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可谓是一个聪明、顾大局的人。试想，如果当时韩信火冒三丈，一怒之下举剑杀了那个人，那么必然会有一场恶战，胜负难料。纵使是韩信胜了，也免不得要吃官司，凭空出横祸，那对他日后的发展定会产生很大的障碍或留下深深的隐患。
忍让完成伟大的使命
有时，为了完成伟大的使命，一个人常常需要忍受各种各样的屈辱。在生活中，能屈能伸、能够忍辱负重的人不是懦夫，而是真正的强者。
汉武帝刘彻听说李陵带着部队深入到匈奴的国境，士气旺盛，心里很高兴。这时，许多大臣都凑趣地祝贺皇帝英明，善于用人。后来李陵战败投降，武帝非常生气，原来祝贺的大臣也就反过来责骂李陵无用和不忠。这时司马迁站在旁边一声不响，武帝便问他对此事的意见，司马迁爽直地说李陵只有五千步兵，却被匈奴八万骑兵围住，但还是连打了十几天仗，杀伤了一万多敌人，实算是一位了不起的将军了。最后因粮尽箭绝，归路又被截断，才停止战斗，李陵不是真投降，而是在伺机报国。他的功劳还是可以补他的失败之罪的。武帝听他为李陵辩护，又讽刺皇上近亲李广利从正面进攻匈奴的庸懦无功，怒将司马迁下在狱里。
次年，又误传李陵为匈奴练兵，武帝不把事情弄清楚，就把李陵的母亲和妻子杀了。廷尉杜周为了迎合皇帝，诬陷司马迁有诬陷皇帝之罪，竟把司马迁施予最残酷、最耻辱的“腐刑”。司马迁受到了这种摧残，痛苦之余，就想自杀；但转念一想，像他这样地位低微的人死去，在许多大富大贵的人的眼中，不过像“九毛亡一毛”，不但得不到同情，且更会惹人耻笑。于是决心忍受耻辱，用自己的生命和时间来艰苦地、顽强地完成《史记》的写作。
古人所谓有大勇的人才有大智，司马迁便是这样的人。他知道在他所处的年代里，死一个像他那样没地位、没名望的人，比死条狗还不如，因此他勇敢地活下去，终于完成了那部空前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
契诃夫克服阻力进剧场
办法总比困难多。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就要想尽一切办法，灵活地解决随时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
戏剧，是契诃夫少年时代最强烈的爱好。
那时候，社会上把戏剧看成是伤风败俗的东西。中学生如果得不到校长的证明信是不准踏进戏院大门的。即使侥幸进了剧场，如果被值日的学监发现了，就要受到处分。
怎么办呢？聪明的契诃夫想出一条妙计：每次进剧场之前，他都要乔装打扮一番，把长胡子或者大鬓角粘在脸上，然后戴上深色眼镜。这样，就可以从学监面前大摇大摆地走过了。他的化装总是很成功的。结果就成了台下的“演员”来看台上演员的表演。
在少年时代，他化装欣赏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李尔王》，果戈理的《钦差大臣》等许多世界名剧。天长日久，他的化装和表演才能越来越高。有一天，他穿得破破烂烂，带着他亲笔写的乞讨信，来到他的叔父家里。叔父居然没有认出眼前的“小乞丐”竟是自己的亲侄子。看过信后，觉得怪可怜，便大发慈悲，施舍给他几个小钱。这是契诃夫的第一笔收入，既是写作的稿费，又是演员的酬劳。
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小风波
人的生活离不开友谊，但要得到真正的友谊，是不容易的。友谊需要忠诚去播种，用热情去灌溉，用原则去培养，用谅解去护理。
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友谊的生动事迹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这对伟人之间也曾经发生过龃龉，却很少为人所知。而今看来，伟人是人不是神，他俩的这段龃龉非但无损于伟大的友谊，反而更能显示伟人品质的光辉。
1863年1月6日，恩格斯的爱妻玛丽·白恩士突然因病去世。l月7日，恩格斯在极端的悲痛之中给马克思写信：“我无法向你说出我现在的心情。这个可怜的姑娘是以她的整个心灵爱着我的。”确实，这个善良、机智的爱尔兰纺织女工同恩格斯的结合，大大有助于恩格斯的革命活动，促进他对科学共产主义的研究。当时，马克思正处于空前贫困的窘境。惊闻噩耗后，在给恩格斯的回信中对玛丽的去世“感到极为意外”，信中略致慰唁后，接着就详细地叙述起自己被债主上门逼债的情况。马克思原来设想，这样的信对于他的朋友是“顺势疗法的一张药方，一种灾祸消散另一种灾祸所引起的悲伤”。不过这当然是不合适，有点不近人情的。尽管马克思在信末这样致歉：“在这样的时刻向你谈这些可恶的事情，我真是太自私了。”
以往，恩格斯一接到马克思的信，总是立即回复，这次却一反惯例，过了五天，才予回信，并且把过去惯常的爱称“摩尔”改为直呼其名——
“亲爱的马克思：
你自然明白，这次我自己的不幸和你对此的冷冰冰的态度，使我完全不可能早些给你回信。
