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并与收购是资本运营的基本形式。它有利于调整企业和产业结构，有利于促进企业的迅速发展。对很多亟待发展的中国企业来说，国外企业成功兼并的经验无疑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借鉴与启示。
机制老化，重复建设，管理混乱积下的结果必须有一场“完美风暴”才能打破一个旧体制、旧规则，中国企业因产业升级与效应提高而要求进行大规模资产重组和进行以兼并、收购、破产、改制的资本运营是势在必行了。
美国经济学者钱德勒论兼并与收购：
第一，兼并与收购有利于企业的迅速发展。相对于自身以固定资产投资来实现扩大再生产而言，通过兼并与收购其他企业，可以缩短建设周期，迅速扩大企业规模，获取规模经济效益；可以较快地获得新的管理人才和生产技术人才；可以迅速调整产品结构和扩大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可以提高和保持在同行业中的竞争优势地位。
第二，兼并与收购有利于调整企业结构。通过优势企业对劣势企业的兼并和收购，可以使一些效益差、管理差的企业被淘汰，使一些有产品、技术和市场前景，但管理落后的企业因重组而获得新生，从而使企业结构得到合理调整。
第三，兼并与收购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通过兼并与收购，可以使企业资产存量不断得以流动和重组；可以使企业能够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迅速进入或退出某一产业，及时实现结构转换。
世界并购的高潮尚未平息，资本的触角也伸到了全球每一个角落，我们的经营者们还有退路吗？这可从西方企业的兼并案中受到很多启示：
第一，企业巨型化是大势所趋，我国经济发展同样需要企业的“航空母舰”。
第二，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经济实力之所以雄厚，都是依赖于大企业，大集团。例如：日本最大的135家公司的生产总值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32%；德国最大的32家企业、法国最大的26家企业、意大利最大的7家企业的生产总值也分别相当于同期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7%、25%和15%，而中国最大的500家企业仅占全部销售总额的16%。这显然说明中国的大中型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不明显，主导作用还不能绝对行使。所以必须构建相对少数的特大型企业却又牢固控制经济命脉的企业。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就必须有一大批经受得住世界任何冲击的企业。否则，我们的民族工业会惨遭无情的打击。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并引起高度重视。这决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杞人忧天。
第三，在企业管理权变过程中，应当选择最优途径。按照国际惯例，企业扩大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一是加强改善管理，提高企业内部资源配置的效率，加强内部潜力的开发。其二是通过资本扩张，其中最重要的方式便是购并。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斯蒂格勒研究发现：
没有一个美国大公司不是通过某种程度、某种方式的兼并成长起来的，几乎没有一家大公司主要是靠内部扩张成长起来的。即是说：兼并与收购是企业获得最佳规模和最大实力的最有效方式。
第四，政府必须为企业的购并保驾护航。美国有“反垄断法”，波音兼并麦道完全超过了反垄断法的标准，可为什么在这么一个崇尚“民主”与“法制”的国家，美国政府却为波、麦兼并推波助澜呢？这说明，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美国政府已意识到组建“巨无霸”公司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抑或是美国的反垄断法滞后了？国企购并虽也风风火火，但真正实现了“强强联合”的“实力派”并不多，倒是“救活了一批，拖瘦了一批”反而更符合实际。原因就在于扩大企业兼并中还仍然存在体制政策问题。部分政府部门领导歪曲了企业兼并，实施错误引导，甚至强迫联合，皇帝的女儿，不要也得要。
第五，要努力、迅速提高证券交易公司、会计事务所等专业公司的水平，规范证券市场。企业的兼并需要通过证券公司和会计事务所等机构公正、公平地进行一系列经济活动，必须减少人为因素、杜绝“舞弊”发生。波音与麦道之所以能在一星期内“解决问题”，这和高水平的业务机构和规范的证券市场密不可分。
当然，这决不是抱怨和泄气，也不是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只是警醒企业家们充分认识差距、找准位置、瞄准发展方向。这才是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