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回答说：“我受宋王之遣出来侦察敌情，没想到敌人已经这么近了。我正想回城报告敌兵迫近、国人恐慌的情况，但是又怕落得如同前几个使者那样的下场。讲真话会死，不讲真话被人发现恐怕也会死，所以此刻我不知如何是好！”
他哥哥对他说：“你千万不能再报告实情了。只要不是立即就死，即使齐兵攻破了城池，你还有一线逃生的希望。然而你若报告了实情，肯定会比别人先死。”
弟弟按照哥哥的意图去做了。他回报宋王说：“我出北门骑着马跑了好大一阵工夫，连个齐兵的影子也没见到。刚才进城后我看到各家各户都很安定。”
宋王听了这话非常高兴。那些粉饰太平的大臣们借机表功地说：“先前的那几个探子真死得应该。”欢喜之下，宋王赏了这个使者很多金钱。
此后不久，城门外齐兵旌旗如林、杀声震天。宋王看到大势已去，悔之莫及。他在仓惶之中带了几个护身的将领，匆忙跳上马车逃跑了。
因为形势紧迫，没有人去追究这个撒谎的使者。他趁都城上下一片混乱，逃离了宋国。后来他在别的国家竟然成了一个大富翁。
英国首相跌了一跤
1982年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因此访关涉香港问题的谈判，所以格外引人注目。中、英、港三方媒体都派出精兵强将前来采访。
9月24日，撒切尔夫人来人民大会堂与邓小平会谈。她先到了人民大会堂新疆厅，邓颖超在门前迎候了她。两人交谈一会后，撒切尔夫人去福建厅会见邓小平。她向福建厅走去，走了一半还不见厅门打开，她甚感惶惑。当她走到离大门还有二十多步时，大门訇然洞开，邓小平满面笑容地迎出来，上前五六步，与她握手。
谈判中，撒切尔夫人一开始便强调有关香港问题的三个条约仍然有效，被邓小平斩钉截铁地顶回去之后，她又暗含威胁地说，如果中国收回香港，香港将会出现灾难性的影响。邓小平郑重地说，中国做出收回香港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就都估计到了，如果遇到特殊情况，中国将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邓小平还回绝了她主权换治权的要求。撒切尔夫人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素有“铁娘子”之称，但没想到这次访华竟会遇到这么一位强劲的谈判对手，不仅在谈判中一无所获，而且还大失面子。
撒切尔夫人一脸凝重地走出人民大会堂，当她走到大会堂前倒数第二级石阶时，她的高跟鞋不小心与石阶相绊，身体因失去平衡而跌倒在地，皮鞋和手袋也被摔到了一边，她身旁的大使和工作人员忙将她扶起。撒切尔夫人不愧是位外交老手，站起来后，神态自若，仍然微笑着向周围的人们挥手致意。当时，守候在大会堂旁的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的摄影记者抢拍到了这一“惊险”的镜头。事后，各国记者对此大加评论，有说撒切尔夫人是因为与邓小平会谈碰了硬钉子，受挫极深，以致精神恍惚才摔了一跤。有说，撒切尔夫人锋芒毕露，邓小平绵里藏针，撒切尔夫人在邓小平面前毕竟还年轻等等。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新闻总监黄应士讲到这一插曲时非常得意，他说他们这次北京之行花掉了45万港币，最大的收获就是拍到了撒切尔夫人跌跟头的镜头。
必要时要敢于批评上司
在与人相处的时候，真正的爱护并不是一味讨好，而是在发现对方的缺点错误后，能真心指出并帮助其改正，使之不断完美起来。
尹绰和赦厥同在赵简子手下做官。赦厥为人圆滑，会见风使舵，看主人的脸色行事，从来不说让主子不高兴的话。尹绰就不是这样，他性格率直，对主子忠心耿耿尽职尽责。
一次赵简子带尹绰、赦厥及其他随从外出打猎，一只灰色的大野兔窜出来，赵简子命随从全部出动，策马追猎野兔子，谁抓到野兔谁受上奖。众随从奋力追猎野兔，结果踩坏了一大片庄稼。
野兔子抓到了，赵简子十分高兴，对抓到野兔的随从大加奖励。
尹绰表示反对，批评赵简子的做法不妥。
赵简子不高兴地说：“这个随从听从命令，动作敏捷，能按我的旨意办事，我为什么不能奖励他呢？”
尹绰说：“他只知道讨好您而不顾老百姓种的庄稼，这种人不值得奖励。当然，错误的根源应该是在您的身上，您如果不提出那样的要求，他也不会那样去做。”
赵简子心里闷闷不乐。
又一次，赵简子因头天晚上饮酒过多，醉卧不起，直到第二天已近晌午，仍在醉梦中。这时，楚国一位贤人应赵简子3个月前的邀请前来求见，赦厥接待了那位贤人。为了不打扰赵简子睡觉，赦厥婉言推辞了那位楚国人的求见，结果使那位贤人扫兴而去。赵简子直睡到黄昏才醒来，赦厥除了关心赵简子是否睡得香甜外，对来人求见的事只是轻描淡写地敷衍了几句。
赵简子常对手下人说：“赦厥真是我的好助手，他真心爱护我，从不肯在别人面前批评我的过错，深怕伤害了我。可是尹绰就不是这样，他对我的一点缺点都毫不放过，哪怕是当着许多人的面也对我吹毛求疵，一点也不顾及我的面子。”
