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点值得一提。据说，尼古拉二世的头颅至今还在，它被放在一个10升容量的巨大医用玻璃器皿中，里面盛着防腐液。头颅已面无血色，脸上的络缌胡子也没有了。当年尼古拉二世被枪杀后，他的头颅被运到莫斯科保存起来，先放在革命博物馆，后移到原克格勃地下室的保险柜中。
戴高乐安葬前后的珍闻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国大片领土被德国攻占，巴黎陷落，贝当宣布投降，法国处于危亡之中。戴高乐在此危机时刻领导法国人民同侵略者展开了英勇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挽救了法国。战后，他又领导着法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戴高乐忠于自己的祖国，英勇无畏，不惜奉献甚至包括自己的生命。1959年，他出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后，曾对他的文化部长说：“我将来不是被暗杀就是暴卒。”有人说，这是戴高乐对自己死亡的谶语。1962年，戴高乐同意阿尔及利亚脱离法国独立后，一些极左分子组织了对戴高乐的暗杀。1962年8月21日，戴高乐乘车前往库布莱军用机场，途中，一辆黄色旅行车迎面开来，车内的一伙人，突然向他的座车开枪。司机急忙加速奔驶，此时，又从横街驶来一辆蓝色汽车，车内又有人向他猛烈射击。两次袭击，共发射150多发子弹，其中有14发击中座车，有2发击中轮胎，但戴高乐乘坐的特制的雪铁龙轿车，具有很强的防弹功能，车门没被击透，车胎也未被击穿，只有一颗子弹击破了座车的后窗，子弹在离戴高乐头上几英寸的上方穿过。后来，戴高乐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令人难以置信的侥幸，我们谁都没有中弹，那就让戴高乐继续走自己的路，履行自己的职责吧！”
戴高乐没有死于暗杀，最终死于他谶语所说的“暴卒”。
1969年，戴高乐辞去总统职务，他拒绝政府按规定对退职总统提供的费用和宅邸，回到家乡科隆贝，靠自己的稿费生活。1970年万圣节那天，戴高乐曾去科隆贝双教堂附近的公墓扫墓，在女儿安娜墓前他说：“我就想安葬在这里，”并风趣地说：“公墓的门太小了，将来我来这里以后，也许会有人来看望我，到那时候需要拆墙再开一扇门。”他散步的时候还说：“在科隆贝寿命真长，80岁了，寿够长的了。”没想到，1970年11月9日，在80岁生日即将到来之时，他突然猝死在自己的书房中。这也许就是戴高乐谶语所说的“暴卒”。这一天，他正在办公室写他的《希望回忆录》，中午还接见了一位农业家。傍晚，约6点50分，他在书房的一张桌子前坐下来。突然，人们听见他痛苦地惨叫了一声，人们急忙跑进书房，发现他面色苍白，没有一点血色。当医生赶到时，他已经没救了。他死于动脉瘤破裂。他死后，他的夫人要求政府立即公布他的遗嘱。这份遗嘱是戴高乐在18年前的1952年写下的。当时它被保存在总统蓬皮杜手中。遗嘱于第二天下午刊登在《法兰西晚报》上。遗嘱写道：我希望在科隆贝双教堂为我举行葬礼。我的墓地就是安葬了我的女儿安娜的那块墓地，我妻子将来有一天也要安葬在那里。碑文是：夏尔·戴高乐（1890－）。别的什么都不要。我不要国葬。不要总统、部长、两院各单位和行政、司法机构参加……
遵照戴高乐的遗嘱，葬礼安排得非常简单，棺木是最普通的，仅值63美元。灵柩由一辆军用汽车运到双教堂前，由本村的青年抬往墓地。没有号声，没有哀乐，甚至在双教堂举行的弥撒，也没有悼词。但当他的灵柩放入墓穴时，在巴黎却有50余万人冒着大雨，云集到凯旋门下，在雄壮的《马赛曲》乐声中，对他进行深深的哀悼。戴高乐被安葬在双教堂附近的一个小小的公墓里。他的墓是用修马路的石头砌成的，高出地约半公尺，呈长方形。他女儿的墓就在他的旁边。戴高乐去世之后，他的夫人将他留下来的几乎所有的物品都销毁了，怕被别人拿去当纪念品。她不要政府津贴，也拒绝子女供养，而是住进了天主教基金会办的养老院。
