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华夏文化传世经典(第二辑)古文观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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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9章 寄欧阳舍人书

寄欧阳舍人书①

曾巩

巩顿首载拜②,舍人先生: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③,反复观诵,感与惭并。

夫铭志之著于世④,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俱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⑤。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及世之衰,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⑦,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

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⑧,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⑨,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⑩。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由,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愧甚,不宣,巩再拜。

【注释】①欧阳舍人:即欧阳修。欧阳修于宋仁宗庆历五年(公元1年)曾知制诰。八年(公元1048年)授起居舍人,依旧知制诰。知制诰;职责是为皇帝起草诏令,与中书舍人相当。庆历六年(公元1年)欧阳修应曾巩的请求,给他的祖父曾致尧作了一篇墓道碑铭,庆历七年(公元1年)曾巩写了这封信向欧阳修致谢,信中称欧阳修“舍人先生”,大概是因为欧阳修曾知制诰,而通称之。本文是封感谢信,却不作一般泛泛的誉美之辞,而是紧扣碑文“立言”的“公与是”,层层说来,既推重欧阳修的道德文章,又归美祖父的功德,充分体现了曾文雍容平缓、纡徐百折的风格特征。②载:通“再”。③先大父:称已故的祖父。曾巩的祖父曾致尧(公元947——公元1012年),字正臣。五代时他不肯出来做官,入宋后,官至吏部郎中。性刚直好言事,太宗称之“可畏”。铭:指碑文末尾的赞语,一般简短而用韵。④铭志:指墓志铭、墓碑铭、墓表、庙碑一类记载死者生前事迹的文章。⑤见:通“现”,显扬,彰明。⑥严:《孝经》:“祭则致其严。”《礼记·学记》郑注:“严,尊敬也。”⑦勒:刻。⑧里巷之士:指平民。⑨淑:善。⑩侈:大。恶(wū乌):怎么,如何。徇(xùn训):顺从,曲从。卓卓:特出,优异。(xì细)然:悲伤的样子。(xì希):慕,望。滞拙:笨拙。屯(zhūn谆):艰难。蹶(jué决):跌倒。否(pǐ痞):困顿。塞:阻塞。屯蹶否塞,即不顺利,遭遇不好的意思。曾致尧在朝廷做官时,曾屡上奏章议论时政,言辞激切,因而多次遭受贬谪。详见曾巩《先大父集后序》。魁闳(h6ng红):魁伟。不世出:不常出现于世。即世上少有的意思。潜遁幽抑之士:指避世隐居的人。辱:是对对方表示尊敬的一种自谦说法。意思是有辱于对方。所谕世族之次:指欧阳修来信中对曾氏族系次第的告谕。详见欧阳修《与曾巩论氏族书》。加、详:详加订正。

【译文】巩叩头再拜,舍人先生:去年秋天,我派去的人回来,承蒙您赐予书信以及为先祖所作的墓碑铭文。我反复拜读,既感激又惭愧。铭志传布于世,意义和史书相近,但也有与史书不同的地方。史书对于善和恶,无所不载;可是铭志,大概是古代有突出的功勋、道德、才能、节操、志向、道义的人,怕后人不知道,所以定要作铭文来显扬它。有的收藏在家庙,有的存放在墓道,用意都是一样。如果那人品行恶劣,哪有什么可以记载的呢?这就是铭文与史书不同的地方。铭文的写作,是为了使死去的人没有什么遗恨,活着的人能够用来表达自己的敬意。善人喜欢自己的美名被后世流传,就会敢于有所建树;恶人没有什么可以记载的,就会因此惭愧和恐惧。至于广博的才能,通达的见识,义烈的行为,高尚的气节,美好的言论,善良的事迹,都明载在铭志里,那就足以成为后代的榜样。铭志警恶劝善的意义,不与史书相近,那会与什么相近呢?到了世道衰微的时候,做子孙的,一心想颂扬自己的亲人,却不根据事理。所以,即使是恶人,也都力求刻写碑铭来夸耀后世。作铭志的人,既无法拒绝不写,又因为是他子孙的请求,写他恶劣的事迹,是与人情不合的,于是铭文才不真实了。后世想给先人刻写碑铭的人,往往要看作者的为人。如果拜托的不是恰当的人,那么写的铭文就会不公正不符合实际,也就不能传布世上,流传后代。所以千百年来,从公卿大夫到平民百姓,几乎没有谁没有碑铭,而流传下来的却很少。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请托的不是恰当的人,写的铭文不公正不符合实际的缘故。

既然这样,那么,谁才是那种恰当的人,能完全做到公正和符合实际呢?不是具备道德修养而又很会写文章的人,是不能胜任的,因为具备道德修养的人,对于恶人,就不会接受请托来给他作铭文,对于一般的人,也能加以分辨。可是人们的品行难测,有的人心地善良,行为上却给人不好的印象;有的人内心奸诈,外表却很善良;有的人有善有恶,并且善恶悬殊很大,不能确凿指定他究竟是善还是恶;有的人实际高过名气,有的人名气大于实际。

就象用人,如果不是具备道德修养的人,哪能辨别他们不迷惑、评论他们不讲情面呢?不迷惑、不讲情面,就能做到公正而又符合实际;可是文辞不精美,那么世上仍不会流传。因此,同时又要求他的文章也写得好。所以说,不是具备道德修养而又善于写文章的人。是不能胜任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然而,具备道德修养而又善于写文章的人,虽然或许会同时代出现一些,但也许几十年或者一二百年才会出现一个。铭文流传于世是这样的困难,遇到能胜任作铭文的人又是这样的不容易。象先生的道德文章,的确是所谓数百年才会出现的。先祖的言行卓著,有幸遇到您,得到您公正而又符合实际的铭记,铭文传布世上流传后代,是没有疑问的了。世上的读书人,每当阅读古书上记载的古人的事迹,看到那可以感动人的地方,往往情不自禁,伤心落泪,何况是他的子孙呢!何况是我呢!我追慕祖先的德行,又思索先祖的德行所以能流传后世的原由,就知道先生替先祖撰写墓碑铭赐予我,恩及我祖孙三代。我的感激与报答的心情,应当怎样来表达呢?

我进而又想,象我这样浅薄而又笨拙的人,先生却能提携我;先祖遭遇困顿而死,先生却能显扬他。那么世上魁伟杰出不凡而又罕见的士人,谁不愿投身到您的门下?避世隐居的人,谁不对人世抱有希望?好事哪个不做?坏事哪个不感到羞愧和恐惧?作父祖的,谁不想教育好自己的子孙?作儿孙的,谁不想光耀自己的父祖?这种种美德的兴起,全都归功于先生。

我已荣幸地拜受了您的恩赐,又大胆地奉告了我为什么这样感激的道理。您来信明示的我家族世系的次序,我敢不接受您的教诲,详加订正吗?惭愧得很,不一一尽述,巩再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