尹绰听到这些话后，依然不放过赵简子。他又跑去找赵简子，他对赵简子说：“您的话错了！作为臣下，就应帮助完善您的谋略和您的为人。赦厥从不批评您，他从不留心您的过错，更不会教您改错。我呢，总是注意您的处世为人及一举一动，凡有不检点或不妥之处，我都要给您指出来，好让您及时纠正，这样我才算尽到了臣子的职责。如果我连您的丑恶的一面也加以爱护，那对您有什么益处呢？丑恶有什么可爱的呢？如果您的丑恶越来越多，那又如何能保持您美好的形象和尊严呢？”
赵简子听了，似有所悟。
仅用了15分钟的建交谈判
建立外交关系是一个国家外交活动中头等重要的大事，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十分重视。但有时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建交需要很长时间。中国人民都熟悉，中美建交从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到1978年两国发表建交公报，前后用了8年时间。但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也有很迅速快捷的。中国同加纳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只用了15分钟，其建交公报是写在一张报纸白边上的。这在外交史上是罕见的，说来很有趣。
1960年7月，非洲加纳共和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几内亚大使柯华奉命前往祝贺。7月2日，加纳共和国新任总统恩克鲁玛在总统府接见了柯华大使。柯华大使转交了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贺信，并转达了中国政府愿同加纳政府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意愿。恩克鲁玛总统当即表示同意，并说他将指示外交部长同柯华大使具体商谈。三天后，加纳外长阿杰伊就来到柯华大使休息的饭店。见面后，阿杰伊外长开门见山地说，他是奉总统命令来同大使阁下商谈加中两国建交问题的。柯华大使请阿杰伊外长到饭店的咖啡厅具体商谈。
在咖啡厅，阿杰伊外长同柯华大使简单地交谈了几句之后，顺手从茶几上拿起一张报纸，撕下一块白边，在上面写了起来，写好后交给了柯华大使。白边上面写着：“加纳共和国政府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柯华看后，阐述了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阿杰伊外长完全同意中国的立场，随即在纸上加上了这两句话，然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写上了日期，递给柯华大使。柯华大使也在上面签了名。中加建交谈判至此结束，前后用了不到15分钟。
谈判结束之后，柯华指出，建立外交关系是国家大事，建交公报是重要文件，需归国家档案，因此建议阿杰伊外长将双方写在报纸边上的公报内容带回去打印两份，然后再正式签署，并约定在第二天下午2时双方同时广播。加纳政府对同中国的建交十分重视，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对加纳政府的支持，所以当天晚上就在电台广播了加中建交公报。而此时，柯华大使向国内发出的报告尚在途中。中国政府收到报告后，也立即广播了这份写在报纸边上的建交公报。此事后来一直被传为外交佳话。
中国同加纳建交谈判的时间最短，而同荷兰建交谈判的时间最长，前后用了22年时间。1950年4月，荷兰与中国的建交谈判就开始了，由于其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立场，致使谈判不欢而散。1954年，荷兰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立场有所变化，于是中国政府同意与其互换代办，建立代办级的“半外交关系”。但在以后的谈判中，双方仍一直谈不拢。直到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荷兰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投了赞成票，谈判才最终取得成功。1972年，中荷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杜邦在谈判中保持中立获取成功
这一段历史故事对我们日常的为人处世也很有启示作用。在某些情况下，当形势不是很明朗的时候，沉住气，谨言慎行，不盲目采取行动，不露声色，常常能够迎来相对主动的局面。
1910年经济衰退期间，通用汽车公司的创始人杜兰特遇到了无法解决的困难，因为公司债台高筑，为了渡过难关，需要向银行借钱，他被迫辞职。
