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概述
长江流域是中国的蚕桑之乡、丝绸之乡，也是女红文化发达的地区。
在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两位对女红工艺发展有深刻影响的神祗，一为嫘祖、一为织女。她们是女红技艺的始祖和开创者，她们的民间传说和民俗在长江流域地区广泛传承。
嫘祖相传为黄帝之妻，大约因为西陵（今湖北宜昌包括四川一带）很早就发展了蚕桑业的缘故，人们把古老的蚕丛、及蚕神马头娘的传说一起附会到西陵女嫘祖身上，使她成为与“马头娘”并存的蚕神形象。这一带不仅有丰富的嫘祖传说，而且传说中的人和事，往往与当地的文化古迹、风俗民情挂上勾，具有较高的文化参考价值。
流传于湖北宜昌的嫘祖传说，讲一名叫轩辕的青年，骑着一匹高头大白马，跨过黄河、渡过长江，走进了嫘祖所在的山村，而嫘祖是一位会养蚕、缫丝、织锦的能干姑娘，两人一见钟情，遂成姻缘。
《嫘祖与轩辕成亲》则讲黄帝在与蚩尤交战中被打败，嫘祖陪他躲进一个山洞，两人成亲，“从此，轩辕教民耕种、造舟车、作房屋；嫘祖教民养蚕、缫丝，做衣服”。西陵峡黄牛崖下的“轩辕洞”，相传为黄帝与西陵女成亲的山洞。西陵山原建有全真派的道教庙观里供奉嫘祖娘娘，并在每年三月十五日举办嫘祖会。
四川绵阳市盐亭县也有传说说当地的嫘祖山、嫘祖坪、嫘祖穴是嫘祖的出生地。嫘祖原名王凤，因在野外采集野果时发现野蚕吐丝，便把野蚕虫捉回家喂养，并琢磨出一套抽丝织绸做衣服的技术，被人们推选为西陵部落的首领。“这时，中原部落的青年首领轩辕出外访贤，发现女首领王凤在西陵的伟大功绩，便向她求婚，结为夫妇，后封为元妃，后世人尊称她为嫘祖。”现当地不仅有轩辕坡、嫘祖坟、嫘轩宫等遗迹，据说还有唐人所写的碑文，文中称“女中圣贤王凤，黄帝元妃嫘祖生于本邑嫘祖山，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是以尊为先蚕。”当地人每年正月初八过蚕年，以二月初十为嫘祖生日，是日进行祭祀活动，祈求蚕丝丰收。
浙江湖州一带的嫘祖传说，也将蚕乡人民丰富的养蚕缫丝、织绸经验融入传说之中，所以在描述嫘祖的发明过程时，格外详尽细腻。
许多地方的嫘祖传说不满足于嫘祖仅仅在养蚕缫丝上的贡献，还将属于女红活计的其他发明如刺绣、织锦都加附在她身上。如四川的嫘祖发明织锦、湖北江汉平原一带的嫘祖发明剪纸花样，嫘祖因之成为能工巧匠鲁班一样的全能英雄，女红发明的集大成者。同样，织女的传说也如此。
织女初为星辰名，相传为天帝的孙女，或王母娘娘的外孙女。由于擅长纺织，被神化为主司桑织的女神，成为有女红传统、冀望心灵手巧的中国女性的崇拜对象。
织女故事雏形，始见于《诗经》的《小雅·大东》和《周南·广汉》篇。云梦秦简亦有“牵牛以取织女”的记载。汉魏六朝之际，织女故事情节已相当完备，后借助于民间传说和地方戏曲而流传甚远。织女也因勤于机杼、擅长织锦而被立为纺织神、织机神或云锦娘娘。家有纺车机杼的农户人家，都要在闺房里供奉织女画像或神位，以勉励女儿家勤于织绣，像织女一样心灵手巧。江南旧时一些织染行业，也将织女奉为神灵，定期祭祀。
在江苏云锦产地南京，流传着云锦的传说：董永为了装殓死去的父亲，插标卖身到机房老板张四海家当机工，狠心的老板要他织出100匹绢来方能赎身。天上的七仙女见董永如此老实勤恳，便变做一个讨饭的女孩来试探董永，董永给予她热心的帮助，二人结成夫妻。七仙女织绢的梭子比天上的流星还快，机上的绢在她的手中，像开了闸门的水一样，直往下泻，绢上红朵白云，耀人眼目。一夜之间，织女便织成一百匹绢。使董永赎出身来，自家经营织锦，并把织云锦的技艺传给了蒋公（云锦业里拽花的祖师），手艺一代一代传了下来。
