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诺兹认为在经济学中如果运用模型方法，抽象掉一些次要的经济因素，对一些会对经济结果产生主要作用的因素进行分析，考虑经济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会使经济理论、经济研究简单化、大众化。研究经济需要有适当的研究方法。运用模型方法可以形象地研究在劳动供给、资本供给及资源配置方面都存在稀缺的情况下进行的各种选择，并且通过模型也可以揭示各种经济变量在一定经济条件下的内在逻辑关系以及数量关系。显然，对经济模型的应用应注意应用的环境，即适用的前提和假设。在自给经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这三种不同经济体制下对某一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应运用不同的模型。在大多数情况下，静态模型是不能解释一些经济现象的，应根据经济变化的特点，选择相应的动态模型。由此，雷诺兹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自给经济在其发展中逐步向“现代”交换经济转变。
很明显，用静态模型是不足以解释这一动态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平衡点向另一个平衡点的转变只能求助于动态模型。在模型中，价格因素是绝对不能忽略的。在市场经济中，社会产品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就是通过价格的调整实现的，即使在计划经济国家中，价格也起到示范作用。在这种制度内，社会经济的各种联系也需通过内在的联系、市场网络和价格调节，价格成为每个市场中的平衡摆轮。
二、价格规律在任何经济体制中都存在，价格机制是经济生活中的普遍规律
雷诺兹接受了西方经济学中的一般假设，运用美国的资料，研究了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在有限的收入的情况下，人们每天都在作边际决策，安排自己的时间和金钱的用途。在效用最大化的情况下，根据个人偏好决定生产、消费行为。在生产、购买问题上，消费者偏好趋向占据中心地位。生产数量、产品价格的确定要从消费者的需求出发，只有这样，作为个体身份的厂商才能将自己生产的产品顺利销售出去。在生产方法的选择上，经济是根据成本—效益比来决定生产的，经济核算应成为决策的中心。相对于分配，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人们作为劳动与资本所有者，为生产提供劳动和资金而获得收入。每个人的收入决定于他提供的资源数量与这些资源的销售价格的乘积。然而，分配时虽然遵循效率优先的准则，但由于一些社会公共目标的需要，适当考虑公平等非经济因素，利用政治和法治体制等，对分配也会产生重大影响。所以，以价格为中心应成为经济决策的出发点，市场经济能够作出关键性的经济决策。在市场竞争环境中，市场内部各变量通过价格自我调节，能够达到自我平衡。竞争经济能够使个人和集团的利益冲突之间互相妥协，达到市场均衡。在市场机制中，市场成为利益矛盾的协调者，而价格则起着控制经济行为的作用。价格能为资源配置提供有效信号，引导市场资源得到最优先使用。在市场经济中，价格信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假如缺乏有效的、真实的价格，那么资源配置只能通过行政命令来转移。例如，在计划经济的中央集权国家中，不存在一个真正的市场价格，只能根据中央的判断、预测与对资源配置进行人为的规定，试图解决在缺乏价格信号作用下资源转移的麻木性、静止性等问题。然而这种方法是费时、费力的，也有可能造成失误。也就是说，政府干扰价格运动，实际包含冒险，禁止价格对不断变化的供求作出反应，阻止信号机制的运转。他也阐明了这样一种观点：市场价格在任何所有制下都能适用，市场机制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完全可以兼容的。雷诺兹认为，之所以在现实中很少存在市场经济和公有制相结合的形式，主要是在于各国领导人对社会中经济目标的理解不同，其中的政治原因大于经济原因。在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中，当市场在生产链条两端工作时，生产机构的核心部分却是被集中控制。社会主义企业更适于资本主义国家大一点的公司和工厂。价格规律在任何经济体制中都存在，价格机制是经济生活中的普遍规律。
三、产品的定价机制
