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雕塑艺术，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主要内容为：陵墓雕塑（包括地上的纪念性石刻与墓室随葬俑）、宗教雕塑、民俗性及其他内容的雕塑。
大型陵墓石刻肇始于汉代墓前的石人、石兽。存世的古代陵墓石刻主要为南朝宋、齐、梁、陈及唐、北宋、明、清各代帝陵和勋臣贵戚墓的遗存。北魏、辽、金、西夏等朝代陵墓遭严重破坏，仅有少量石刻遗留下来。南朝和唐代的作品代表了陵墓石刻的最高成就。自唐代乾陵起，以迄北宋，石刻的内容、配置方式逐步形成定制，并为明、清两代所承袭。
宗教雕塑主要保存于寺庙和石窟寺之内，由于寺庙毁损严重，石窟寺雕塑便成为宗教雕塑遗存的主要代表。石窟寺是开凿于山崖之上的宗教寺庙，以佛教为主，也有少量道教或其他宗教内容的造像。石窟形制源自印度，约于3世纪传至中国。造窟风气最盛的时期为南北朝至唐代中期，约在5～8世纪。重要石窟多以皇室或勋臣贵戚雕造的大像为中心，由众多的窟、龛、摩崖造像等，构成庞大的石窟群。雕造的时间常延续10多个世纪。每个窟内又以立体雕塑本尊佛造像为中心，由弟子、菩萨（以后增加天王、力士）组成群像，四壁布满浮雕或壁画，形成浓厚的宗教氛围。由于造像和壁画、浮雕内容、样式的差异，而形成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艺术风格。石窟寺分布地区很广，早期石窟集中于新疆地区，重要的有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汗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吐峪沟石窟、柏孜克里克石窟等；晋朝以后，在河西走廊和华北地区兴建的石窟有莫高窟、榆林窟、天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须弥山石窟、南北石窟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巩县石窟、响堂山石窟、天龙山石窟、万佛堂石窟、广元千佛崖、广元皇泽寺石刻、陕北石窟等。南方地区有南京栖霞山石窟。隋唐以后新开凿的石窟有彬县大佛寺、驼山石窟、云门山石窟、柳埠千佛崖石刻、峡江千佛崖、安岳石刻、大足石窟，以及云南南诏国开凿的剑川石窟等，五代至元代在杭州开凿了飞来峰石刻。在近代，石窟雕塑遗存曾受到外国人的严重破坏和掠夺。
中国雕塑在题材内容和雕塑技法上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并在长期发展中，不断吸收、融汇了很多外来艺术成分。其发展的高峰是秦汉、南北朝、隋唐时期，五代以后，大规模的雕造活动日益减少，而中小型雕塑则有新的发展。20世纪以后，受欧洲雕塑影响，出现一些西方雕塑样式的纪念碑雕塑和大量架上雕塑。80年代以后，城市环境雕塑兴起，中国雕塑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制约，中国美术史上留下姓名的雕塑家不多，也缺少雕塑理论著作。对于中国雕塑史的研究和创作经验的总结，主要开始于近代。
原始社会时期已知最早的雕塑作品是发现于河南省密县峩沟的一件小型人头陶像，属距今7000余年前的裴李岗文化遗物。新石器时代的雕塑作品主要是人和各类动物形象，神话传说的龙等神异形象也已出现。这类作品以陶塑居多，也有少量石、玉、牙、骨等材料的雕刻。有圆雕，也有浮雕、线刻。有的是独立的雕塑作品，有的则是附加于器物盖或口沿、肩部的装饰物。这些作品普遍出现于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溪文化等南北各地古文化遗址之中。人物形象主要有立体的全身像、头像、浮雕人面，以及塑于壶、瓶、罐等容器口部的人头像，以小型作品居多。