡，而当它表现为非正义之争时，门宦就成了某些人借以攫取小集团利益、谋取政治资本的工具和讨价还价的筹码。另一种是派别之争和本门宦内部的权利之争。为了维护和发展本门宦、本集团的利益，门宦与门宦、门宦与教派甚至门宦内部经常发生冲突。在这种教派斗争中，门宦成了上层争取本门宦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工具，他们中的个别极端分子煽惑、鼓动群众参与争斗，死伤后随便安抚了事，有的甚至以为本门宦、本集团而死就可以进天堂作为诱惑，不惜与同是穆斯林的其他派别甚至本门宦内部、家族家庭内部同室操戈，上演一幕又一幕悲剧。
(三）心灵的慰籍
甘肃穆斯林地区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繁，加之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人民的物质生活极其贫困，受教育程度相当低下，文化生活又极端贫乏，心灵因得到不公正待遇而持续受到压抑。苏非教团的组织具有教会、互助会的性质，信仰和仪式具有神秘主义性质，类型适合下层民众的民间宗教性质，形式具有教群性质，尤其是他们期望在伊斯兰教中出现一位救世主式的人物，引导自己脱离苦难0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人物确实出现了，那就是各门宦的创始人和历代教主，这些人用一种全新的宗教理念、全新的宗教生活、全新的组织形式、全新的宗教礼仪和异样的宗教氛围，把一些全新的教众集合在自己的帐下，在这种类似家庭的环境中，大家既可互助互爰，又可籍以表露隐藏在心底里的对社会的不满情绪，还可以得到心灵上的安慰。很显然，门宦在历史上的确曾安慰过不少处在苦难、彷徨中的人的心灵，使他们的心灵在这种教团的形式中得到解脱和升华。
(四）教争的根源
教派分化是引发宗教内部矛盾的主要因素之一，伊斯兰教是这样，其他宗教也是这样。门宦作为伊斯兰教中的一种派别形式，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曾经引发过无数宗教纷争，影响了伊斯兰教内部的团结稳定，影响了穆斯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影响了中国伊斯兰教的对外形象，也影响了中国伊斯兰教的未来发展，历史上教派纷争的负面影响至今不但未完全消除，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有新的发展。伊斯兰教内部不和谐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教派、门宦的不断产生、发展。在历史上，教争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不同门宦之间的互相争斗，二是各门宦联合起来与单一教派的争斗，三是门宦内部的互相倾轧。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教派斗争，都对伊斯兰教在中国社会的成长和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教派斗争的惨痛历史教训，值得伊斯兰教各教派深刻记取。
(五）打拉的对象
清朝和民国时代，统治阶级对门宦采取了既打又拉、以打为主的政策，几乎所有较大的门宦，都受到过统治阶级的打压，但在特定时期、特定的门宦中又采取了拉的一手。主要的手段，一是消灭门宦。河州知州杨增新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曾专门奏折，认为门宦为封建制度，要求裁革。哲派苏四十三起义后，清廷认为，必须“剿洗尽净，方可永绝根株”，“不留余迹，以期永不滋事”。据史载，此次善后中共约八千人遇难。此后还搞了一次退教活动，要求“习新教者，倶仍改从旧教，新教礼拜寺概行拆毁”。想通过这些措施，从根本上铲除哲派。哲派所倡行的所谓“束海达依”的道路和“血脖子的教门”，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对哲派采取的政策有很大关系。同治年间，花寺门宦新老两派发生教争后，清廷采取了“不分新老，一律剿办”和“务剿勿抚”的政策，拱北被拆除，财产被查抄，门宦嫡系几乎全部被杀，花寺门宦从此一蹶不振。二是采取“以夷制夷”之策，拉一派，打一派。这是其惯用的手法。一般情况是，每当一个新门宦产生时，统治者即附庸老派之说，支持老派，打压新派，甚至宣布新门宦是邪教。在哲派与花寺门宦的斗争中，清廷就采取了这一手法，先是支持花寺门宦，把马明心排挤出循化，后又封闭了其三座清真寺，最后宣布哲派是“邪教”，“尽洗之”。有时又利用新教派来反制老派。伊赫瓦尼教派兴起后，马步芳、马鸿逵等地方军阀大力支持，以此来压制门宦势力。三是蓄意挑起教派、门宦之争，从中渔利。西道堂教派兴起时，地方军阀马安良企图利用马启西的力量来遏制白庄门宦，未遂后又指使有关人员诋毁、打击马启西。这一招失败后，便利用手中权力武装镇压西道堂，致使西道堂遭受惨重损失。四是拉拢教派、门宦上层为其服务。除了从总体上采取打压政策外，统治者也采取了羁縻政策，地方官员经常结交门宦上层，利用门宦的力量巩固自己的地位，谋取小集团利益，而有些门宦也出于种种目的，竭力与地方官员结交，组成利益共同体。
(六）封建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