我的一切朋友，包括相识的庸人在内，在这种使我极其悲痛的时候对我表示的同情和友谊，都超出了我的预料。而你却认为这个时刻正是表现你那冷静的思维方式的卓越性的时机。那就听便吧！”
措辞的严厉，显然说明恩格斯生气了。
龃龉已经产生，矛盾如何解决？这对两个伟人也是一个考验。
马克思没有意气用事，而是冷静地加以处理。11天之后，亦即1月24日，马克思终于给恩格斯发出了一封态度诚恳、语词谦和的道歉信：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在给你回信以前，我想还是稍微等一等为好。一方面是你的情况，另一方面是我的情况，都妨碍我们‘冷静地’考虑自己。”
接着，马克思向恩格斯敞开心扉：
“从我这方面来说，给你写那封信是个大错，信一发出我就后悔了。然而这决不是出于冷酷无情。我的妻子和孩子们都可以作证：我收到你的那封信（清晨寄到的）时极其震惊，就像我最亲近的一个人去世一样。而到晚上给你写信的时候，则是处于完全绝望的状态之中。在我家里呆着房东打发来的评价员，收到了肉商的拒付期票，家里没有煤和食品，小燕妮卧病在床……”
作为矛盾的另一方，恩格斯读到挚友马克思的这封真诚坦率、委婉动人的书信后，激动万分。1月26日，他挥笔给马克思致意。慷慨大度地摒弃前嫌，表示谅解：
“你最近的这封信已经把前一封信所留下的印象消除了，而且我感到高兴的是，我没有在失去玛丽的同时再失去自己最老的和最好的朋友。”
两个伟人友谊长河中的这一小小的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一位中国学生与苏联英雄母亲的友情
《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中国青少年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书中的卓娅和舒拉成了当时青少年最崇敬的英雄。他们的事迹，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中国青少年奋发学习并献身于建设祖国的事业中。
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时，卓娅还是莫斯科201学校的一名10年级的学生。后来她和同学一起参加了游击队，在11月26日焚烧德军马厩的一次行动中不幸被捕。敌人残酷地拷打和折磨她，用皮鞭抽她，用煤油灯烧她，脱掉她的衣衫，迫使她赤裸着双脚在雪地上跑……但这一切都没有使卓娅屈服，她拒绝向敌人吐露任何秘密，连自己的真实姓名都不说。后来在叛徒的指认下，她暴露了身份。1941年11月29日，无计可施的德国法西斯在佩特里谢沃村口的一片空地上绞死了这位年仅18岁的女游击队员。卓娅临刑前高呼：“我不怕死，同志们！为自己的人民而死，这是幸福啊！”她对德国官兵喊：“你们现在绞死我，可我不是一个人，我们是两万万人，你们不会把我们都绞死，有人会替我报仇。”最后，卓娅用尽全力呼喊：“永别了，同志们！奋斗吧，不要怕，斯大林和我们在一起！”卓娅牺牲之后，法西斯为了制造恐怖气氛，竟不允许村民安葬她的遗体，卓娅在绞刑架上被吊了一个多月。直到苏军逼近佩特里谢沃村时，德军逃跑前才将绞索割断，将卓娅扔进了雪堆里。一名德国士兵临走前还将她的左胸割走。德军逃跑后，村民将卓娅埋葬在村外的小树林里。1942年2月26日，苏联政府追授卓娅为“苏联英雄”。卓娅牺牲后，她的弟弟舒拉也报名参加了红军，并成长为坦克中队的一名中尉。不幸的是，他在卫国战争即将胜利的一次战斗中也牺牲了。后来，姐弟俩都被安葬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卓娅墓前的塑像是被德国法西斯绞杀后从绞刑架上放下来时的形象，衣衫剥落，遍体鳞伤，大义凛然。人们没有忘记为国捐躯的英雄，几十年过去了，不论春夏秋冬，卓娅的墓前总是鲜花不断。
姐弟俩牺牲后，他们的母亲将他们的事迹写进了《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一书中。此书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读者。
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湛江一所中学的中学生陈少桃被卓娅的事迹所感动。1962年，她含着热泪给卓娅的母亲柯斯莫捷米扬斯卡娅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卓娅的崇爱之情和对她的慰问。没想到，卓娅的母亲竟亲笔给她写了回信，感谢这位中国女学生对她的诚意，信末的署名是“你的苏联妈妈”。从此之后，陈少桃和这位伟大的母亲保持了五年的书信往来。1963年3月5日，柯斯莫捷米扬斯卡娅在信中写道：“紧紧拥抱我黑眼睛的中国女儿。”3月20日又给陈少桃寄来了卓娅事迹明信片一套七张，6月6日又寄来她本人的照片两张，并说：“我深信，我们纯洁的友谊是阻断不了的。”两人之间的友情越来越深厚。陈少桃下乡插队后，1966年3月6日，卓娅母亲的信又辗转送到了她的手中，信中关切地问：“你现在在哪里工作？你是否结婚了？”此后，由于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她们的通信中断了。
