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不可避免地以各种方式接受家庭与社会的制约。这样的制约对统一人格起着重大作用。
然而许多与此无关的，过时的、甚至有破坏性的模式也同时变得根深蒂固。这一制约越刻板、越强烈，特别当一个人缺乏安全感时，人格就越固执。人格越是僵化，他就越是缺少精神恢复能力与想象力来适应新的意外形势。
急性抑郁症是一种必要的媒介，使人从这样的制约中解放出来，使创造力中最富有生气的部分得以解放。
远离自己设置的陷阱
瓦尔特·伯格曼说：“我已30岁了。就个人而言，一切都完了。妻子是这样一个女人，她找出种种借口拒绝和我睡觉。我恨我现在的工作，它与我的能力太不相称了。唯一感到快活的是和孩子们在一起。我掉入陷阱了。”
伯格曼十分抑郁。三年来他一直凑合对付这一不尽如人意的生活境遇。有一次，他一连几星期感到疲惫与恼怒，一天早晨，他打电话给上司，冲动地提出辞职。此事发生的前一天，他在起草准备一份销售信息表时出了一个小小的差错，并因此受到上司斥责。辞职后的几星期中，他变得越来越畏缩，沉默寡言，闷闷不乐。他妻子坚持说，如果他再不去精神病医生处就诊的话，就离开他。
在不知不觉中，伯格曼毫不留情地为自己精心设计了一个复杂的陷阱，一个为他自己特设的陷阱，从而掏空了生活的意义。他本是个才华横溢的人，耶鲁大学的高材生。然而，十年中，他冒失地三次改变了自己的奋斗目标。第一次，他刚学了一年法律，就因成绩不及格而退学，因为他根本就不学习。接着便在一家银行工作了几年，由于感到枯燥，提升不够快便辞了职。最后他又辞掉了在公共关系基金筹划小组的职务，因为他觉得对此不感兴趣。每一次他都将自己的不满归咎于他人和外界的原因。现在他失业了，他掉进了职业的陷阱。
伯格曼对陷入职业上的陷阱并不甘心，他开设了一家私人公司。尽管他迫切需要温暖与支持，他还是娶了一位本性爱挑剔的、在性生活方面表现内向的姑娘。他最初为她的敏锐、善于分析的思维所折服，她充沛的精力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自以为作出了理智的决定。
然而在这样做时，他显然排斥了感情需求。那样的婚姻关系是不大可能满足这种需要的。他在选择职业方面的困惑与选择妻子时的失误，都与他大学毕业后一段时期自尊心特别消沉有关。当时他真心爱上了一位姑娘，而她却最终与他分了手，让他独自饱尝伤心与被抛弃的苦果。当时他并未因此便患急性抑郁症，他很快地强压下自己的感情，自欺欺人地以为这没啥大不了。他原先本想在毕业之后继续攻读新闻与政治科学，但他突然觉得这类职业不能提供可以使他心满意足的金钱与地位。他决心专攻法律，并向威斯康辛大学法学院提出入学申请，很快就被录取了。在社交生活中，他摆出这种态度：对任何事情动真情都是愚蠢的，只会伤害自己的感情。他变得十分清高，令异性很难接近他。
为了金钱、地位而放弃了真心喜爱的职业，排斥感情需要来保护自己免遭再次被抛弃的伤害，这就是伯格曼为自己设置陷饼的第一步。
伯格曼是成百万人中的典型，他们忙着给自己设下陷阱，有些人已经濒临急性恐惧与绝望的边缘了，一旦他们发现掉进了陷阱，恐惧与绝望便立刻会将他们吞没。
各人的陷阱往往是按基本相同的蓝图设置的：无法恰当地应付艰难困苦，不能合理地作出反应来解决问题，却否认自己的感情，将感情拒之于意识的大门之外，以精心设计的手法来保护自己今后不再受伤害。
对许多人而言，在构筑陷阱时，都有某个不由自主的因素在起作用。比较常见的陷阱境遇是，夫妻双方都试图在婚姻生活中重建各自熟悉的、并从中成长起来的家庭生活方式，不管他们对自己的成长过程抱什么态度。假如一个小伙子是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的；他父亲是个强壮的、支配型的男子，而他母亲则是个文静、不易动感情的且又有些孤痛的人。他认为母亲无能而父亲很凶。他决心绝不让自己再次陷入类似的境遇。最终他娶了个强壮而独立性很强的女人，但却发现自己常常与她为争夺控制权而斗争。如果他在判断中犯的是另一种错误，他可能会娶一个看起来象是自立型的女子，可是几年后却会发现，她和他母亲一样，缺乏主动性和健全的自尊心。
无论发生的是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试图走向另一个极端，或者轻率地忽视未来妻子的性格特点，他都免不了为自己设下陷阱，其根源就是他父母间关系的形式。