早期作品形态粗简、夸张，随意捏塑的成分居多。发现于中原和西北地区的一些人头形作品，以捏塑、贴塑和锥刺等手法制作而成，有的并加彩绘，开始了塑绘相结合的传统。眼、口镂空，造成深色阴影，看上去颇有神采。有些作品已注意到表现男女性别的明显差异。如同属仰韶文化的甘肃秦安大地湾、寺嘴等地的彩陶瓶口上的人头像面部磨光，或披长发，是少女的脸型；陕西宝鸡北首岭的陶人头则是画了胡须的男子形象。辽宁喀左东山嘴所出红山文化的小型裸体女像，相当准确地表现了孕妇的体态特征，可能是生育神或农神。这些小型人像塑造的动机可能与巫术活动有关。
新石器时代大型泥塑作品发现于红山文化遗址。在辽宁牛河梁祭祀遗址发现有相当于真人头大小的女神残头像，面敷红彩，眼嵌青色玉片；神庙内还有一些大小不等的塑像，从一些残迹推知，最大的塑像约三倍于真人。体内以木架支撑，内外泥层有粗细之别。表明5000年前，已初步掌握了塑造大型泥塑的技能。除人像之外，还有形体很大的猪、龙与禽鸟等形象的塑造。
动物雕塑大都是小型作品，表现对象是当时人们所豢养的禽、畜和狩猎对象，以及神话性质的动物。在长期接触中发展了人的观察和表现能力。有些作品异常生动，如河姆渡文化的陶猪、湖北龙山文化的象、狗、鸟、兽等小陶塑，都能概括而传神地表现出对象的形体特征和活动情态。还有一些做成鸟兽形状的容器，可能具有礼器的性质，为商周青铜礼器之滥觞。这类器物既注意实用的功能，又生动地表现了动物的不同神态，艺术性很高。如陕西华县所出的陶鹰鼎，神态猛鸷，造型的体积感很强。山东大汶口文化的白陶鬶并不表现为具体的动物形象，却能引发欣赏者对于鸡、鹅等动物动态的联想。年代较晚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遗址还出现了很多玉石雕刻的鸟、龟、虎等动物形象作品。神话动物龙的形象已多有发现，并有不同的造型特征。红山文化的玉龙，被认为是由猪神化而形成的。河南濮阳仰韶文化墓葬中所发现的三组以蚌壳摆塑而成的龙虎图案中的龙与后代龙的形象相当接近。
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商、西周、春秋、战国时代的雕塑作品主要是具有雕塑性质的青铜礼器，以人和动物或神异动物形象铸为器形。在当时的贵族生活中，这类器物具有重要的政治、宗教、礼仪的意义，而不同时代又各具不同的时代特征。商代作品大多富于神秘、威慑的色彩，表现的是神化了的人与兽。如湖南出土的人面方鼎上的浮雕人面，虎食人卣、象尊、豕尊等。西周以后，风格趋于写实，现实的、理性的因素有所增长。出现刖刑奴隶守门鬲、鸭尊、彖皿驹尊等作品。春秋、战国时期，转向于繁缛华美，追求装饰性，如山西浑源出土的牺尊。陕西兴平出土的犀尊则表现了高超的写实技巧。犀牛的躯体特征、动态，以及雕塑的体量感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还有一些青铜作品不是礼器而是以人或动物形态制作的器物支架或底座、灯座、车马器等，人与动物的动态得到了更为生动的表现。最成功的作品有河南洛阳金村东周墓所出的各种动态的人型器座、河北平山中山国墓出土的虎噬鹿器座等。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所出的六个钟虡铜人，均作武士装束，有彩绘，为战国时期人物雕塑的代表性作品。
商周时期还有很多玉石、牙、骨等材料雕刻的小型装饰性雕塑作品和陶塑、木雕作品。商代妇好墓出土的865件玉石雕刻中，玉人、玉人头雕刻共有15件，是研究商代社会生活、服饰等问题的珍贵资料。而各种禽、兽、虫、鱼的圆雕与浮雕则十分生动，富有意趣。陕西宝鸡弓鱼国墓出土的大批玉器是西周玉雕的代表性作品。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商代的陶塑奴隶形象，皆盘发戴枷。甘肃灵台出土的西周时期的玉人和一些青铜器人形器足，作裸体，也属于奴隶形象。春秋以后以俑随葬的风气盛行，主要有陶俑、木俑两类，也有以不同的金属材料制作的。遗存最多的是南方楚国地区的漆绘木俑，以及镇墓兽、鸟兽座屏、虎座飞鸟等，还出现了木根雕的辟邪。
