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绝望的感觉是抑郁所固有的，许多人并不指望能得到帮助。如果他们已为自己设下重重陷阱而又无法自拔，那么这一消极态度往往会得到加强。如果他们主要从不变的外部条件来看待问题，那么抑郁通常会进一步恶化。
病人与精神治疗专家最初几次的接触十分关键，它将为患者的康复打下基础。这些接触的性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专家的经验与方法。但是他还必须做一些事情。
他必须为建立相互理解作出贡献。对于“感情转移”讲述得够多了。在这种情况中，病人将自己早先与父母、姐妹、朋友、情人关系中的种种恐惧与希冀投射到治疗专家身上。但是有关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重要性却所涉甚微。融洽，本质上是存在于两人之间的一种和谐的关系，一种相互作用，它能促进信任、交流与同甘共苦。产生融洽与不融洽的因素很复杂，但还是有迹可寻的。精神病理学家弗利德立克·雷德利希和社会学家奥古斯特·霍林谢达的研究有力地证明，当医生与病人都来自相似的文化背景时疗效最大，而两者文化背景大相径庭时疗效最微。但矛盾的是，与病人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治疗专家也许更能够将这一病例描写出来，并将它提交医学杂志发表，或在医院之间交流。这恰恰是由于医生不能与病人打成一片，他能与病人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形式。这一状况虽有助于科学认识，但同时却干扰了医生去洞察病人的心境。
病人在最初几次就诊时，一般很少打听治疗专家的经验、资历、治疗方法等直接有关的背景信息，这一点十分突出。病人有一种令人费解的倾向：只凭信任接受专家治疗，有些病人根本不作任何尝试，他们仅仅根据自己与医生的直接接触，就想弄清医生属于哪一类人。
事实上许多病人一连数年一直与他们极其厌恶的医生同在治疗、咨询的环境之中相处，他们是根据这样的假定：个人好恶与治疗无关；然而实际上这也可能是治疗过程的一部分。
要使治疗有效，医生与病人之间必须相互信任、尊重、有信心并喜欢对方。医生与病人必须尽早弄清这一切是否已经建立。融洽是治疗之本，只有在这一框架之内，该见效的才会最终见效。
融洽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治疗专家应能对患者的心情与处境心有灵犀一点通。这种能力称作“神人”，即能使自己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有“神人”能力的人能够对你所体验的感觉心领神会。他自己也曾以某种方式经历过相似的事件或感情。“神人”与同情是完全不同的现象，同情指的是“为此感到难过”。有的时候为别人感到难过是十分恰当的。例如，当治疗专家倾听病人陈述她如何在一个月之中失去了父亲、丈夫和职业。但是医生的同情心并不能提高病人的信心。而医生的神人却能促使病人感到，她正向一位能真正理解自己的医生吐露心事。医生的这一素质能减少病人的恐惧心理，他们本来担心会由于接受治疗而进一步丧失自尊心。
“我需要你。”对许多抑郁患者来说，要承认这一点很难，而治疗专家对此的响应也十分微妙。他必须设法以某种方式响应病人这一要求。而不是在治疗过程中降低病人的地位。
他千万不能采取这种姿态：“我是医生，你是病人，这样我就高你一筹。”同时他必须掌握由于他担任的医生角色，即病人授予他的权威。这种局面与父母或教师向青春期少年打交道时有些相似：必须既要在平等与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将他们当成独立的个人，但又不能完全放弃身为父母或教师所固有的权威身份。
从这一权威基点出发，治疗医生用语言或非语言方式与病人交谈：“我理解你所体验的一切，无论现在你如何看待自己，我对于恢复你的自尊心和处事能力是能助一臂之力的。我明白你感到痛楚，但是感觉痛苦，并上这儿来求知，正是转机的开端。我不想用生病这个词，这容易引起误解。最好这样认为：你生活中，或你应付生活的方式中出了些岔子。现在你终于下决心要设法纠正它了。治疗之后，大部分患者都比他们得抑郁症之前的状态还要好得多。”