1911年，杜兰特同一个瑞士技师路易斯·雪佛兰搭伙合作，生产了一种廉价的汽车，开始同福特竞争。这种汽车非常畅销，杜兰特为此大受鼓舞，因而想把通用汽车公司夺回来。他提出雪佛兰与通用以5∶1作股票互换。但是银行家们仍坚持要另加900万美元现金。
杜兰特自己当然拿不出这笔现金，他想找一个能利用的对象——显然，这个被利用的对象必须具有极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他的一位朋友——约翰·J·拉斯科布帮了他的忙，因为拉斯科布那时正受命于当时全美国经济实力数一数二的杜邦公司。当拉斯科布向他提到杜邦时，杜兰特仿佛感到也只有杜邦能帮他了。于是，他便请拉斯科布把他的想法透露给皮埃尔·杜邦。皮埃尔显然对前景无限光明的汽车工业十分感兴趣，没有表示出什么拒绝的意思来。杜兰特便写了一张请柬送给皮埃尔，邀请他在杜兰特与银行家们谈判时能亲自光临，皮埃尔的回答很干脆：“我来。”
事实上，杜邦和拉斯科布早已对通用汽车公司垂涎已久，只是无法下手。当杜兰特遇到困难时，在拉斯科布的劝说下，杜邦买下了通用汽车公司的3000股股票。他们在等待着时机到来。
最后谈判这天，杜兰特信心十足地来到银行家们面前，杜邦和拉斯科布也如约而至。谈判开始了，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寸步不让，杜兰特精疲力竭，指望杜邦能在这关键时刻帮他一把；而杜邦却不动声色，傲然保持中立。双方僵持不下，最后按照协议规定，由最大的少数股持有人暂时代管通用汽车公司。
这个最大的少数股持有人便是杜邦。杜邦通过在谈判中保持中立而获得了他梦想中的收获，杜邦成了通用汽车公司的董事长，他在这个席位上坐了13年之久。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和他采取“以逸待劳”的策略，在谈判的关键时刻不动声色，傲然“保持中立”是分不开的。
聪明的松赞干布求婚使者
公元640年，松赞干布派宰相禄东赞作为使臣，带着五千两黄金和数百件珍宝，来长安为松赞干布求婚。唐太宗赞同汉藏两族联姻，允诺将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
唐太宗听说禄东赞是位聪明有才的宰相，便在允婚之前，出了五个难题考验他。其中之一是，要使者把杂处在一起的100匹母马和100匹小马驹的母子关系准确地识别出来。禄东赞利用他丰富的畜牧知识，巧妙地把母马和马驹分别圈了起来，暂时断绝了马驹的草料和饮水。过了一天，他把母马和马驹同时放了出来，饥渴的马驹随即奔向自己的母亲寻求乳汁。这样便轻易地分辨出这群马匹的母子关系了。
还有一个难题，是把一条柔软的丝带从一颗明珠的九孔曲眼中穿过去。禄东赞选了九只大蚂蚁，将丝带的九个丝头分别系在蚂蚁身上，然后在九孔曲眼的另一头涂上蜂蜜，蚂蚁循甜味从九孔曲眼中穿过，很顺利地将丝带穿过孔眼。其余几个难题，也被禄东赞顺利解决。唐太宗非常高兴，不仅允许禄东赞迎娶文成公主入藏，还将琅琊公主的外孙女嫁给了他。
林肯的第一次就职演说
有些初学者却时常没有圆满的结尾。他们在演讲当中，就开始疾言快语，不着边际，因此他们需要更佳的准备工作，更多的练习。许多新手的演讲结束得太过突然，他们的结束方法不够平顺，缺乏修饰。这种方式造成的效果令人感到不愉快，也显示演说者是个十足的外行。
林肯在他第一次就职演说的原稿中也犯了个错误。这项演说发表的当时，正是形势紧张之际，冲突与仇恨的乌云和风暴已在头上盘旋、酝酿。几周之后，血腥与毁灭的暴风雨立即在美国各地爆发。
林肯本来想以下面这段话作为他向南部人民发表的就职演说的结束语。当时，他一开始是这样写的：
“各位有不满的人们，内战这个重大的问题掌握在各位手中，而不是在我手里。政府不会责骂你们。你们本身若不当侵略者，就会遭遇冲突。你们没有与生俱来的毁灭政府的誓言，但我却有一份最严肃的誓言，要我去维护、保护及为这个政府而战。你们可以避开对这个政府的攻击，但我却不能逃避保护它的责任。‘和平或是大动干戈’这个庄严的问题是在各位身上，而不是在我身上。”他把这份演讲稿拿给国务卿西华过目。西华很明确地指出了这段结尾的种种缺点。
说这段结尾太过直率，太过鲁莽，太具刺激性。西华帮着修改这段结尾词，对原来的演说词作了修饰，抛弃原来的种种不足，从而呈现出友善的高潮，表现出纯美境界及诗的辩才：
“我痛恨发生冲突。我们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我们绝对不要成为敌人。强烈的情感也许会造成紧张情绪，但绝对不可破坏我们的情感和友谊。记忆中的神秘情绪从每一个战场及爱国志士，延伸到这块广大土地上的每一颗活生生的心及每一个家庭，将会增加合众国的团结之声。到时候，我们将会，也必然会，以我们更佳的天性来对待这个国家。”
一个生手如何才能具有对演说结尾部分的正确感觉？确切地说，跟文化一样，这种东西太微妙了。它必须是属于感觉的事物，几乎是一种直觉。除非一个演说者能够“感觉”到如何才能表现得和谐而又极为熟练，否则你自己又怎能盼望做到这一点呢？不过，这种“感觉”是可以培养的，这种经验也可以总结出来。
只有十句话的精彩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