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这时的明朝内部，正是魏忠贤等一伙阉党兴风作浪的高潮时期，他们见边地情况逐渐稳定下来，又开始了排斥异己的活动，在魏忠贤的主持下，原来主持山海关内外军务的大学士孙承宗被罢职，改派了阉党之中的骨干人物高第来接替。高第丝毫不懂军事，一到任上就马上下令撤回关外所有驻防力量。袁崇焕据理力争也毫无作用。结果到最后，只有宁远城在袁崇焕的极力坚持下被保留下来，其他耗尽心血才建立起来的防御城则全部废弃了，守军撤走，关外原已安顿下来的百姓再一次留离失所，不是迁往关内躲避后金军队的侵袭。后金见明朝军队主动后撤，马上组织军队南犯。袁崇焕向驻守山海关的高第请援，高第却毫不理睬，等着看袁崇焕的好戏。袁崇焕没办法，只好动员宁远城中一切力量固守城防，在城外实行坚壁清野政策，还写下血书，激励将士和他一起与宁远共存亡。在随后的激战中，战士们果然个个奋勇上前，百姓上城头帮忙，终于用大炮击退了后金的进攻。后金的统帅努尔哈赤也在这次战斗中身受重伤，加上数十年来纵横沙场，从未有过败绩，不由得又气又怒，不久就死去了。
袁崇焕的军队虽然在这次战斗中取胜，但是由于孤军奋战，也是元气大伤。为了争取军队的休整时间，也为了试探后金的意图，袁崇焕私下派出使节去吊唁努尔哈赤，商议和谈的事。这本来只是袁崇焕的缓兵之计，但是他过于自信而没有事先向朝廷报告，结果为日后埋下了祸患。
天启七年，熹宗皇帝病死，他的弟弟朱由检登基做了皇帝，即崇祯皇帝。他性情急躁，很想马上收复辽东失地。于是他启用这时被阉党压抑罢官在家的袁崇焕任兵部尚书，督师蓟辽。这次上任，袁崇焕又犯下了一个大错，他不经朝廷批准，擅自杀了镇守皮岛的大将毛文龙，虽然事情起因是毛文龙自恃战功不服指挥，而且贪赃枉法走私军粮，但是袁崇焕擅杀朝廷大将仍是惹怒了崇祯皇帝，只是目前毛文龙一死，如果再办袁崇焕，边关就无人防守，所以他只好先隐忍不发，心里却暗暗想着日后再找袁崇焕算账。
崇祯二年，后金新继位的皇帝皇太极率领大军，躲开袁崇焕的防区，先绕了个大圈从别处破边墙而入，迅速逼近北京。袁崇焕得到京师危急的消息后，马上带兵千里飞驰回京支援。可是崇祯皇帝这时中了皇太极设下的反间计，认为是袁崇焕与后金勾结，引兵入关的。所以当袁崇焕一回到京师就被逮捕下狱。袁崇焕的部下一听主帅居然被皇帝抓了起来，马上发生哗变，祖大寿等大将甚至决定带兵返回山海关，不再理会京师被围的紧急状况。崇祯皇帝这下急了，马上命令狱中袁崇焕写信给部下，要求他们回师抵抗后金军队。袁崇焕就遵从皇帝的旨意写了封信给自己的部下，要求他们以国家利益为重回军援师。祖大寿等将领果然怀着对袁崇焕的敬慕之心，顺从地回军迎战，结果许多人在战场上英勇牺牲，但总算在各地援军赶到之前保住京师的安全。
在城外激战的这几个月里，崇祯皇帝不敢动狱中的袁崇焕，害怕引起兵变，可是心里更加恨袁崇焕入骨。等后金军队刚一退去，他就以“通敌叛国”的大罪判袁崇焕凌迟处死。可怜这一代名将，倾尽毕生心血与精力来保卫国家，最后却被扣上投敌的罪名，更可悲的是北京城中的百姓不明真相，对皇帝的说词信以为真。认为是袁崇焕引敌人来到城下，一个个都恨袁崇焕入骨，行刑之日，纷纷出钱买袁崇焕身上割下的肉吃。袁崇焕在战场虽然有勇有谋，但对这种情况无力改变，只能无奈而愤慨地留下“身中清白人谁信，世上功名鬼不知”的悲壮诗句。唯一可以稍感安慰的是他身边还有佘家这样的义士，冒生命危险偷下他的尸身，建造坟墓，结庐而居，一守就是三百年，也足以抚慰袁大将军的在天英灵了。
战争受降地撷趣
战争是残酷的，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处罚也是严厉的。战争结束时，战胜国对受降地的选择往往是很讲究的。他们要选既能羞辱对方，又能炫耀自己，同时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为此，受降地的选择是颇费心机的，也留下许多趣事。