在这些初次接触中，治疗专家必须集中精力收集资料。病人果真得了抑郁症吗？如果是的，抑郁症是何时开始的？可能是什么诱发的？抑郁造成的主动性丧失何种程度地干扰了他发挥作用的能力？病人属于哪一类人？他以往生活经历是怎样的——他在哪儿上学？他的婚姻状况如何？他干过多少种职业？这些工作他干得如何？为什么他不时换雇主？他蒙受过什么样的损失？他的自我价值受到什么样的打击？他自己认为目前这种心情的原因是什么？他家人是如何看待他的？
减低丧失自控能力的恐惧
病人常对抑郁的实际原因困惑不解，特别是当抑郁持续期很长时更是如此。调查事实的过程本身便能揭示病情的连贯性；而在一连串情绪反应之间建立起合理的联系，有助于减低病人对于丧失自控能力的恐惧。
在传统精神分析法中，治疗专家允许病人在一系列会面中逐渐诉说自己的情形，而不向病人提出任何问题，不去帮助病人理解这些事，也不把它们串起来，这在卡尔·罗杰斯提倡的对门诊咨询采用非指令性疗法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许多病人抱怨说：“你什么也没对我说。为什么你不向我提供些指导呢？”他们从医生那儿得到的答复是：“治疗不是靠那种办法所能奏效的。”一种极端的非指令性疗法，可能是在向病人提出忠告时使用选择法。
但这一般不适用于治疗抑郁症。这种方法事倍功半。它仅仅因为病人未能意识到某些重要信息的相关性便拒绝使用这些信息。最重要的是，它促使已经十分气馁、并往往是充满负罪感的病人，把他们意料中会得到的、他们感到由于自己“毫无价值”活该受到的怒气与冷落投射到医生身上。
沉默，被医生不恰当地用来与抑郁症患者交流，只会使抑郁加剧，并使病人作出许多不正确的假设。有位病人是这样描述自己和一位长时间保持沉默的医生在一起时的体会：“他只是坐在那儿瞪眼看着我。我觉得不舒服——不舒服这个词太轻描淡写——我简直害怕了。我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此外我觉得迟钝起来，我不能很好地集中精力。我觉得感情不能自然流露了。因此，我们两个在那儿坐上几分钟，这几分钟对我来说仿佛是无穷无尽的。
“过了一会儿我开始感到他实际上不喜欢我，他是在非难我。我问他是不是这样，可他就是不发表意见。我问他，他是否认为我应与自己的女朋友断绝那种关系。他停顿了好久，只回答说，为我作决定不是他的事。如果我在开始治疗前感到被冷落，那么在那样的几次就诊之后则真正地尝到了被冷落的滋味。”
抑郁症患者应指望医生以某种方式进行参预，但这种参预不能妨碍倾听病人自诉，也不应表现为以粗鲁的偏见与看法对病人的私生活横加干涉。治疗医生坐在那儿并不是告诉病人该做些什么。在医生对病人及其困难有足够全面的理解之前，医生不应当发表意见、指出问题或作出反应。他们应当主动与病人交谈一番，交谈开始后，以恰当方式对病人的需要作出响应。
病人提出的最初要求之一，就是想了解一下治疗本身的结构。通常，他们对于即将要进行的治疗有先人为主的观念。他们常常佯称自己多么没有时间，或者财政负担不起。
精神分析法流行时，一个分析专家每周要在8个病人身上共花费40小时，不少病人会这样向医生打听：“你还收新病人吗？你已经客满了吗？”在这样的情形中，要是医生同意一个人来作初诊，那他前往时，通常预料自己是被医院当作病人收下的。现在人们对精神病专家还是这么看，许多内科医生和其他同行打电话问精神病专家能否同意“收”一个，这时，他们总是期待着不是肯定就是否定的回答。但更加恰当的回答应是：“这要看情况而定。”这得取决于问题的性质。一两次咨询门诊能使精神病医生有机会对病性作出评价，并与患者共同决定应该做些什么。虽然治疗是从病人决定作出努力来帮助自我的那一瞬间开始的，但最初的几次就诊必须被看作是带有咨询性的。直到医生有机会认识病人，了解病情，他才可能决定该采取什么途径，该向病人作何忠告。
一次就诊时间长短不一。有60分钟一次，50分钟一次，还有45分钟、30分钟、甚至15分钟一次的。还有3分钟的电话咨询。有在3年之中每周三次前来就诊的，但也有同样多的病人在为期三个月的治疗中总共只来十几次的。重点应放在灵活性上。病人应按其所需次数前来就诊，来完成他特定的治疗目标：解除抑郁，理解造成抑郁的原因，调整病人对付抑郁的方法以及对自身的看法，从而使患者尽可能从自己所患的抑郁症中取得最大受益。一次急性抑郁反应在几周之内可能就被成功地治愈，但如果抑郁症是慢性的，特别是如果在患慢性抑郁症的情况下，病人已为自己布下了陷阱，治疗就很可能长达数年之久。
医生与病人根据情形需要共同建立起治疗的格局与模式。当然在这一框架内，随着治疗的进展，会作些变动、调整与更改，病人对此应有思想准备。这些变化不仅体现在就诊的次数、每次的时间长短上，还体现在医生与病人之间关系的性质上，以及医生治疗时采用的方法与技能上。