后来人们便把七仙女称为“云锦娘娘”，还在南京雨花台下，修了一座云锦娘娘庙对之以供奉祭祀。
苏绣发源地苏州，号称“天下第一绸”的“濮绸”原产地浙北古运河畔的古镇濮院也有织女庙和七月初七祭祀杼机之神织女的风俗。中国民间的织女崇拜，最集中地体现在“乞巧节”节俗之中。
“乞巧节”又称“女儿节”，是古代中国女性的特殊节日。关于“乞巧节”的起源，明代罗颀在《物原》中曾谓“楚怀王初置七夕”，当代学者宋公文、张君在《楚国风俗志》中又发展了这一观点，指出“这个节日确实产生于楚”。
楚郡故地七夕“乞巧”在南北朝时就盛行开来。《荆楚岁时记》载，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在这一天，妇女们纷纷竞穿七孔针，其针如篾子，为七孔，有的以金银玉石为针。人们还陈瓜果于月下庭院之中“乞巧”。如果有蜘蛛在瓜上结丝网，就证明是织女显灵赐巧了。
穿针引线和织绣为女红的基本功，故用穿七孔针和“结丝网”来象征乞巧、得巧。
杭州“乞巧”之风据说始于五代，相传吴越王钱缪曾于是日在皋亭山西龙珠山上乞巧，因此，此山又名“巧山”。南宋时，“其日晡时，全城儿童女子，不论贫福，皆着新衣。富贵之家，于高楼危榭，安排宴会，以贵节序”。
江南一带“乞巧”，以明清最盛。除用穿七孔针和“结丝网”来象征乞巧、得巧外，各地还有“种生乞巧”、“观影乞巧”、“以物换巧”、“望月（星、云）乞巧”、“接水乞巧”、“占卜乞巧”、“以物换巧”等多种乞巧方式。
乞巧的本意是祈求织女赐予心灵手巧的本领，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女性对自身品德、才艺修炼的完善，对幸福美满生活的美好期待。“乞巧”习俗对女红技艺的发展和完善，无疑起着推动巨大的作用。
（第二节）妙手先分彩线长
刺绣又称绣花，古称“黹”或“针黹”，指用彩线在织物上缝刺铺绣出花纹图案的一种手工活计。它属于女红的范畴，是女红技艺中最基本的一种技能。故人们通常以刺绣指代女红。
长江流域的刺绣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正如前文所述，刺绣与古越人“雕题”、“文身”、“绣面”等习俗有密切关系。人们开始惧怕毒蛇猛兽的伤害，于是将它们的外形刺在自己身上，以求得认同感。后来才逐渐改成在衣物上刺绣纹样。
长江流域为中国古代丝绸的宝库。战国及汉代楚地古墓中出土的大量丝织绣品，代表了早期中国刺绣的最高水平。之后，民间刺绣传统一直没有中断过。明清时形成的中国四大名绣：蜀绣、湘绣、苏绣、粤绣，其中三大名绣产于长江流域。此外，湖北的汉绣、上海的顾绣、温州的瓯绣等地方绣种也久负盛名。以苗绣为代表的长江流域的少数民族的绣种更是色彩纷呈，琳琅满目。长江流域不愧为中国刺绣艺苑的一方沃土。
一、江源地区的堆绣
堆绣是藏族人民擅长的一种刺绣艺术品类。其主要方法是先用衬垫物剪贴成各类图案后再行刺绣，使绣品具有厚重的质感、强烈的立体效果。堆绣广泛流行于西藏、青海、云南等藏族地区，主要用于表现敬佛用的宗教艺术品。在青海省佛教圣地塔尔寺，堆绣被誉为当地“艺术三绝”（堆绣、壁画、酥油花）之一。
堆绣先在准备好的布幔上起稿，勾画出要绣图案的轮廓。勾画时，先里后外，讲究对称均衡，构图主次分明，形象饱满。画稿完成后，再根据内容和图像的大小需要，选好各种颜色和或带花纹图案的绸缎，剪成一定的图案，内衬厚薄不等的羊毛或棉花，最后用彩色丝线绣制在布幔上。整个堆绣作品是由一块块带衬垫的图案拼合绣制而成。
在制作堆绣时，艺人们巧妙地利用衬垫物产生的凹凸效果，来强调主题。在寺庙里明暗不一的烛光辉映下，绸缎的色彩显得格外亮丽夺目。远远望去，宛如一幅幅彩色浮雕。
