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叶，印章已发展为独特的篆刻艺术。它从实用品、书画艺术的附属品，而发展成为独立的艺术。篆刻一词原为比喻书写和精心为文的意思，“篆谓篆书，刻谓雕刻文章也”，汉扬雄《法言》一书中也说“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也是指作辞赋时苦心孤诣地雕章琢句，后来却成为镌刻印章这一艺术的名称。篆刻艺术在明清两代好手如林、派别繁多。篆刻流派一般是以篆刻家的籍贯、姓氏、师承关系及其活动区域来命名的。在明代中叶到晚清的近500年中出现了各种风格的流派，从而把中国古代篆刻艺术推向了又一繁荣时期。明代的文彭是书画家文徵明的长子，诗书画均传家法，尤以篆刻擅名当代，后来的篆刻家奉他为篆刻之祖。文彭对恢复汉印的传统做出了努力，他的圆珠文印，参以小篆结体，秀丽典雅，最有特色；刀法明快自如；章法安排也颇具匠心。他的以“六书为准则”的主张，至今仍是篆刻家所遵循的法则。由于文彭的倡导，篆刻艺术“一时靡漫，畅开风气”。文彭一派被称为吴门派。在吴门派中的篆刻家有归昌世、李流芳、陈万言、顾苓、顾昕等人。与文彭齐名的何震，早年师法文彭，后来转而取法秦、汉玺印，在篆刻上创造了多种的艺术形式，被誉为“法古而不泥古”的“集大成者”，对后世影响很大。何震一派被称为徽派。属于这一派的篆刻家有梁衷、吴忠、程朴、金光先、胡正言等人。明代苏宣、朱简、汪关等人也都能各树一帜，自创新派。
清代金石学盛行，以及历代金石文物的大量出土，不少学者致力于这些文物和古代文字的搜集、研究、著述和流播，因而扩大了篆刻家的视野。清代篆刻流派之多也为前所未有。清代初期以程邃最为出色，他的篆刻能“力变文（彭）、何（震）旧习”，富有创造性。他的白文印师法汉印，厚重凝练；朱文印喜用大篆，离奇错落，奠定了皖派的基础。清代中叶篆刻艺术进入了兴盛时期，高凤翰、汪士慎、巴慰祖、董洵、胡唐等人的篆刻都能自出新意和富有个性。其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当属丁敬和邓石如。丁敬的篆刻直接取法明人，主要是朱简，又以汉印为宗，但他不以膺古为目的，而是从多方面汲取营养，来孕育变化，借古开今，成为浙派的开创者。这一流派又经后继者蒋仁、黄易、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等8人的继承和发扬，成为清代影响最大的篆刻流派。这8位篆刻家也称为西泠八家。其中的钱松能突破浙派藩篱，章法时出新意，刀法切中带削，富有立体感，成就最大。自丁敬之后，在篆刻艺术发展史上，邓石如是一个开拓者，兼善真、草、隶、篆四体书。他的篆刻，早期师法徽派，又受程邃的影响，初以小篆入印，后又参以石鼓文、汉碑篆额等笔意，为印外求印开拓了新的途径。因邓石如是安徽人，故他的篆刻被称为皖派，又称邓派。清代末叶的许多篆刻家都受其影响，如吴熙载、徐三庚、黄士陵等。其中最能传邓派衣钵的是吴熙载，他的篆刻，刀法使转生动自如，充分表现出笔意，有运刀如笔的熟练技巧；他的印婀娜多姿。后来许多学邓石如的人，都先从吴熙载的篆刻入手。
晚清的篆刻大都笼罩在浙、皖两派之内，毫无新意。另外像翁大年、王经、胥伦等人的篆刻，虽然功力很深，但一味追踪秦、汉，终嫌缺少创造性。只是赵之谦、吴昌硕、黄士陵这几位才华横溢的篆刻家，以高度的创造性使清末的印坛又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赵之谦，书画造诣精深，篆刻曾出入浙皖两派。他不仅借鉴秦、汉玺印，又以碑刻文字入印，形成了他篆刻的多种风貌。他的白文印端庄，朱文印秀丽多姿，能在刀石之间流露出笔墨情趣。他刻的边款也别具一格，突破了前人窠臼，终于建树了赵派的地位。吴昌硕是清末艺坛的巨擘，他对诗书画印都有精深的造诣。其篆刻从浙皖两派诸家入手，也曾取法邓石如、吴熙载，后又致力秦汉玺印、封泥、古陶文，把石鼓文的笔意风采融入印中。他擅长钝刀硬入，刀法冲切兼用。在他的篆刻中，寓秀丽的意趣于苍劲古朴之中，被后人尊为吴派，对国内和日本的印坛都有极大的影响。这一流派的传人很多，其中赵石、陈师曾为佼佼者。黄士陵篆刻初学吴熙载，后转攻秦、汉玺印，尤喜用金文入印；章法处理颇具匠心，离奇错落，很有趣味；刀法也刚健雄奇，刻印往往不加修饰，也不主张残破。他的篆刻平正朴实，寓拙于巧，在清末印坛中异军突起。由于他客居广州最久，对岭南篆刻家影响最大，有人把黄士陵的篆刻名为黟山派。
现代的篆刻家在继续开创篆刻流派艺术的发展道路，借鉴民族的优秀艺术传统，突破秦、汉玺印和明、清流派篆刻的规范，勇于革新，不断探索，揭开了现代篆刻艺术新的一页。现代有成就的篆刻家有丁仁、易熹、王大昕、乔曾劬、钱瘦铁、赵叔孺、陈半丁、寿石工、来楚生、傅抱石等，而以齐白石影响最大。他的篆刻初学丁敬和黄易，进而又追摹赵之谦和汉凿印。他还把《祀三公山碑》、《天发神谶碑》等汉、魏碑刻书法，融入到他的篆刻中去。他以简练的单刀法和汉代《急就章》的神韵，创造出奇恣跌宕、淋漓雄健的齐派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