在治疗初期，精神病专家可能不向病人表示自己感情上的反应，这样能使医生多少保持一种中立的身份，便于病人将自己的体验投射到医生身上，并形成情感转移。但是当治疗进展时，医生可以进一步坦露作为一个人的自我，在有利于病人增强内省力的前提下，与病人分担自己的感情与反应。例如，倘若病人就诊迟到已成习惯，在医生心里激起了不耐烦的感觉，因为这使他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从事某些重要领域的学术研究，他便可以以自己的行为，以自己因病人经常迟到而感到的不满，与病人正面交锋。病人这种拖拉的倾向很可能在别人心目中同样引起愤慨与被冷落感，而在医生身上产生的这一反应，很可能为病人提供一个直接的机会，来理解并改变这种于己不利的行为模式。
抑郁如何影响病人思维与感觉的方式，医生通常是可以预测的。一般来说，病人的注意力大部分集中在自己的抑郁感以及盘踞在他们心头的忧患上。
在抑郁症患者同样常见的是念念不忘自己“也许”会失去什么东西，这种念头破坏力很强。丧失财政保障常是担心的原因，无论这一危险是真是假。例如，股票市场跌风盛行、利率直线下降时，一位年轻的企业家惧怕某些贷款必须偿付，从而使他失去维持自己新企业必不可少的流通资本，甚至使他无力支付自己住房的抵押款，这一担忧是情有可原的。他感到思想压力不胜负担，开始变得暴躁与抑郁。他睡不香，爱发火，蛮不讲理，思想上老压着唯恐蒙受损失的忧患，使他想不出任何办法来防止这一损失。
精神病医生向他指出，他对问题的担忧剥夺了他处理问题的能力。他恐惧的根源是害怕失去控制权，而他想保住控制权的努力反而越来越弄巧成拙。他那惊恐的怒气已使好几位同事疏远了他，本来他们也许能助他一臂之力。治疗专家放手调查了他问题中的实际情况，包括财政境况。他同意病人的看法：风险确实不小，但接着他便向病人揭示一些有利因素，这些因素病人自己不曾注意。在他的帮助下，病人开始获得明辨是非的能力。他强调病人那种为重新掌握控制权铤而走险的做法对自身起了不良作用。由于对最紧迫问题的注意力被分散了，病人的恐惧与绝望得到了缓解，使他不仅感觉良好，还可以考虑更实际的抉择。
在分散抑郁焦点的过程中，医生往往不得不采取一种典型姿态——承认患者特殊的担忧是合情合理的，这样在解决问题时便能成为患者的同盟军。然后，医生才能超越眼前的问题，探索病人的情绪如何使病人丧失应付能力、并使之日益恶化的原因。
感情的发泄，负罪感的释放，自尊心的回归，是对抑郁症患者进行无论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治疗过程中反复出现的课题。
在精神治疗中，一定量的幽默感是一种极其关键的资本。精神病理学家劳伦斯·库比警告说，在精神治疗中不要轻率地使用幽默，他担心这会伤害患者，使患者消沉的自尊心更加消沉。但他同时指出，幽默也能“表达真正的温暖与感情”。关键的区别在于与对方一块儿笑还是嘲笑对方。“在有经验的治疗医生手中，幽默成为一种安全有效的工具”这里，库比告诫人们必须警惕一种特殊的幽默，它不是贬低医生，便是贬低病人，特别是当一位新医生使用它时，或是一位医生将它用于用作发泄自己敌意时，尤其如此。这与弗洛伊德关于“敌意是妙语的基础”这一论断是相一致的。尽管如此，幽默是对某些处境一种关键的和必不可少的反应，对于抑郁更具有一种重要的抵消作用。幽默使人恢复并扩大视野。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神治疗会发生什么情况，很难用言词来描绘一幅精确的图画。这样一来，公众很容易对治疗的过程产生误解。他们以一种多少有些简单化的方式抓住精神治疗的若干方面不放，认定这一些就是精神治疗的本质：譬如，使病人消除性的负罪感，帮助病人能外向地、及时地表示自己的愤怒。这两个目标实质上都是与治疗抑郁病人密切相关的，但是公众却以为一个治愈的人应能与任何人一起跳上床睡觉。这是他从禁忌中获得解放的结果；或者认为他应该能够随心所欲地向家庭中的任何一个成员怒吼或嘶叫。这未免离题万里了。
一般来说，抑郁病人在受到挑衅时，表达内心愤怒确实存在障碍。有时因为紧张，心情十分暴躁，对事物的反应常采取发脾气的方式。在治疗过程中，医生鼓励他寻找更好的新方式来处理敌意——这些方式在必要时能理智地保持自我控制。如果病人完全不熟悉自己的感情，那么通过治疗他就能够在自己体验某种感情时更加意识到自己体验的是什么感情。如果发怒有正当理由，那么他就开始懂得如何以发怒来为某种实际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