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蔚到正传
中国的封建统治进人明代愈加残酷，开国君主朱元璋本人出身寒微，曾托身于寺院骗取了三年的斋粥，因而于丛林生活颇为熟悉，以故管制丛林也愈加严酷。朱元璋本人虽有三年沙弥生涯，但在明朝立国之后，他所崇尚的却是儒学，然而被他崇尚的儒学却又经过了种种扭曲与篡改。其中，因《孟子》一书中充满了民主思想，曾引起了朱元璋的极大不满，他因而命儒臣删除《孟子》一书中对君王要求严格的言论共八十五处，编成《孟子节文》一书气中国儒学经典自汉武帝起屡经篡改，降及清代的“道学”，则与孔孟本来面目全非，而遗祸亦无穷矣！然而，在朱元璋执政期间（公元1368年一公元1398年），对佛教、尤其是对禅宗的钳制与扼杀，则是更为酷毒，乃至最终成为一种定制，一直影响到后世。中国禅宗的衰败，除了自身的某些原因之外，主要是来自于异族统治者与出身僧侣败类的朱元璋之辈的打击。
在朱元璋称帝的第一年，他便下令禁止白莲教、大明教与弥勒教等一切“邪教”，并在《大明律》中明确规定：“凡妄称弥勒、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此后，这类禁令不断重申，不断强化，并写进《申明佛教榜册》之中，更为制度性地钳制着佛教。明代撤销了喇嘛僧的特殊待遇，因出于“化愚俗，弥边患”的政治目的，才有少数喇嘛获得较高的待遇。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中书省把浙东名刹的住持召集到金陵，在天界寺设善世院，建立起第一个僧官机构。到了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明王朝正式设立僧官机构僧录司，各府、州、县分别设立与之相应的僧纲司、僧正司与僧会司，形成了在全国范围内控制僧人的管理网络。与此同时，朱元璋严格限制僧人与社会的交往，强制杂处于民间的“游僧”人寺居住，所谓“合众以成丛林，清规以安禅”。朱元璋还严禁僧人与各级官吏交往，于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诏令“凡住持并一切散僧，敢有交结官府、悦俗为朋者，治以重罪”。同时也规定“寺院庵舍，已有砧基道人，一切烦难，答应官府，并在此人，其僧不许具僧服入公听跪拜。设若己身有犯，即预先去僧服，以受擒拿。”111并规定“僧有妻者，许诸人捶辱之，更索取钞钱，如无钞者打死勿论”。然于《申明佛教榜册》规定：“有能忍辱、不居市廛，不混时俗，深入崇山，刀耕火种，侣影伴灯，甘苦空寂寞于林泉之下，意在以英灵出三界，听。”这些隐居山林僧人之所以能获得朱元璋的豁免，无非是因为他们的不关心政治，对明统治者不构成威胁而已。
朱元璋下令将全国寺院分成禅、讲、教三等，僧人也随之而分成三宗，从而让他们“各承宗派，集众成寺”。朱元璋还对这三宗的僧人的服饰作了严格的规定，其中禅僧以茶褐为常服，清条玉色作袈裟；讲僧以玉色作常服，绿条浅红色作袈裟；教僧以皂色为常服，黑条浅红色作袈裟。并明确规定“其禅者务遵本宗公案，观心目形以证善果；讲者务遵释迦四十九秋妙音之演，以导愚昧；若瑜伽者，亦于见佛刹处，率众熟演显密之教。如此看来，禅僧没有导化“愚俗”的任务，也没有从事佛事活动的空间，除了“深人崇山，刀耕火种，侣影伴灯，甘苦空寂寞于林泉之下”之外，别无出路。可朱元璋还告诫禅僧必须阅读佛经，从而“使目诵心解，岁久而机通”，他为此命宗泐、如圮等人注释《心经》、《金刚经》与《楞伽经》，他亲作《心经序》，刊行天下，以统一教义思想。