商周时期的大型雕塑作品，有四川广汉县三星堆遗址的青铜人物立像和数十具青铜人头像、人面像。古代巴蜀文化的遗存，年代相当于中原的殷墟文化早期。
秦汉时期秦汉时代雕塑艺术空前兴盛。秦统一六国以后，曾收缴天下兵器，聚于咸阳，销毁后铸成十二个钟钅豦金人，各重千石，最后一个存世近六个世纪，毁于前秦时期，为见于记载的最早的大型金属雕塑。1974年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以东发现的兵马俑雕塑群，共有7000余件，与真人、马等大，分置于三个坑中。最大的一个坑总面积约为12600平方米，列置于其间的6000兵马俑以战车、步卒相间排列为长方形军阵。秦俑雕塑群以巨大的体量和数量、群体的组合、气宇轩昂的形象，造成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在人物和车马的塑造上表现出力求模仿生活真实的倾向，发式、服装的很多细节表现得非常具体，军士佩带的兵器用的是实物。塑造的基本方法是模制与手塑相结合，入窑烧制后再加彩绘（见秦始皇陵兵马俑）。在秦始皇陵地下甬道中还发现两辆彩绘铜车马，大小约相当于实物的一半，制作技艺精工，而其体现的艺术观念则与陶兵马俑相同（见秦始皇陵彩绘铜车马）。
秦兵马俑的格局为西汉以后所承袭，汉代的帝陵没有发掘，已发现的有庞大兵马俑群的汉代大官吏、将军墓葬有陕西咸阳杨家湾的西汉墓，随葬有583件骑兵俑、1800多件步兵俑和100余件舞乐杂役俑，均为模制，着彩。服饰鲜华，重群体的气势，而不追求个性表现。俑身高50厘米左右，规模与气度均不能与秦兵马俑相比（见杨家湾陶俑）。江苏徐州狮子山出土汉初某代楚王墓的随葬俑群形制与之相近而数量更多。甘肃武威雷台东汉末张君将军夫妇墓出土近百件青铜车马仪仗俑，其中的铜奔马，表现一匹飞奔的骏马，一只后蹄踩住一个展翼翔飞的鸟，造型完美，具有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汉代重视驯养良马，墓葬随葬的马匹雕塑造型多取扬蹄嘶鸣的动势。广西贵县、河北徐水所出土的铜马，甘肃地区出土的木车马，陕西兴平茂陵附近从葬坑出土的鎏金铜马都是汉代马的雕塑造型中的代表性作品。
汉代各类材料制作的俑，对于现实生活有了更进一步的反映。如四川出土的陶俑，有农夫、工匠、厨夫、俳优、部曲等各种不同身份和活动特征，其中击鼓说唱俑，动作至为传神。山东济南无影山出土的舞乐杂伎陶俑群，手法自由，神态生动（见无影山陶塑）。一些表现宫廷侍女形象的女俑，表情端庄矜持，其对内在性情的刻画，是前此所未曾有过的。
西汉大型雕刻的代表作是霍去病墓的16件动物石刻。作为将军生前为国立功的战场——祁连山的象征，墓上散置各种现实生活中的野兽和神怪的幻想动物形象，与大自然环境结为一体，充溢着生命力。这些作品雕刻手法异常简练概括，利用了石材的自然形态，略加雕凿，便生动地呈现出不同动物的神态，形式博大、雄浑。其中马踏匈奴石刻具有象征意义和纪念碑的成分（见霍去病墓石刻）。
云南古滇族墓葬出土的战国至秦汉时期，青铜器中的贮贝器盖上，多人物的群像雕塑和透雕扣饰，真实地表现了处于奴隶制社会阶段的滇人的生活环境和宗教、战争、狩猎、乐舞等活动，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其表现牛、虎等动物题材的器物，描写动物之间生死搏斗的铜扣饰，表现的动态令人惊心动魄（见滇人青铜雕塑）。北方草原的东胡、匈奴等民族的青铜扣饰，金、银制品中的动物形象风格较为粗犷骠悍。这些作品成功地表现出动势之美、力之美（见中国北方草原民族铜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