1870年的普法战争，法国战败，普鲁士获胜。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特意选择了法国最著名的凡尔赛宫镜厅作为他加冕皇帝、宣布德意志帝国成立的地方，时间选在了1871年l月18日，因为1月18日是普鲁士王国建国纪念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德国成了战败国，法国成为战胜国。法国为了洗刷自己在普法战争中蒙受的耻辱，显示战胜国的威严，执意要求将惩罚德国的巴黎和会开幕式安排在凡尔赛宫的镜厅举行，时间选在1919年的1月18日。协约国满足了法国的要求。法国总统在致开幕词时，毫不隐讳地说：“48年前的今天，德意志帝国就出生在这个大厅里，由于它生于不义，自当死于耻辱。”一语道破了法国“复仇”的心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协约国将德国投降的地方选在了法国东北部贡比涅森林的协约国总司令法国将军福煦的一节车厢里。1918年11月11日，当前来签定投降书的德国代表被带进这节车厢时，各战胜国鸣放礼炮101响，庆贺胜利。福煦车厢也被视为历史的见证，放入博物馆留作纪念。协约国将德国投降的地方选在福煦用来指挥战争的车厢上，无疑是显示协约国联合作战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攻占了法国巴黎，法国的投降派同德国举行停战谈判时，德国人要求谈判地点必须安排在当年他们向协约国签署投降书的福煦车厢里，地点也必须是当年福煦车厢停放的贡比涅森林。法国投降派只好照办。当希特勒来到这里时，竟高兴得跳起了吉格舞。有一张照片，记下了他得意忘形地走进车厢的情景。1940年6月22日法国代表进入了那节车厢，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此后，德国人把福煦车厢作为战利纪念品运到柏林。后来，在美英盟军轰炸柏林时，这辆车厢被炸毁了。也有人说，是希特勒为免受耻辱而下令炸毁它的。如果这辆车厢没被炸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国的投降地也许就选在这辆车厢内。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的德国曾签署过两次投降书。一次是在巴黎以东兰斯的西方同盟军统帅部。但苏联对德国在兰斯签署投降书表示反对，不予承认。斯大林认为是苏联人民肩负了战争的重担，柏林是苏联攻克的，德国签署投降书的地方应该在柏林。经过交涉，盟军最高统帅部同意在柏林正式举行德国投降签字仪式。最后，德国正式的投降仪式于1945年5月8日在柏林城郊的卡尔霍斯特苏联红军司令部举行。
战败国日本的投降地的选定也很有意思，它既没选在盟军的总统帅部，也没选在盟军在日本的统帅部，而是选在停泊在日本东京湾的一艘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这是美国陆军和海军争夺战争荣誉的结果。美国远东陆军统帅认为，是他们打赢了这场战争；而美国太平洋海军统帅则认为，是海军将士的鲜血换来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并表示，如不能体现海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巨大作用，他宁愿不出席受降仪式。为此，美国政府不得不进行协调，最后采取了一个折中方案，即日本投降仪式由陆军将领主持，而投降仪式选在海军的密苏里号军舰上。陆军代表盟国签字，而海军则代表美国政府签字。这一方案双方均表示接受。于是，日本的投降仪式最后就选定在密苏里号军舰上了。受降仪式上，为了表示海军和陆军的地位对等，舰上并排悬挂了双方的将旗。仪式结束时，用来庆贺的低空飞行的飞机的架数也是双方各半。
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的“活尸”
1917年，法国和意大利的军队曾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里进行过一场激战。当时气候寒冷，风雪交加。双方撤离战场后，法军发现一名叫普里斯的士兵失踪了。当时大家认为他战死了。
1986年7月，英国的一支登山队在终年积雪的阿尔卑斯山攀登，当他们爬到5100米的高度时，发现一条冰川下游有一个斜坡，在斜坡底下，隐约看见一个人体半埋在雪块中。登山队出于好奇，立即下到斜坡进行挖掘，被挖掘出来的是一具穿着老式服装的男性尸体。从他身上的《士兵手册》中得知，他的名字叫普里斯，是法国步兵第二旅的下士，是那位在1917年大战中失踪的法国士兵。普里斯身上没有伤痕，估计他是在部队撤退时，迷失了方向，走到这里面被冻死的。
