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那天，我送给母亲一件非常漂亮的衣服和一束温馨的康乃馨。
母亲笑了，脸上荡漾着深深浅浅的皱纹。
虽然，已是五十好几的人了，母亲依然喜欢鲜花，喜欢漂亮的衣服。
这是女人天性，我理解。
我爱我的母亲，爱她的倔强、自负、勤劳和善良。
母亲的倔强，说起来竟有些涩涩的酸楚。
父亲的家庭是个老式的极其传统的家庭。奶奶有着顽固的男尊女卑的思想。至今，我仍然不能理解。奶奶自己就是女儿身，为何对生儿育女有着这样愚顽不化的看法。
起初，母亲生下我这个长女时，奶奶还是高高兴兴地为我过了满月，而当我母亲生下大妹时，奶奶的脸色就开始由晴转阴。在我母亲面前比三说四的：“某某家儿媳生了几胎都是男孩，某某家媳妇头一胎是女孩，第二胎就是男孩，看人家多会生。”母亲只能默默隐忍着。虽然父亲背着奶奶对母亲一再宽心，可每当奶奶在我母亲面前旁敲侧击时，父亲都躲得远远的，他可是个出了名的大孝子，恐怕让我奶奶看见他与我母亲站在一条线上。
小妹是最不幸的。当我母亲生下第三胎——我的小妹妹时，奶奶被彻底激怒了。她竟然没去医院看我的母亲。那时，计划生育已经开始抓了，三胎算是极限了。奶奶找了个人家，要我父亲必须把襁褓中的小妹送给别人。母亲抱着刚出生的小妹，哭得像个泪人，死活不许抱给别人。害得那个来抱养的人不欢而归。父亲只好低着头，任奶奶骂他是个不孝的东西。
然而，母亲倔强着，还要为父亲生个男孩。
也许是上天的怜悯。第四胎，母亲竟然生下了我的小弟弟。虽然被罚了款，报户口又几经周折。但母亲终于能在奶奶的面前抬起了头。父亲咧着嘴乐。奶奶撇了撇嘴，没说什么。但她一天好似一天的脸色，让母亲感到了一丝轻微的骄傲。
母亲这一倔强，付出了当时和今后多少的辛劳啊！
所以直到今天我和大妹都戏称小妹和小弟是多余的人，而每当这时候，母亲都呵呵一笑。我不知道母亲此刻的心里是怎样的感觉，我没问过她。我不想触碰母亲那有点酸涩的记忆。因为偶尔在谁不小心谈及此事时，母亲对奶奶仍然耿耿于怀。尽管我的奶奶早已溘然长逝，而母亲对奶奶的不悦，自然让父亲这个大孝子有点面有愠色。于是，我们笑着绕过这个话题。
母亲是个极其聪明而自负的女人。父亲温厚，宽容。在我小小的记忆里，好像家里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事情都是母亲在操劳和定舵。所以我们背后给了父亲一个美丽的绰号——清政府。言外之意，母亲自然是洋人了。母亲对家庭的管理具有强烈的独裁性质。至今总结一下，就是大棒加金元的政策。
我的倔强一定是遗传了母亲的基因。所以，我与母亲在个性上是相生相克的。在我孩时的记忆里，没有母爱的温柔，只有母亲一边忙碌，一边高声的喝斥和将要落下的高高举在我头顶的手掌。虽然母亲下手不轻，但我从来不躲开她的巴掌，并且我会高高仰起我的小脸，鄙夷地面对着母亲。于是母亲越打越气，坚决要我给她承认错误，而我死也不开口。这时父亲会在母亲的数落中把我带到外面，给我买点好吃的安慰我。我的这股子憋在心里的怒气，会在管理我的三个弟妹时，学着母亲的样子照版推出。通常是由小妹来承接的。因为她的个性比我还辣，挨打的自然是她了。在这条食物链中，我的小弟弟没人敢碰。他是这个家庭的骄傲和门面。小妹经常为这事恨得不得了。
有时候，贫穷的日子回想起来却有着丝丝的甜蜜。