雷诺兹对产品定价与资源配置等一些规律性东西进行了探讨。他通过对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的背后所隐藏的经济行为的分析，说明产品的定价机制。也就是说，个人消费规律是用到每个物品的最后一分钱所得的边际效用相同。需求与价格之间存在着反比联系：当价格下降时，需求增加；当价格上升时，需求减少。而供给和价格之间都存在着正比联系：当价格上升时，厂商利益增加，厂商通过增加供给以求获得更多利润；当价格下降时，厂商从单位产品得到的利润减少，厂商便减少供给，从而转向其他产品的生产。由于需求与供给在价格变动下相互调节，最终市场上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市场上产品的总供给将等于总需求。这种状态就是所规定的均衡状态，此时的产品价格也因此被称为均衡价格。显然，分析需求变化时，需求不仅仅受价格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其他因素影响。消费者的收入水平、相关商品的价格、消费者对产品的偏好以及消费者对产品的价格预期都会影响需求。比如，对多数商品来说，当消费者的收入提高，就会增加对此种商品的需求；反之则减少对商品的需求。一种商品的供给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除产品的价格以外，生产的成本、生产的技术水平、相关商品的价格和生产者对未来的预期也会影响厂商的供给决策。比如，在商品自身价格不变的条件下，生产成本上升会减少利润，从而使商品的供给量减少；与之相反，生产成本下降会增加利润，从而使得商品的供给量增加。消费者的行为与生产者的行为最终都是通过价格反映出来的。
四、生产要素的价格受需求与供给双方的影响
在雷诺兹看来，生产要素的价格与产品价格相同，受需求与供给双方的影响。生产者是在边际费用等于他的边际收益时，方使用任何生产要素，以期达到最大利润。从供给上来看，生产者总是把他的生产要素安排到效用最大化的用途上。例如劳动者作为劳动的供给者，要在劳动收入（工资）和闲暇中作出选择，选择的结果，只能是两者之间的最大效用。然而，现实中也存在着偏离竞争模型的劳动市场。雷诺兹认为，这主要是由非经济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是：因性别、种族与其他个人特征在就业方面受到的歧视；工会组织和工会同雇主关于工资的谈判；政府执行法定最低工资。他指出，就业歧视是歧视中最主要的歧视，它的结果就是大量妇女和黑人在职业选择方面受到种种限制。因为这些因素的存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反映的供给与需求就不是完全竞争的供求关系，所以劳动价格必然偏离均衡价格。作者认为，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所带来的结果是连环性质的，会导致产品的市场供给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
五、劳动收入与资本份额
雷诺兹对美国社会的收入制度进行了分析。由于工资收入是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工资收入分配比财产收入分配更具平等性。所以，讨论劳动和资本份额的相对规模就有很大的意义了。当劳动收入占社会价格总量中的比重大大低于资本份额所占社会价值总量中的比重时，该种经济就要通过政府对收入的再分配措施，以期达到社会分配的公平性；当劳动收入相对资本份额比较大时，该社会分配就越接近于公平。所以，要根据社会中劳动收入与资本份额的不同比率特点，研究政府应采取的行为，这是值得重视的。
六、重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调节作用
（1）政府调节的必要性。
对产品定价机制进行深入的分析之后，作者探讨了政府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雷诺兹认为，市场经济不能自发地达到均衡的目标，应当重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调节作用。现实中的市场机制并不是自由竞争的完全理想化的市场经济，存在大企业、寡头、垄断企业等，他们影响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大企业在某些部门中占有优势，大公司的寡头垄断已变成持久的形式。垄断市场也可能阻碍技术进步，因为，垄断厂商只要依靠自己的垄断力量长期获得利润，因此，垄断厂商往往缺乏技术创新的能力，甚至破坏潜在竞争对手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以免他们对其垄断地位造成威胁。垄断的存在，会妨碍社会公众对社会公共产品需求的满足。假如垄断公司掌握着社会公共产品的生产，就会导致社会公共产品价格的畸形，影响社会公共目标的实现。所以，他认为政府应从事那些社会公共产品的生产，并对社会公共产品生产提供补贴，满足社会公众的需要，实现一定的社会目标。
（2）政府纠正由于外部影响所造成的资源配置不当的措施。
政府行为的存在还在于市场经济竞争中存在的外部效应。一个消费者或生产者的行为可能有利于或者有害于其他的消费者与生产者，对其他消费者或生产者带来的利润是一种利润溢出现象，这就需要政府的调节。然而消极的影响却需要政府的干预，消极的影响所带来的负效应抑制了其他厂商或消费个体的积极性，有悖于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原则。政府能通过一些制度上的安排，比如从法律上、行政上给予约束，或者通过一些经济手段，给受损一方以补贴、赔偿。怎样纠正由于外部影响所造成的资源配置不当，作者提出了以下几种措施；第一，使用税收和津贴。对造成外部环境污染的企业，国家应该对其征税，其数额应等于该企业给社会其他成员造成的损失，从而使该企业的生产成本恰好等于社会成本。