元末的社会危机曾导致士大夫纷纷逃禅，这一现象也引起了元统治者的重视，因而对南方的禅师封号以加羁縻。据《南宋元明僧宝传》所载：“元主崇尚我宗，凡林下染衣之叟，多受隆誉”，“楚山南北，浙水东西，其有道尊宿，无不经锡徽号”。这些禅师在下层民众中影响颇大，他们人明以后便成为禅宗势力的主要代表，朱元璋建都金陵之后所诏见的大多是这类禅师。这类禅师大都乐于讲经、注经与主持法会，自然与传统的禅宗修为大相径庭，而朱元璋所制定一系列限制并打击禅宗的政策，也全赖他们去实施。这类禅僧以临济宗宗杲门下的元叟行端与笑隐大欣为最，在朱元璋诏赴金陵《释鉴稽古略续集》卷二，《大正藏》卷四九，页九三六中。
天界寺的僧人中，“其赴诏尊宿三十余员，出元叟之门者，三居一焉”他们具有禅林生活经验，因而钳制禅宗也最为得力，然因他们背叛了宗门，因而其法嗣也不兴，不久即断了法脉。禅宗自明代起，讲经、注经与举行法会等内容遂纳人到了修学内容之中，从而使禅宗从根本上产生了改变，这无疑是禅宗此后江河日下的重要原因。正因为处在这样一种弘法背景下，虎丘禅系进入明代以来一直处境艰难，然而这一系禅却承担起了弘传禅门临济正法的历史使命。至龙池幻有禅师出世，才使这个禅系出现了转机，其法嗣圆悟与圆修两支并弘兴旺，迎来了临济下虎丘禅系的“夕阳无限好”的晚景。
一、万峰时蔚禅师的禅法
万峰时蔚禅师（公元1303年一公元1381年）是千岩元长门下的高足，千岩禅师的法脉赖他承荷。时蔚门人普寿辑有《万峰和尚语录》一卷，卷末收有沈贯撰写的《慈光寂照圆明利济万峰大禅师塔铭》（以后简称《塔铭》)与陈亢宗所作《圣恩禅庵开山祖师万峰蔚公传》（以后简称《时蔚传》），另在明代幻轮的《释鉴稽古略续集》、文诱的《增集续传灯录》、净柱的《五灯会元续略》、元贤的《继灯录》[自融等辑录的《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等文献中，均有时蔚的相关记载。
(一）万峰时蔚禅师的生平
时蔚俗姓金，号万峰，浙江温州乐清人。母郑氏，曾“梦儒释二人人其寝室《塔铭》作“夜梦白气亘天”），至天明，生下二子，次子就是时蔚，是时乃癸卯年(公元1303年)八月二十九日午时。据《塔铭》所载，由于其母郑氏是晚年生子，且又生有二子，因而想遗弃时蔚，只抚养其兄，赖金姓之姊(时蔚之姑)收养为子。文诱的《增集续传灯录》载时蔚“在襁褓’见僧輙微笑合掌”，因而也具足了出世因缘。在时蔚七岁的那年，他的父母一齐亡故。到了时蔚十三岁那年，他正式走上了出尘之路，出家的寺院就是本地的永庆寺，所依止的师父就是本寺的升讲主。至于时蔚受戒的年代，各本载之不详，《塔铭》谓“十六岁为僧”，盖就落发而言，至“年十九，更衣学禅，受具足戒”。
关于时蔚参禅的因缘，各本所载大体一致。《塔铭》谓时蔚在读《法华经》至《安乐行品》的“在于闲处修摄其心”一语时有省，便问讲主如何解脱，讲主告诉他：“世尊叫你向山间林下结庵办道”。于是，时蔚便不胜欣喜，长时打坐，“兀兀如痴”，讲主这才叫时蔚去游方问道的。当时，时蔚听说杭州虎跑的止岩禅师道誉甚高，于是径直到他门下参学。这位止岩禅师，便是大慈止岩（《增集续传灯录》作“虎跑止岩普成禅师”），他是天池信禅师的法嗣。当时，止岩禅师把南泉的“三不是”3话交给时蔚参究，于是时蔚“别卓庵于达蓬山，楮衾草榻，杳若忘生”。此后，他又去明州（在今浙江宁波境内〕“达蓬山佛迹寺故基，卓庵而居，昼夜究竟所参话，殆忘寝食”。有一天，听到寺主宗律师举伪山“踢倒净瓶公案”，忽契悟，即说偈曰：“如来腊八睹明星，也是将虾作眼睛；为有远孙明悟处，日轮当午豁然明。之后，时蔚还去天台华顶的无见先睹禅师处，在那里参学过一段时间。这位无见禅师，便是破庵下方山文宝禅师的法嗣，有《语录》两卷传世。在《继灯录》的本传中，还载有时蔚与无见之间的一段机辩语（《塔铭》所载与此大致相同姑录如下，