记得那时，我父亲一个月挣不到40元钱。母亲在服务公司打工一月也就20多元钱。4个不大不小的孩子，又要吃穿，还要上学。虽然，那时候整个国民的消费水平都很低，但4个孩子的日子，微薄的收入，确实也难为了母亲。我的同学家虽然收入也不多，但人家最多都两个或三个孩子。相比之下，我们家的日子要紧张多了。然而，母亲是那种很会计划和安排的人。几个孩子的衣服修修补补，裁裁剪剪，居然也都干干净净、利利索索，并且每年都有两身新衣服穿。
每月发了工资，母亲自然要给我们买些好吃的，一点点搭配开，分给我们四个。其中，我那份最少，弟弟那份最多。但我早已经习惯了。在吃饭上不论粗粮细粮，母亲都能做出许多好看而又好吃的花样来。当时，我们家还在矿区，在平房的后面父亲开垦了一片菜地，下班放学后，大家在那散发着绿意的菜地里拔拔草，施施肥，浇浇水，满惬意的。
一会儿，母亲在厨房喊：“摘俩西红柿，摘把豆角，或摘两根黄瓜。”那种淡淡的温馨，至今想来仍然萦绕在心头。去年，我回母校去看我的高中同学，还专门去了我家原来居住的地方，结果早先的平房都拆迁完了，大家都搬进了宽敞的楼房里。那片菜地也不见了原来的样子，上面堆放着一些废砖瓦砾。我走时，竟有些许的酸涩。
父亲给我母亲下的定义是：刀子嘴，豆腐心。
有一年，我父亲去西安出差时，曾经让个神算老头给我母亲算了一卦。（奇怪了，父亲是军人出身，竟然一时迷信于这种宿命的东西。至今想来，父亲是对母亲乃至这个家庭抱了深深的责任和眷恋。毕竟生命中有太多的不测和无常是我们常人所无法企及和预料的啊。）
记得很清楚，父亲从西安回来时，把我和大妹叫到跟前说：“那神算老头说你们母亲54岁将有一大难。若能逃得过去，则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若逃不过，则……”
父亲一脸的忧郁，我和大妹也从此背上了这个沉重的阴影。父亲把一个痛苦变做了三个痛苦让我们分担了。也许是偶然，也许是玄机，在我母亲54岁那年，果然被摩托车所撞。
那天下午，我刚到办公室，电话铃就响了起来，是大妹哭泣而惊恐的声音：“姐，妈被摩托车撞了，现在医院急诊室。”我急忙撂了电话，拦了一出租车直奔医院。急诊室里几个医生在作紧急处理，母亲吸着氧，已经昏迷了过去。我急忙掀开白被单，本能地去看是否撞坏了胳膊腿。一切都还好。医生告诉我父亲，颅内出血，可能要做开颅手术。我记得当时父亲脸色苍白。那晚，父亲的头发白了一多半。母亲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这个手术对她来说有着很大的危险。在家属签字时，我看见父亲颤抖着手，歪歪扭扭地把自己的名字签了上去。父亲是把母亲的生命和我们全家的幸福抵押了上去啊。
或许上帝慈悲，母亲的手术很顺利，恢复也很好。而只有这时，我们才静下心来找那个撞我母亲的人理论。按照通常做法，那人需陪给母亲2万元的。但那人来到我母亲面前，哭哭啼啼，说是家境困难，还有卧病在床的老母，直说得母亲心酸。结果，母亲倒来劝我们几个孩子，说差不多就行了。看着母亲日见恢复的身体，父亲也说算了吧。结果，草草给了几千元完事。那男孩认了我母亲做干妈，母亲喜得合不拢嘴。
岁月带走了母亲的青春，皱纹爬满了她的额头。然而母亲依然是那样倔强、自负、勤劳而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