陷阱的另一形式是通过环境来强化和肯定内心冲突与压抑。例如在童年与青春期受到过分压制，在此期间，主动性与创造力很少受到鼓励，只是一味要求服从。结果，这样的青少年在调动自己的能力方面会产生严重的障碍，并将他内在的攻击性引向一个他自行选择的外界目标。同时，由于对自己要求独立的迫切心情感到恐惧，而且无法宣泄这种感情，他不能对造成精神压力的局面作出及时、恰当的反应。他只能消极地适应生活，并很容易受别人操纵。
由于未能选择一种生活方式使自己对于自由与。主动性的需求能受到鼓励，他便选择另一种环境来使自己已经消沉的自尊心更趋低落。随后又将早先内化的障碍归咎于这种环境。
例如，他在一家很大的生产企业谋求到一个中级管理职位，企业的决策人员思想狭隘，他便不敢引进革新观念，唯恐遭到嘲讽与指责。这时现实的陷阱印证了内心的陷阱。这一恶性循环一经形成，他能到手的选择机会便愈加有限了。
如果他身心的某一部分受到危急处境的压力而平衡发生变动，使他意识到了这种陷阱，这时他终于开始感到痛楚。人类具有一种强烈的倾向：通过设置外部的陷阱来肯定内心的压抑与失落感，随后又生活在这不幸的平衡之中，一直到发生某些不寻常的戏剧性的事态，才使他们猛然醒悟，正视自己的危境。在建立这些陷阱的过程中，他们往往选择不适宜的异性结婚或恋爱，信赖那些被证明是根本不值得信赖的朋友或同事，以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支配钱财，选择那些常常令人气馁、本质上阻碍自我实现的职业。
总之，那些为自己设下陷阱的人们，都是慢性抑郁症患者，或是缺乏内心自由的人；他们不是我称为“自我实现”型的人。健康成熟的成年人应能认清目标，并同时朝目标前进。而这一目标应与他的价值观念系统一致，反映他性格的需求，同时按他的条件是可以达到的，尽管要获得成就需要克服重重障碍。
一个懂得自己感情与能力的成熟的人应能考虑正当的机会，并从中作出选择。他能以一种受约束或患病态恐惧症的人所不懂的自由来朝值得一试的目标前进。后者则必须不断使用自己的“意志力”来克服内心的阻力与恐惧，而常常弄得精疲力尽。只有很小一部分成年人能达到自我实现的目标。对其余的人而言，陷阱的种种把戏都是有机可乘的。
我们的文明事实上成了文明的陷饼。人人向往完美无缺的性生活，满足自尊心的职业，有保障的收入，均等的机会，个人的尊严，和有意义的精神生活，但却发现在通向所有这一切的道路上，每一个拐角处都写着“此路不通”。可是他们又敏锐地意识到，社会的经济灵活性似乎向他们显示，在某个地方，用某种方法，他们的需求是可以满足的。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人们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抱负未能实现。
开始意识到自己生活在陷阱之中，无论它是由环境强加于个人的，还是自己制造的——都会引起抑郁症急性发作。要获得内省力，第一步便是认清自己设下的陷阱，而这一步往往是通过意识到陷阱的外部结构，如职业、婚姻、社会地位等来体验的。这些因素被看成是失望与心理紧张的主要原因：“我结婚找错了对象”，或者“我丈夫变了，我无法再与他相处了”，还有“我已经错过了两次提升机会，再不会有第三次了”，等等。
意识到自己是如何不遗余力与环境合谋、共同给自己设下陷阱，这是获得内省力的第二步，这时也能引起急性抑郁症。
摆脱陷阱的这一过程的第三步是改变环境：另谋职业，离婚，或者鼓励自己的配偶共同合作，不断改善彼此关系；同时对于最初造成陷阱、并在几年中一直推波助澜的内心冲突与压抑，自己必须有一种要从中解脱出来的强烈愿望。使自身挣脱陷阱，改变环境，或调整自己造成陷阱的行为与感情模式，其中每一方面都必然意味喜新厌旧经受急性抑郁症。
为什么只有寥寥无几的人才能摆脱内心或外界的陷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幸得很，他们本性上就是不愿忍受急性抑郁之苦。精神病医生在病人中一次次看到，每当他们企图干预对病人生活极为有害、根深蒂固的行为模式时，病人总要经受急性抑郁症。
这就是说，急性抑郁症能提醒人们正视自己已经掉进陷阱这一事实。只要他们试图从陷阱中挣脱出来，便会激发急性抑郁症：只要人们想改变自己性格，以便舍弃设置新陷阶的需要，急性抑郁症便是这一过程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
所有陷阱中最危险的是无视抑郁症的存在，对于它向你发出的信号毫无反应。人们的这种否认态度受到抵制探索内心世界的社会价值观的强化。这些社会价值又是什么呢？