堆绣分剪堆与刺堆两种堆法。剪堆是把羊毛或棉花垫在剪成的不同形状的彩色绸缎下面，沿图案外围绣制；刺堆是用彩线直接将垫好的羊毛或棉花固定起来，并全部覆盖刺绣。两种绣法都同样产生一种一般平绣所没有的强烈的立体感和软浮雕效果。
堆绣内容以佛教为主题。作品有佛、菩萨、护法神、高僧、大师和佛经故事中的人物，也有山水、花卉、鸟兽、虫鱼、云纹、火焰等，一般不表现大场面。因此，它非常注重人物的神态的造型，讲究色彩的搭配。风格上既粗犷又细腻。
二、蜀绣与云贵高原的民间刺绣
蜀绣又称川绣，是以四川成都为中心的地方绣种，为四大名绣之一。
蜀绣历史悠久，西汉文学家扬雄的《蜀都赋》有“若挥锦布绣，望芒芒兮无幅”句，赞颂蜀绣。东晋的《华阳国志》，已把锦绣并列，作为蜀中之“宝”加以赞扬。南宋时的蜀绣作品“公鸡和鸡冠花”，现保存在西南师范大学博物馆。经过岁月的积淀，蜀绣愈加显露出独异的光彩。清道光以来，成都城内发展了上百家的绣花铺，既绣又卖。品种主要有官服、礼品、日用花衣、嫁妆、镜帘、挽绣、彩帐等实用品，也有条屏、斗方、中堂等艺术品。
蜀绣用线工整厚重，针法丰富多变，丝理清楚细致，设色鲜明典雅，绣品内里结实，外表蓬松，使绣品的质感、光泽别具一格。
蜀绣针法、绣技约130余种，如斜滚针，适宜表现花藤、小花杆、叶筋、水波、勾云；切针，适宜表现透明的轻纱、薄雾、鱼鳍、水泡；蓬铺针，有对折闪光的效果；掺针，装饰性强；柘木针，有色彩过渡的效果。
蜀绣用针自然流畅，色彩淳朴美观。纹样多取材于花草鸟鱼，如《平沙落雁》、《黄莺翠柳》、《芙蓉鲤鱼》等名作，充满诗情画意。
陈设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的“芙蓉鲤鱼”座屏，为蜀绣代表作之一。作品采用晕针、沙针、点针、复盖针等几十种不同的针法，绣出形态各异的鲤鱼32条。绣线劈如发丝，虚针刺绣，使远处的鱼形，若隐若现。整个绣面看不见半丝水纹，但在一片空旷中，却让人们感受到鱼嬉水中的无限情趣。
蜀绣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平原乡村女孩，大多爱好和擅长刺绣，仅郫县一地以刺绣为副业的在万人以上。广元麻柳山乡也是有名的刺绣之乡。麻柳的女孩，多是四五岁就开始拿针，十七八岁便能绣出惹人喜爱的成套嫁妆。“谁家女子巧，要看针线好”，那些真切、淳朴又饱含生命力的图案不用描稿，全凭姑娘随心“数丝而绣”，令人称奇！
生活在四川的羌族的刺绣，与蜀绣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专家认为，羌族属于氐羌，而蜀族就是氐羌的一支。也有人认为羌族民间传说中的“戈基人”，即是“蚕丛”部落。
羌族刺绣多取材于自然景物，采用挑绣、纳绣、纤花和链子扣等多种手法，使物象突出，色彩富丽。羌族女子从小习绣，刺绣物品积累起来，可作妆奁或婚礼上的精美赠品。
绣有火链纹的坎肩，长衫和云云鞋，是羌族节日的盛装。火链纹充分表现了羌人对火的崇拜心理。
生活在云贵高原的各民族妇女都有善绣的传统。她们一般从小习绣，到出嫁的年龄，已经为自己绣好了成套的嫁妆。生儿育女后，身为人母，又为子女的装扮绣个不停。在与织绣做伴的生涯中，她们练就了一手刺绣的绝活。她们的绣品手法多样，构图奇巧，具有浓郁的高原地域特色。其中以白族、彝族的刺绣较有代表性。
白族称绣花为撒花。有素绣、彩绣、贴布绣、连物绣、缘边挑绣、金银丝缝盘绣等多种技法。素绣将白线绣于青、黑、蓝地（或反之）上，属于单色绣，从而达到“清清白白”、“素中含艳”的意境，反映了白族尚白，追求清新秀美，雅致质朴的审美习俗。
彝族有“衣绮罗”、“衣文绣”之传统，尤其喜爱绣制虎形图案。彝族妇女将虎绣在围裙上，以凤凰花卉和人物作陪衬，这种构图方法显然是受远古图腾观念的支配，因为在彝族古老的观念中，虎是彝族图腾。