比如，在生产有污染的情况下，政府对污染者征税，其税额等于治理污染所需要的费用；与之相反，对保护外部环境的企业，国家可以采取补贴的形式，使企业的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等。无论是何种情况，只要政府采取措施，使得企业成本和企业利益与相应的社会成本和社会利益相等，则资源配置还是能够达到最优化，效率还是最高；第二，使用企业合并的方法。例如，一个企业的生产影响到另外一个企业。假如影响是正的（外部经济），则第一个企业的生产就会低于社会最优水平；反之，假如影响是负的（外部不经济），则第一个企业的生产就会超过社会最优水平。假如把两个企业合并为一个企业，则此时的外部影响就消失了，即被内部化了，合并后的单个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将使自己不生产确定在其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效益的水平上。而由于此时不存在外部影响，故合并企业的成本与收益就等于社会的成本与收益，于是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化。在解决外部影响的问题方面，政府起了重要作用。只有通过政府的干预与调节，才会使个人的成本与效益和社会的成本与效益相等。
经典语录
在消费者自由支配下的市场中进行多种商品互相交换是一种活动，通过这种活动，一种商品或多种商品的持有者都能获得尽可能大的满足。
总的规律是符合常识的，用到每个物品上的最后一分钱所得的边际效用一定是相同的。如果这个条件不满足，消费者可以把钱从一美元获得的边际效用少的物品转用到一美元获得边际效用多的物品上来。
需求原则现在可以用严格的形式表达：消费者少买价格已经上涨的产品，多买价格已经下落的产品。
在消费者的收入和商品价格给定的条件下，若某消费者从消费中得到的总效用或总满足为最小，我们说该消费者处于均衡状态。换句话说，在给定某预算的条件下，消费者可能达到最高的无差异曲线上，则该消费者处于均衡状况。
《国民收入与产出》
——约翰·理查德·尼古拉斯·斯通（英）
作者简介约翰·理查德·尼古拉斯·斯通（1913—1991），英国经济学家，出生于伦敦。1938年获剑桥大学硕士学位。1957年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先后在经济作战部和中央统计局任高级统计师。1945年，剑桥大学成立应用经济学系，任第一届系主任。以后还曾任剑桥大学君王学院研究员、会计审计协会名誉会长、美国科学院研究员。1955—1980年，任剑桥大学财务和会计学教授。1978年被封为爵士，并当选为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主席。198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斯通在经济学许多领域，包括计量经济学、消费经济学都有建树。他最重要的贡献是首创国民收入账户体系。1940年，他把会计学的平衡原理和复式记账法引入国民收入与支出的统计工作当中。1941年，他与米德合著《国民收入与支出》，成为这方面的标准教科书。1945年他领导了一个国民账户研究小组，研究各国通用的国民收入账户原则。1950年，他建议把投入—产出表与国民账户结合起来。1953年，他领导一批专家制定了《国民账户体系及辅助表》，1968年他又主持为联合国制定了新的《国民账户体系》。
他的主要著作有：《国民收入与支出》、《英国消费者支出和消费者行为的测量》、《社会科学中的数学和其他论文》、《经济中的数学模型和其他论文》、《人口统计计算与模型的建立》等。
历史定位1944年，斯通和米德合写了《国民收入和产出》一书。这本书不仅为斯通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而且一问世就成了国民收入核算专业的标准教科书。1952年，英国中央统计局根据该书提出的原理和方法，开始发表年度国民收支“蓝皮书”，如今它已成为英国宏观经济学的“经典之作”。该著作后来由他与夫人共同进行了修订，至1977年已出到第10版，在西方经济界广为流传，影响极大。
背景链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斯通根据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重新审视了英国在战争期间的国民收支核算体系，通过结合战后实际，并总结在经济工作和教学实践中的经验成果，于1977年在剑桥大学形成了1977年版的本书，从而彻底奠定了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体系基础。
该书是斯通一生中非常重要的著作，在1944年版的基础上重写而成。1944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政府急需进入国民经济核算，以便更好地集中更充足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投入战争。斯通此时便到英国政府中任高级统计师，与米德合作，写成了1944年版的《国民收入与支出》。
内容简介
一、国民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