戴高乐不让人拍摄他的葬礼，但法国巴黎竞赛画报社的摄影记者维尔茨却冒着风险，动足了脑筋拍下了戴高乐葬礼的一些照片。维尔茨两年前就探知戴高乐死后将葬在科隆贝双教堂附近的公墓，为此他提前租下了与双教堂毗邻的一个谷仓，说是供他周末度假使用，实际上，他在里面搭起了脚手架，在墙上开了一个小洞，里面安放了照像机，准备拍摄戴高乐下葬的照片。举行葬礼的那天，维尔茨租了一架直升机和一辆摩托车。他让他的助手索埃乘直升机去拍送葬照片。葬礼开始时，索埃乘直升机突然出现在双教堂附近的上空，迅速抓拍了一幅覆盖着三色旗的戴高乐棺木照片和几幅送葬照片。当官方两架直升机跟踪过来时，索埃乘坐的直升机便飞向了公路。索埃将胶卷从飞机上扔给了等在公路上的摩托车驾驶员，驾驶员随即开车回了报社。索埃虽被官方逮捕，但胶卷已无法追回。维尔茨在谷仓也成功地拍下了戴高乐灵柩放入墓穴的照片。照片第二天就在《巴黎竞赛画报》刊登了出来。这是人们意料之外的。
赫鲁晓夫的葬礼
赫鲁晓夫刚被赶下台时，心志一直处于震惊和愤怒之中，有时一连几个小时呆呆地坐在椅子上。勃列日涅夫曾打来电话，似乎要讲什么事情，赫鲁晓夫一怒之下摔了电话。后来，他的心态逐渐平稳下来。1967年，他开始采用录音的方式口述回忆录，当时，赫鲁晓夫请求中央委员会能给他派一名速记打字员，但遭到拒绝。1970年，不知通过什么途径，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录音带和820页俄文打字复印稿传到了西方，美、英都说要给予出版，这引起了苏联政府的不满。为此，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阿·佩尔谢会见了赫鲁晓夫，佩尔谢要赫鲁晓夫宣布他的回忆录是捏造的，但遭到赫鲁晓夫的拒绝。据说赫鲁晓夫和佩尔谢吵得很厉害。他坚持认为，他有写回忆录的权利，任何想让他就范的努力都会使他处于像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那样的地位。传说，亚历山大一世死后从他的棺材里爬出来，打扮成一个农民，走遍全俄国把他要说的话告诉人民。佩尔谢的态度使他怒不可遏，对他打击很大，使他的心脏病加重了，他是捂着胸口从佩尔谢的办公室走出来的。后来，他在医院里住了很长时间。
1971年9月6日，赫鲁晓夫的心脏病又复发了，在家服药没有止住。医生建议他住院治疗，赫鲁晓夫同意了。赫鲁晓夫去医院的路上还同司机开了个玩笑，车过一片玉米地时，赫鲁晓夫说：“种得稀些，会收得多些。”他还称赞莫斯科大街上的栗子树，那是当年他力排众议坚持种下的。
来到医院之后，赫鲁晓夫的病情并没得到控制。9月9日夜间，他已不能讲话，问他话时，只能用点头表示“对”，摇头表示“不对”。9月11日，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经多方抢救无效去世。
赫鲁晓夫刚一去世，他家的大门就被反锁上，他的卧室也被贴上了封条，说这是中央出于“对历史”关心的需要。
对于赫鲁晓夫的去世，苏共中央没有发讣告，只是在9月13日的《真理报》上发了一条短讯。赫鲁晓夫生前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几家外国报纸一次同时刊登了他去世的消息。为此，赫鲁晓夫召开了一个小型记者招待会。会上，他打趣地说：“哪会儿我要死了，我会亲自通知外国记者的。”如今，赫鲁晓夫真的去世了，他的家人却无法向世人通报这一噩耗。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决定自己采取行动，让全世界尽快知道此事。他给神通广大的友人路易去了电话，通报了赫鲁晓夫去世的消息。晚上路易对他说：“打开收音机听吧，今天全世界都在讲你的父亲。”但即使如此，苏联政府仍对他的去世保持沉默。葬礼也在当天举行，墓地被安排在新圣母公墓，按理他应葬在克里姆林宫墙下，因为那里是安葬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地方。停放赫鲁晓夫遗体的地方，是一个很小的小厅，里面既没有鲜花，也没有守灵仪仗队。载运灵柩的灵车是一辆普通的大轿车。当时，天下着雨，大轿车没有停顿，一直开往墓地。