三、苗绣
生活在长江流域的湘、鄂西及云贵高原的苗族是个爱美善绣的民族。苗族妇女人人都是刺绣好手。人们常说苗族服饰的精华体观在苗绣上，说明刺绣对于苗族服饰装饰的重要作用。
苗绣纹样以龙、凤、夔、蝶、鱼、蛙、花、鸟、牛等多见。古代楚地刺绣中常见的龙、凤图案今仍作为苗族刺绣的主题纹样。但苗绣的龙、凤生动夸张，富于变幻，多几分稚拙，少几分神圣。有牛头龙、人头龙、蜈蚣头龙，鱼龙变幻等；凤的造型也是活泼、昂扬、洒脱、继承了楚文化浪漫神奇之遗韵。
蝴蝶纹样是苗绣中常见的纹样。在苗族神话中，蝴蝶妈妈是万物之祖，人是由蝴蝶演化而来的，故苗族妇女将其绣在袖沿、襟沿、裤脚、裙沿等处，作为生命的保护神。苗族还把先祖渡黄河、过长江，跋山涉水向南迁徙的历史用抽象的符号绣制在披肩和百褶裙上，以示不忘祖辈的创业之恩。
苗绣的针法很多，有平绣、凸绣、辫绣、结绣、缠绣、绉绣、抽花绣、打子绣、贴花绣、堆花绣等。尤其是清水江边、旁海、湾水及重安江一带的“纳锦绣”，是一种集锦、绣为一的绣法，有极好的装饰效果。
在用色上，苗绣兴以黑色为衬底，在黑地上绣出红花绿草、青龙黄雀，色彩对比强烈，明朗欢快，备具艳丽华美之韵致。
四、湘绣与汉绣
湘绣与汉绣是直接承继古老的楚地刺绣传统，在两湖地区分别发展起来的刺绣工艺。
（一）湘绣
湘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大量精美绣品，代表了其早期的辉煌。这个地区民间向来有深厚的民间刺绣基础，在乡间农村，刺绣活是广大妇女女红的必修课，非常普及。不过这些女红制品都属于贫苦妇女劳作之余自绣自用的生活必需品，并不被达官显贵重视。据专家研究，宋明时期，湖南民间刺绣的针法就日趋丰富，图案的写实风格，也与现代湘绣品基本一致。
在湘绣的发展史上，平江绣女李仪徽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她于清代光绪初年首创了掺针绣法，使过去颜色分层较为呆板的湘绣变得绚丽多彩，精美逼真。绣工胡莲仙与袁魏氏学得此法后，又融入苏绣和粤绣的特点，并开设绣庄，带徒学艺，传授湘绣技艺，出售绣品。由于她们的倡导和推广，湘绣从此名声大振。1911年意大利都朗博览会和1915年美国旧金山万国博览会上，湘绣分别获得最优秀奖和一等奖。
20世纪30年代中期，湘绣进入鼎盛时期，全省有绣庄45家，长沙一带的绣工约有1500余人，年产绣品3万余件，并涌现了一大批技艺精湛的湘绣高手，其中宁乡绣女杨佩珍所绣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肖像，在美国引起轰动，为湘绣赢得“誉满全球”的声誉。
20世纪80年代，湘绣又研制出“双面全异绣”新工艺。它在同一面料的正反面各绣出构图、针法和色彩完全不同的两种画面。如《花木兰》绣屏，一面绣出女扮男装，英姿勃勃的木兰将军；另一面则是脱去战袍“对镜贴花黄”的木兰姑娘。这种神异的刺绣效果，被外国友人称之为“魔术般的艺术”。
湘绣在针法、劈线、设色和艺术、题材、风格上均有独特之处。针法以掺针为主，并根据不同刺绣物象的不同要求而发展成70多种针法体系。掺针又称“乱插针”，但乱中有序，能出色地表现物象的立体形态和色彩在不同光线下的效果，生动而具有真实感。在掺针的基础上，著名湘绣艺人余振辉又创造了毛针，活灵活现地表现狮虎等猛兽毛的质感，使湘绣狮虎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威振八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