在我们文化中的某些领域，人们情愿进行毫无感情的性生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剥削他人，追求自暴自弃的行为方式，只要不牵涉自杀或杀人，就不愿度过几个不眠之夜，痛苦地思索自己究竟是谁，自己的整个生活是怎么回事。
在我们社会中．使用诸如烈酒、苯异丙胺、盐酸巴比妥等药物来麻醉自己的感情，都被当作无所谓的事。表面上人们试图对滥用这类药物加以控制，但此类问题继续泛滥成灾。这足以表明社会中存在着这样的因素：它们私下纵容人们采取这些方式，来阻断自己的意识，避免正视抑郁。为了躲避抑郁，不愿获得内省力，人们常采取一种更加流行的手段：把过失投射或归咎于他人，特别是怪罪于他们亲近的人，或者是诸如黑人或白人、雇主或雇员、青年或成年人、男性或女性之类既容易辨认、而又是泛泛而指的群体。
否认自身的问题，归咎他人，不仅能有效地延缓抑郁的发作，而且还是一种来掩盖真正症结所在的高明方式，使最初的陷阱变成迷宫。
承认自己感到抑郁是逃离陷阱，从慢性抑郁症中解脱出来的第一步。这样看来，抑郁症的种种表现形式是十分关键的。
避免绝望的感觉恶化
人们明知自己抑郁却迟迟不去就诊，这样的事不胜枚举，因为他们不明白精神治疗能向他们提供什么。对许多人来说，精神治疗是跟传统的精神分析法同样类型的滑稽概念。
抑郁的人总感到绝望，所以要想让他们深信自己所遇到的问题解决的毫无指望真是易如反掌。既然他们只从自己生活环境方面看待自己的困难，而不是从自己如何看待、并如何对付这种困境的角度出发看问题，因此，他们就会很符合逻辑地这样问自己：医生或咨询专家能为我做些什么呢？难道他们可以给我找个工作？改变妻子对我的态度？使我收支平衡？
精神病治疗这一行业本身对于增加这种阻力也负有责任。它在培育治疗上的排外主义哲学。所谓治疗上的排外主义，主要指的是治疗者只熟悉一两种解决情绪冲突的治疗方法，并倾向于狭隘地运用自己掌握的方法，而对病人的状况或某一类问题未给予应有的注意。
传统精神分析专家，每周四至五次让病人躺在睡椅上分析他们的心理，“小组派”精神治疗医生每周会见他那一小组的患者一次，或在漫长的周末，举行一次“交朋友”集会。这类集会有七至八名参加者，集中处理人际关系，并进行会议记录分析。
倾向生物方法的精神病理学家主张开抗抑郁药，或使用电休克疗法，却很少顾及病人的心理成份。“初始尖叫”治疗专家等候着病人发出初始尖叫；而格式塔治疗专家则鼓励病人去猛击一只枕头，作为他所痛恨的母亲的替代物。气功也用来减轻焦虑。超脱的坐禅则旨在减低脑力活动，使病人更多地接触感性体验，在此过程中消除紧张。
精神疗法名目繁多，一个医生要使自己精通所有这些流行的医术是不容易的。但如果他放弃治疗上的排外主义，他便能更好地理解自己掌握的方法的用途及局限性，懂得如何采用它们来满足各种各样病人的特殊需要。他还应明白，何时该向自己圈子之外的专家请教，何时该让病人去别处就诊。
同时，精神病专家对于那些精神上需要帮助的病人不再是最重要的了。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牧师、护士、教师都被认为是治疗精神疾病网络中的重要成员。不幸的是医学界各学派间激烈竞争，学派内部各成员之间急不可耐的较量是一种传统倾向，它大大削弱了精神治疗的进步。因此，得以发展的并不是解决心理疾病的各家之长，恰恰相反，在许多场合，一个学派怀着坚持本学派的疗法高人一筹的近乎教条的信念，与另一学派争夺治疗权。
结果少数受尽折磨的人去接受某一种碰巧流行的疗法以求缓解，而大部分病人则待在家中设置起越来越大的陷阶，陷得越来越深，并越来越确信在斯金纳的绝对主义与弗洛伊德的绝对主义以及伯恩的绝对主义之间，他们还是试试自己的办法好：费用省，没必要暴露自己，也不用依赖他人。精神疗法多少带有些江湖郎中卖狗皮膏药的味道，不过是一种推销的需要罢了。
大多数人觉得自己并非“一切正常”，特别是那些得慢性抑郁症的人。抑郁症降低了他们重振旗鼓的自尊心，因为他们不太明白可以指望从专家的指导中得到些什么，因此可以这么说，他们选择的处境是“我不正常，医生们也不见得更妙”。这种对寻求帮助的抵制态度又被另一种考虑所强化，这就是说，在一个讲究成功的文化氛围中去寻求帮助便等于承认自己失败。成为一个“病人”只能对患者已经消沉的自尊心加以确认。在力图使自己“一切正常”的斗争中，重要的是不惜一切代价使自己能自力更生。
人们向精神病医生咨询，是因为他们已经洞察到自己所体验的抑郁并想得到专家的帮助。有时，他们求医是由于从生活中未能获得自己所要求的东西。通常是一个爱发火的丈夫或妻子或上司迫使他们上这儿来。有时，则是因为服用了过量的巴比妥，从而使他们的处境已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