在《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谓时蔚“年十三出家，具正知见，登坛受满分戒”，而在元贤的《继灯录》卷第六，谓时蔚“年十三，依本县演庆升讲主出家，十六落发，十九更衣学禅”。今按：如果按照佛门的戒律，出家受戒的年龄一般应当是成人，据宋洪迈《容斋三笔》所载：“周世宗时，诏男年十五以上，女年十三以上，念得经文，经本府陈状，两京大名京兆府青州，各起置戒坛，由官试验，给付凭由，方得剃头受戒。”时蔚的出家处在元末之乱世，可能对出家的年龄与其他要求没有那么严格，但也断不会如此放宽的。各本载时蔚年七十九，僧腊五十九（或曰六十），以此上推，足见《塔铭》谓时蔚年十九受具足戒是正确的。
陈亢的《时蔚传》与其他文献谓他在升讲主门下诵《法华经》至卷一偈颂部分的“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处，忽有省，这才游方参学的。
《景德录.南泉传》载：“师有时云，江西马祖说‘即心即佛’，王老师不这么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这么道还有过么？赵州礼拜而出。”今按，在《景德录》卷二十八《诸方广语》中，也载南泉说故江西大师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教尔后人这么行履。”在马祖的开示学人之中，起先确实说过“即心即佛”，后来又说“非心非佛”，最后才说出“不是物”来。以故南泉把马祖所有的话总结到一处，成为了这个“三不是”话。
《万峰和尚语录》，《禅宗全书》册四九，页七九三上。而在陈亢所作《时蔚传》则谓所述偈子乃“颠颠倒倒是南泉，累我工夫却半年；当下若能亲荐得，如何不进劈胸拳。”
(时蔚）访无见，见问：“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师进前问讯，叉手而立。见曰：“如何是道？”师曰：“道无可道。”见曰：“不道有，不道个什么？”师曰：“正要和尚疑着。”见曰：“疑着即错。”师曰：“不疑亦错。”见便喝，师亦喝；见又喝，师亦喝，拂袖而行。
时蔚与无见之间的机锋体现了“临济喝”的特色，当年临济采用“四喝来接机，颇具凌厉剀切作风。《塔铭》载时蔚与止岩经过这番机辩之后，止岩非常郑重地告诫时蔚说侍者！侍者！你虽悟得个真性，年纪小在，未可印证你来。汝且居山十年、二十年，我自令人来取你也。是年时蔚正好二十六岁。
此后，时蔚又回到了宁波的达蓬山，与外界断绝了消息。后来，时蔚于山中得知止岩禅师圆寂已久，于是去给他扫塔，路途住宿杭州灵隐寺。清晨起来，听见方殿主举千岩和尚颂曰：“断崖和尚春圆寂，无见知翁夏亦亡；毕竟有生还有死，千岩不久也无常。两轮日月如梭过，一合乾坤是磨忙；寄语诸方参学者，莫教蹉过好时光。”31时蔚听到此偈之后，便直往伏龙山去参谒元长禅师。关于他们师徒之间的机辩因缘，在净柱的《五灯会元续略》卷第三的本传中载之颇详。
