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濮之战发生于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它是春秋时期晋、楚两国为争夺中原霸权而进行的第一次战略决战。在这场战争中，楚军在实力上占有优势，但是由于晋军善于“伐谋”、“伐交”，并在战役指导上采取了正确的扬长避短、后发制人的方针，从而最终击败楚军，“取威定霸”，雄踞中原。
春秋时期，齐桓公死后，齐国内乱不已，霸业遂告中衰。这时，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楚国乘机向黄河流域扩展势力，并在泓水之战中挫败宋襄公图霸的企图，将自己的势力范围发展到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控制了郑、蔡、卫、宋、鲁等众多中小国家。
正当楚国势力急剧向北发展的时候，在今山西、河南北部、河北西南一带的晋国也兴盛了起来。公元前636年，长期流亡在外的晋公子重耳历尽艰辛，终于回国即位，是为晋文公。他任贤使能，发展经济，崇俭省用，整军经武，逐步具备了争夺中原霸权的强大实力。
晋国的壮大崛起，引起了楚国的严重不安。两国之间的矛盾因此日趋尖锐。公元前634年，鲁国因和曹、卫两国结盟，几度遭到齐国的进攻，便向楚国请求援助。而泓水之战后被迫屈服于楚的宋国，这时看到晋文公即位后晋国实力日增，也就转而依附晋国。楚国为了维持自己在中原的优势地位，便出兵攻打齐、宋，并想借此来扼制晋国势力的东进和南下。而晋国也不甘心长期局限于黄河以北一带，于是便利用这一机会，以救宋为名，出兵中原。
公元前633年冬，楚成王率领楚、郑、陈、蔡多国联军进攻宋国，围困宋都商丘。宋成公向晋国求救。晋国大夫先轸认为这正是“报施救患，取威定霸”的良机，力主晋文公出兵。狐偃向晋文公提出建议：先攻打曹、卫两国，调动楚军北上，以解救宋国。
公元前632年1月晋文公统率大军渡过黄河，很快占领了整个卫地。接着，晋军又向曹国发起了攻击，三月间，攻克了曹国都城陶丘（今山东定陶），俘虏了曹国国君曹共公。
晋军攻打曹、卫两国，原来的意图是想引诱楚军北上，然而楚军却不为所动，依然全力围攻宋都商丘。这就使得晋文公感到进退为难，晋文公再度召集大臣进行商议。先轸仔细分析了形势，便用计联合当时的大国齐、秦，使得晋、楚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楚成王看到晋、齐、秦三大国结成联盟，形势明显不利于己，要求令尹子玉将楚军主力撤出宋国，避免与晋军冲突。但是子玉却骄傲自负，仍坚决要求与晋军决战。晋文公用计激怒子玉，楚军向曹都陶丘逼近，为了避开楚军的锋芒，选择有利的决战时机，诱敌深入，后发制人，遂下令部队主动“退避三舍”，撤到预定的战场——城濮（今河南濮城）一带。
晋军的“退避三舍”，实际上是晋文公谋略胜敌的重要一着妙棋，它在政治上争得了主动——“君退臣犯，曲在彼矣”，赢得了舆论上的同情。在军事上造就了优势——便于同齐、秦等盟国军队会合，集中兵力；激发晋军将士力战的情绪；先据战地，以逸待劳等等。从而为晋军后发制人，夺取决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晋军的主动后撤，楚军中不少人都感到事有蹊跷，主张持重待机，停止追击。然而刚愎自用的子玉却认为这正是聚歼晋军，夺回曹、卫的大好时机，挥兵跟踪追至城濮。
公元前632年，晋楚两军在城濮展开了一场大决战。在决战中，晋军针对楚中军较强、左右两翼薄弱的部署态势，以及楚军统帅子玉骄傲轻敌、不谙虚实的弱点，采取了先击其翼侧，再攻其中军的作战方针，有的放矢发动进攻。楚军战败，向西南撤退到连谷，子玉旋即被迫自杀。城濮之战就此以晋军获得决定性胜利而告结束。
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在践土（今河南郑州西北）朝觐周王，会盟诸侯，向周王献楚国俘虏驷马兵车100乘及步兵1000名。周襄王正式命晋文公为侯伯。晋国终于实现了“取威定霸”的政治、军事目标。
晋文公（？—公元前628年），名重耳。晋献公二十一年（前656年），皇室之争迫使重耳弃蒲走狄，开始了长期的流亡生活。
重耳在戎狄居住了12年，期间，他父亲晋献公死后，晋国大夫曾经派人请重耳归国继位，被重耳拒绝。晋惠公当政后，又命人微行戎狄刺杀重耳，重耳虽幸免于难，却感到戎狄不足以为后援。此后，重耳先后流亡于齐国、楚国和秦国。晋秦韩战之后，秦穆公欣然派3000秦军拥重耳入晋。晋惠公十四年（前637年），重耳命部下杀晋惠公于高梁（临汾），继位于绛。
19年的流亡生活使晋文公扩大了视野，了解了下情，因此他继位后就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首先，他号召国内大力改进生产工具，施惠百姓，奖励垦殖，发展生产，繁荣社会经济。其次，他大批启用沉沦的旧族，同时又十分注意任用和提拔出身微贱而才能俊异的人，团结了新旧贵族，为他建立霸业做好了准备。“城濮之战”后，晋文公请周襄王到践土大会诸侯，“践土之盟”标志着晋文公建立霸业的完成。
晋文公的业绩虽然以他的霸业为标志，但他在国内的一些创制，对于晋国无疑是发生了积极的作用，决定了后期晋国的社会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