医学专家利巴奴检查他的尸体时发现，他的心脏还在极其微弱地跳动。利巴奴立即把尸体装入一个氧气罩内，并邀请了几个国家的专家前来研究。专家们决定把这具活尸送到英国一家著名的生物研究所做进一步研究，目的是试图复活这具尸体。研究所的马哈鲁博士负责这项复活工作，但复活工作没有成功。后来，马哈鲁在一次公开的报道中说，“我们用尽了所有方法，都没能使他活过来。但他仍是活着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的心脏机能仍然存在，只是其他一切机能都停止了。就和一具速冻了的尸体一样，只不过它的心脏没有停止跳动。”
一具在冰雪中埋葬了70年的尸体竟然还有心跳，这是史无前例的，更是生物学和医学上的奇迹。遗憾的是，普里斯最终也没有复活过来。
杀害项英的叛徒刘厚总的下场
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杀害。这个叛徒，就是项英的副官刘厚总。
项英、周子昆等突围出来之后，辗转来到濂坑地区，在当地党组织的掩护下，隐蔽在一个名为蜜蜂洞的石洞中。转移过程中，周子昆曾落入河中，上岸烤衣服时，刘厚总发现他带有黄金、银元。刘厚总曾当过土匪，后为新四军收编，充任军部副官；但他劣性未改，在革命遇到挫折时产生了恶念。1941年3月23日夜，刘厚总趁项英、周子昆和警卫员黄诚在洞中熟睡之际，开枪杀害了项英、周子昆，黄诚受重伤。之后，刘厚总劫走了项英、周子昆所带的黄金、银元、手表、手枪，下山投奔国民党，邀功请赏去了。但他并没有得到敌人赏识，反落了一个可悲下场。
刘厚总开始来到太平县一个村，找到村里的保长，想让他代为请功。结果包被抢走，人被捆绑起来关进一间水碓房里。半夜里，刘厚总磨断了绳子跑了出来。后来，他又化装成乞丐去找国民党大官报功。当他来到旌德县时，又被当作汉奸抓起来。旌德县长拷打逼供时，他说出了他杀害项英的经过。县长派人押着他回蜜蜂洞搜查，到达目的地时，发现山上有人活动，刘厚总惊叫山上有埋伏，趁着混乱，他又逃跑了。后来，他到了屯溪，找到了国民党省党部皖南办事处，办事处主任黄绍耿听了他的陈述，又惊又喜，立即派人核查，果是事实。于是，让他在《屯溪日报》上刊登了叛变文章《我为什么杀害了项英、周子昆》。这些事办完之后，黄绍耿就将他交特务机关监禁起来了。
后来，刘厚总被送到重庆国民党军统局。当时正是全国人民声讨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时候。戴笠想杀掉刘厚总，蒋介石表示废物还可利用一下，于是在军统第三情报组给他安排了一个有职无权的“副组长”职务。刘厚总在特务堆里鬼混了两年多，后被戴笠以违规之名关进了监狱。1946年，戴笠飞机失事后，刘厚总被放了出来。国民党不再用他，于是他开始四处流浪，后在九江一家武记盐铺当帮工。1949年九江解放前夕，刘厚总逃到江西新余县陈次兴开的盐铺干活。陈次兴原是九江武记盐铺的管账先生，与刘厚总是同乡。新余县解放后，在登记户口时，陈次兴将刘厚总说成是自己的堂弟，以“陈次旺”的假名填上了户口。刘厚总非常高兴，认为自己从此可以安全无事了。可事有凑巧，1952年7月全国户口核查，当公安人员核查完盐店人员的户口正要离去时，恰好公安局的黄副局长路过这里，公安人员向他打招呼，黄副局长便进了盐店，在同公安人员交谈时，他看到了刘厚总，感到此人很面熟，但一时又想不起来他是谁。回到局里以后，越想越觉得此人像刘厚总。原来，这位副局长就是当年周子昆的警卫员黄宜蕃。局长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下令将其逮捕。第二天一早，黄宜蕃带领十几名公安人员来到盐店，用枪顶住了刘厚总的胸口，说道：“刘厚总，刘副官，别来无恙？”刘厚总还想抵赖，但当黄宜蕃说出他就是当年周子昆的警卫员时，刘厚总绝望地“啊”了一声。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就这样戏剧性地被逮捕了。
时任华东局书记和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和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谭震林，得知这一消息后，都给江西省委打来电话，指示公安政法部门及早严惩这个叛徒。经过审讯之后，同年8月初，刘厚总即在南昌被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