陈少桃一直精心保存着这些珍贵的书信，一直把它们带在身边。后来，她将近百封信件分类誊清，译成中文，抄在一个硬皮本上。
在陈少桃的心目中，这是一段割不断的感情。1987年底，已是中年的陈少桃将那段感人的往事用俄语写了一封信，寄给了苏联《少先队员真理报》。第二年的五一节，该报以《永恒的纪念——中国的来信》为题将其全文刊出。文章刊出后，立即引起轰动。苏联的许多报纸纷纷转载，并给陈少桃来信致意。苏联许多知情的老人和热情的青少年，都给陈少桃写来热情洋溢的信件，一时间来信竟有一千七百多封。这也是英雄留给人们的永恒的纪念。
泰戈尔和梅兰芳、徐志摩的深厚友情
泰戈尔是享誉世界文坛的印度伟大诗人，是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一生热爱中国、崇敬中国古代光辉灿烂的文化。
1924年，他第一次访华时，就满怀深情地说：“朋友们，我不知道什么缘故，到中国便像回到故乡一样，我始终感到印度是中国极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极亲爱的兄弟。”访问期间，他与中国文化名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与中国京剧大师梅兰芳和著名诗人徐志摩的交往中，还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
访问北京时，梅兰芳在开明剧院（今珠市口民主剧院）为他专场演出《洛神》。泰戈尔看得入神，深为中国京剧的艺术魅力所感动。演出结束后，他亲自来到后台向梅兰芳表示祝贺，并以诗人特有的感觉，对布景提出了改进意见，他认为“色彩宜用红、绿、黄、黑、紫等重色，应创造出人间不常见的奇峰、怪石、瑶草、奇花，并勾勒金银线框来烘托神话气氛”。梅兰芳根据他的建议请人重新设计了《洛神》的布景，意境果然更加传神。第二天，在为泰戈尔举行的送别宴会上，梅兰芳请他题诗，泰戈尔很高兴地在梅兰芳的纨扇上写下了一首小诗：“认不出你，亲爱的，你用陌生的语言蒙着面孔，远远地望去，好似一座云遮雾绕的秀峰。”表达了他对梅兰芳的真挚情感和对他表演技艺的赞叹。
泰戈尔与徐志摩的感情尤为深厚。徐志摩是中国当时著名的诗人，曾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对英语有很深的造诣。1924年泰戈尔访华时，他是泰戈尔的随身翻译。翻译时，他用华丽的词藻、流畅的语调，声情并茂地将泰戈尔的发言、诗句翻译给听众。徐志摩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崇拜泰戈尔，泰戈尔也将他视为知音，两人的感情很快融合到了一起。泰戈尔为徐志摩起了一个印度名字“苏萨玛”。在孟加拉语中，“苏萨玛”是“雅士”的意思，这对风流多才的徐志摩来说很贴切。徐志摩很喜欢这个印度名字。徐志摩称泰戈尔为“罗宾爹爹”。泰戈尔的全名是罗宾得罗纳特·泰戈尔，在这里“罗宾”就是泰戈尔。在他们后来的通信中，彼此都喜欢用这两个称呼。泰戈尔在北京期间，徐志摩还陪同他专程进故宫访问了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并合影留念。后来，专家在整理故宫收藏的大量照片时，发现了溥仪与泰戈尔在故宫的合影照片。泰戈尔访华结束，又去日本访问，徐志摩一路陪伴，把他送到香港，泰戈尔为此非常感动。回国后，他把在中国的演讲汇编成《在中国的讲话》，在这本书的扉页上，他专门写下了语重心长的话语：“献给我的朋友苏萨玛。由于他的周到照料，我得以结识伟大的中国人民。”
1929年，泰戈尔在结束了在国外的讲学回国途经上海时，再次和徐志摩相见，并悄悄住到他的家中。徐志摩夫妇为他布置了一间富有印度情调的房间，可泰戈尔却喜欢徐志摩那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房间。徐志摩当即做了调整，泰戈尔非常高兴。在这里小住期间，泰戈尔曾在徐志摩一本精美的纪念册上用中国毛笔画了一幅大半身的自画像，并用孟加拉语写了一首小诗：亲爱的，我羁留旅途，光阴枉掷，樱花已凋零，喜的是遍野的映山红，显现你慰藉的笑容。写完之后，还深情地用孟加拉语朗诵起来。临行前，泰戈尔送给徐志摩一件用金丝精绣印度民族风情图案的紫红色丝织长袍，并动情地说：“我老了，恐怕不会再来中国了，也许再也见不到你们了。这一点小礼物，做个永久纪念吧。”他们之间的友谊已非同一般。徐志摩夫人陆小曼曾说，泰戈尔将他们视为膝下儿女，她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父爱般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