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宗教传播的方式更新并日趋多元化。传统上，由于诸多因素包括政策因素的制约，我国宗教相对封闭地在特定地域、特定群体内部传播交流，而现在这种传播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主观上看，各宗教都有对外扩张、向外传教的“自觉意识”；从客观上看，各宗教都有对外扩张、向外传教的“自觉行动”。目前的主要趋势，首先表现为宗教自觉地走出教堂，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其次表现为宗教摆脱传统区域、特定人群，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传播。比如：基督教的“福音西进”和所谓的“松土工程”、“金字塔工程”等，在藏区、穆斯林聚居区等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在广大基层大规模发展，在高知识人群中发展；“藏密东渐”，藏传佛教向非藏区发展，在局部人群中引发“藏传佛教热”，甚至一些“藏独”思想也被引入内地；“伊教南向”，穆斯林群众在南方一些城市经商、打工，使南方一些过去没有穆斯林的地方有了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和宗教活动场所，同时对当地原有的穆斯林的信仰起到了“激活作用”。第三是表现为利用一切方式对外传播，比如组成传教团体对外传教，培养传教骨干，建立传教据点，利用或自办报刊杂志，制作VCD光盘等方式向外传教。特别是“网络宗教”的兴起，颠覆了传统的传教方式，为宗教的对外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境外组织和个人在我境内非法传教的问题也十分严重。随着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宗教传播的几率必将大大增加。
谈到传教方式的更新和变化，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基督教的发展问题。时下有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在中国大发展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政府对佛道界和民间宗教管理过严，使得佛道教和民间宗教萎缩，造成中国宗教生态失衡，为基督教的发展提供了空间，S卩“宗教生态失衡论”。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果真如此吗？事情恐怕没这么简单。对中国的宗教生态是否失衡，我不敢枉自判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是宗教生态失衡，并不必然导致基督教一教独大，同样也可能导致诸如天主教、伊斯兰教的大发展。笔者以为，基督教的迅猛发展，除了上文中提到的社会因素、政策因素、政府因素外，恐怕更多地要从宗教因素中、从基督教本身的因素中去寻找原因。除了基督教本身具有对外传教、把传教作为大使命、不遗余力地对外扩张的主观因素外，与境内外基督教组织和个人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对外传教，不断更新和变换传教方式，无视相关政策和法律的约束对外大规模传教有关。这是基督教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不是宗教生态失衡拯救了基督教，恰恰相反，是基督教本身的爆炸性增长，已经和即将导致中国的宗教生态失衡，已经和即将造成基督教“一教独大”甚至“一教独霸”的宗教生态。我们没有必要再以“宗教生态失衡论”为基督教的大规模扩张寻找合法性依据，也没有必要用行政的力量去发展佛道教和民间宗教与基督教对抗(有学者提出过这种观点），而应当加强依法管理，规范传教方式，建立正常秩序。
九、宗教对社会的影响力增强。过去，宗教的社会功能被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宗教对我国社会的影响力十分有限。目前，由于宗教的大规模传播和宗教传统形象的改观等诸多因素，宗教已经渗透到很多行业和很多领域，宗教的积极作用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解、认可和接受，宗教正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活跃在我国社会的各种舞台上，对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产生一定影响，其影响力不断提升，影响面逐步扩大，影响程度日益加深。同时，各宗教也表现出积极与当代中国社会相适应的一面，试图参与中国社会的各项进程，显示了在中国社会塑造良好形象、留下积极影响的动机和愿望。比如：各宗教都在积极开展宗教慈善和社会公益事业，天主教的民主办教，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建设，伊斯兰教的“解经”，佛道教的“人间宗教”思想的重兴，道教界一些人提倡的“生活道教”理念等，都是实现这种动机和愿望的具体体现，都是在寻找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途径和方法。