参千岩，岩问：“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个什么？”师将坐具打一圆相，叉手而立。岩曰：“将什么与老僧相见。”师竖起拳头曰：“这里与和尚相见。”岩曰：“死了烧了向何处安身立命？”师曰：“沤生沤灭水还在，风息波平月映潭。”岩曰：“莫要请益受戒么？”师掩耳而去。明曰，岩请众斫松，师拈圆石做献珠状，曰：“请和尚酬价。”岩曰：“不值半文钱。”师曰：“瞎。”岩曰：“我也瞎，你也瞎。”师曰：“瞎！瞎！”即说偈曰：“龙宫女子将珠献，价值三千与大千；却被傍观人觑破，谁知不值半文钱。”一曰，岩升座，举“无风荷叶动，决定有鱼行”，师出众，震声一喝，拂袖而行。岩示偈曰：“郁郁黄花满目秋，白云端坐碧峰头；无宾主句轻拈出，一喝千江水逆流。
在这里，元长首先将他在止岩处参学悟人的“三不是”话引出，让他将原先的参学全盘“吐出”之后，才逐步给他开示本宗的机关施设。值得注意的是“圆相”这一机关施设，本是仰山禅师所创设，是后因伪仰宗衰亡，此种作风也逐渐消失。直至高峰原妙禅师，才继续使用过圆相，在他的语录中，保存了十三种圆相符号，这一作风在后世的禅师间或亦有出现。当时蔚使用圆相与竖拳等作略应机时，元长便直下问他“死了烧了向何处安身立命”，试图褫夺他的那些虚头，让他反观自家根本大事。而时蔚的“沤生沤灭水还在，风息波平月映潭”半偈，也正好把他超越的境界给托出，这才引发元长“受戒”之问。对于元长的“请益受戒”之问，时蔚的应机颇与当年的丹霞禅师相似，他同样是掩耳而去翌日，在元长普请斫松时，时蔚进而拈起一块圆石头做献珠的样子，请元长给他出一个价钱，事实上这也是在请求元长对他的见地予以印证。在元长的“不值半文钱”一语出后，师徒之间以一“瞎”字应机，基本上达成了一种会心的境界，这在时蔚的述偈中可以见出。尔后，元长一日升座，举古德语才出口’时蔚便拂袖而去，这一凌厉的机锋，赢来了元长“郁郁黄花满目秋”的偈语赞颂。时蔚在元长门下获得圆证之后，也就离开了伏龙山，踏上了弘法度人的征途气相传时蔚离开伏龙山之后，仍旧回到佛迹寺住过一段(一说在兰溪的嵩山住了九年），此后元长有“汝缘在浙西，当往彼化导”的指示，他才出山。据《继灯录》卷六所载，在时蔚出住嵩山期间，元长曾修书召时蔚，但他没有到伏龙山去，因此元长“乃令人赍法衣、顶相授之”35。至于这个嵩山，在《塔铭》，谓时蔚“遂往兰溪州嵩山结庵办道”，《佛光大辞典》谓时蔚去了“溪州(广西）嵩山”，不知所据何本。兰溪源头有二：东源出浙江省东阳县，称婺港，又称金华江；西源称衢港，又名新安江，即今衢江。其流域全在浙江境内，不知究竟与相去数千里外的广西有何交涉？之后，因浙东田少山多，又连遭三年大旱，于是时蔚来到姑苏(今江苏省苏州市境内〕的邓尉，“构大伽蓝，号曰圣恩”。一时之间，“缁白蚁慕，建四道场，从受归戒者不可以数计，闻名睹影，靡不以手加额，绘其像奉祀者甚众时蔚一生在禅修上颇为检点，从不附庸风雅，其高风亮节，委实清范可崇。据《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卷十二所载，“士夫书札，通候于师者，除问道外，概不复缄。至有久从游者，求只字不可得。间或请之，但以老僧年迈而却焉。在朱元璋洪武初年，召集诸山名德到金陵讨论佛教管理事宜，曾有人提到了时蔚。此时幸好有宋濂出面解围，“且留此一老，为林下标职”。当主此议之官员私下里去窥探时蔚时，时蔚“早称病掩关矣”，足以见出他不鹜名利的清高作风。时蔚平日的禅修谨严，“自壮至老，功课纤发不移，日理僧事，夜则跏趺，俨然达旦”，侍者叫他去休息时，时蔚总是说：“汝正闹在，老僧息之久矣。”就这样，时蔚在邓尉弘法度人，历时三十春秋，一直不废此禅修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