墓穴已经挖好，旁边有一个木板搭的架子，棺材就放在架子上。有人在赫鲁晓夫遗体的头上撑起一把伞。参加送葬的只有赫鲁晓夫的家人和他们的朋友，没有一位国家领导人参加。当局对外封锁了葬礼的消息。公墓的周围布置了严密的警戒，公墓对外宣布整修一天，人们“不得入内”。虽然这样，仍有不少人赶来与死者告别。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致了悼词。当哀乐奏起时，人们一一走过赫鲁晓夫的棺柩。最后，赫鲁晓夫的妻子泪流满面地把手放在丈夫的前额上，其他家属也这样做了。接着工人盖上了棺盖，并迅速将它钉牢。随后，公墓工人在墓穴上堆起了一个小丘。墓前只有四个花圈，花圈缎带上的字迹已被雨水冲掉了，只有米高扬送的花圈上名字还清楚可见。
当天夜里，赫鲁晓夫的妻子做了一个梦，梦见赫鲁晓夫很疲惫，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同生命最后的日子差不多。她让他换个地方，他做了一个不满的动作说道：“都躺下了，不走。”
近些年来，人们对赫鲁晓夫的评价有所改变，有人提议，应将他的墓地移到克里姆林宫墙下。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绝不是人以地荣，恰恰相反，而是地以人荣”。
造型独特的赫鲁晓夫墓碑
赫鲁晓夫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毛泽东曾形象地说过，赫鲁晓夫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勇敢地迈向新时代，另一条腿却没有离开地，陷入了过去的泥潭。赫鲁晓夫思维敏捷，大胆果断，精力充沛，但却过于自信，处事鲁莽，讲话随便。他为苏联国家的进步和发展做出过贡献，但也做过不少错事，引出不少事端。有人赞颂他，有人批评他，但没有人忘记他。
赫鲁晓夫在与勃烈日涅夫的权力争斗中失败了，于1964年被赶下台。下了台的赫鲁晓夫，在度过几年寂寞生活之后，于1971年9月11日因心脏病复发去世，亨年78岁。赫鲁晓夫去世后，没有进克里姆林宫墙下的国家墓地，而被安葬到埋有许多著名人物的新圣母公墓。赫鲁晓夫去世前曾嘱咐家人，请雕塑家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为他设计墓碑。涅伊兹韦斯内是苏联著名的抽象派艺术家。赫鲁晓夫生前曾当众辱骂过他。那是1962年，赫鲁晓夫看过他组织的展览后，对展出的抽象派作品十分反感，说这些作品“没有感觉、没有内容”、“一头驴用尾巴也能涂得比这更好”。在随后的艺术家聚会上，赫鲁晓夫借谈艺术之名，当众辱骂起他来，说：“你的艺术像什么？对，就像你钻进了厕所的便桶，从那里向上张望，恰好看到一个上厕所的人躯体的某一部分，这就是你的立场、你的艺术。”接着，又攻击他的姓名，说：“你的姓名也很奇特——涅伊兹韦斯内（俄语意为无名氏），你怎么取这么个鬼笔名。哼！无名氏，我们就是要查清你的姓氏和你的一切。”赫鲁晓夫的辱骂，使涅伊兹韦斯内好几年抬不起头来。
赫鲁晓夫安葬仪式结束之后，他的儿子谢尔盖与米高扬的儿子一起来到涅伊兹韦斯特内家中，将赫鲁晓夫请他设计墓碑的遗愿提出来。涅伊兹韦斯内爽快地答应了，但提出要按他认为合适的去做。涅伊兹韦斯内经过思考之后，很快确定了方案。这是一个风格独特、特点鲜明的方案。墓碑用7块黑白大理石相向衔接成一个长方框形，左边为白色大理石，右边为黑色大理石，中间是墓主的头像，墓碑安置在由四块灰色花岗石拼组成的墓基上。黑白大理石相间的墓碑，反差非常鲜明。雕塑家这一独具匠心的造型设计，形象地表达了赫鲁晓夫功过参半的一生和他那矛盾明显的特殊性格。
这一墓碑于赫鲁晓夫逝世一周年那天竖立起来。赫鲁晓夫全家都参加了揭幕式。揭幕式结束后，赫鲁晓夫的儿子在家中用法国总统戴高乐送给他父亲的白兰地招待了涅伊兹韦斯内，对他表示感谢。这瓶白兰地已存放了一百多年，赫鲁晓夫在世时，一直没舍得喝。
涅伊兹韦斯内这一构思奇特、寓意无穷的设计受到人们的高度赞赏，这座墓碑被视为难得的雕塑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