十、党员信教问题日益突出。这一问题正在成为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和有关机构研究的重点，已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不争事实，而且原因也十分复杂。我认为，对待和处理这个问题，我们至少在三个方面还存在一定不足：一是在理论上没有完全说清楚，即没有完全讲清楚《宪法》和《党章》的关系，公民和中共党员的关系，这就造成一些党员的模糊认识，这些人一方面信仰宗教，另一方面又是党员，追求“二元信仰”或“多元信仰”。二是在政策上没有明确界定，即没有明确界定什么是信仰宗教，政策比较模糊，从而造成一些人经常参加宗教活动但不承认信仰宗教，因而受不到相应处理而另一些人有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或宗教观念，但因为他们不参加或较少参加宗教活动，成为我们工作的盲点。三是在认识上没有完全突破误区，即没有完全破除这个问题只在少数民族和离退休干部中比较突出的认识误区，没有或很少认识到这个问题在汉族和在职干部中也同样突出，而且危害更大的现实。要妥善处理党员信教问题，今后应当在这三个方面下功夫。
十一、打着宗教旗号的邪教活动十分猖獗。在当前社会转型的条件下，由于社会不安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邪教组织更容易滋生并蔓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邪教组织的政治化倾向十分明显，某邪教组织近年来的一些活动，就彻底暴露出他们为西方反华势力和“台独”分裂势力所豢养，以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为目的，以邪教方式进行非法活动的反动政治本质，完全沦为西方反华势力对我实施和平演变的政治工具，成为境外各种敌对势力中组织架构严密、宣传体系完备、资金实力雄厚、现实危害严重、挑头与我对抗的最大一股敌对势力。另外，一些宗教的个别教派和利益共同体也出现了极端化、邪教化的苗头；在一些宗教中，异端思想不断露头，值得高度关注。从本质上讲，邪教不是宗教，邪教也不是所谓的“邪恶的宗教”，邪教根本与宗教无关，但邪教往往打着宗教的旗号招摇撞骗，欺骗性、危害性很大。因此，传统宗教与邪教的斗争，无神论者与邪教的斗争，社会大众与邪教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艰巨的和复杂的。
十二、宗教工作中的国际因素凸显。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其他一些国际公约组织，宗教工作巳不仅仅是国内事务，而且成为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宗教工作，不仅要考虑国内因素，还要考虑国际因素，要有全球眼光。有四个方面的问题值得高度关注：一是宗教与政治的关联度不断提高，宗教被西方敌对势力利用，作为国家政治斗争的工具，作为国家战略，对我双管齐下，一方面利用宗教在政治领域对我渗透施压，对我政治制度、宗教政策和宗教工作说三道四，利用宗教为其推翻共产党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另一方面在宗教领域对我打压，在我境内大肆传教，培植反共反华的宗教力量，企图控制我国宗教的领导权，恢复旧有的隶属关系。这种渗透，已对我宗教工作构成了现实危害和潜在危险，如果不髙度警惕，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社会的宗教化特别是“基督化”、“福音化”将变成现实。
问题国际化的趋势明显。国际宗教领域的风吹草动，时不时影响到我国的宗教，我国宗教领域发生的一些事情，很快通过互联网等媒介在国际范围内传播并被人利用。三是我国一些世界性的宗教，开始有了某种跨地区意义上的“宗教认同”，如中国基督教协会于1991年就恢复了其在世界基督教联会中的成员身份；天主教的一些人一直在重申其“圣而公教会精神”，主张与圣而公教会的“合一共融”。对这种“宗教认同”现象如果不加以正确引导和管理，将会对宗教以及信教群众的“国家认同”产生冲击，形成负面影响。四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为国外传统宗教、新兴宗教、教派组织传入我国提供了机会和可能，保持我国宗教的传统格局将面临巨大考验。
通过对当今中国宗教几个特点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简短结论，即：宗教问题越来越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总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关系越来越成为当今中国具有影响力的重大关系，宗教工作越来越成为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的重要方面。在新世纪新阶段，面对宗教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新挑战，能不能高度重视宗教问题，妥善处理宗教关系，认真做好宗教工作，将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是一个重大考验。
说明：
本文初稿于2007年7月，是提交给中国统战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举办的“2007民族宗教问题高层论坛”的论文提纲，并在该论坛上宣读，受到与会学者肯定。在收入本集时作了内容的充实和文字的修改。
本文获2007年度全国统战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