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以国名地名为姓。古代一些国家的居民以国名为姓，如齐、鲁、秦、晋等。有的是以居住地的地名为姓，如春秋时期齐国公族大夫分别居住在城郭四边，就以东郭、西郭、南郭、北郭为姓。其他如东门、南宫、欧阳等姓也是如此得来。
（3）以官职或职务为姓。古代的官职有司马、司徒、帅、尉等，担当这些职务的人的后代便取这些官名为姓。以职务职业为姓的很多，如管乐器的姓乐，做买卖的姓商，还有陶、屠、巫、卜、施（旗工）等。
（4）以动植物为姓。如牛、马、龙、熊、杨、柳、柚、花等。
（5）以数字为姓。如伍、陆、万等。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姓氏也不断演变，如复姓的截音，把公孙截成姓公、姓孙，孟孙截成姓孙、姓孟，有些姓是帝王、官员、师傅赐给的，以后也就沿用下来。还有些人是持姓人自取的。现在，孩子也有选取姓氏的自由，子从父姓不是法定的。
姓氏的概况
通常人们见了同姓的朋友，都喜欢说：“五百年前咱们是一家。”这话开玩笑尚可，认真起来就靠不住了。我国数以千计的姓氏，存在着两种情况：一是同源异流，一是异源同流。
所谓“同源异流”，就是说，“五百年前”本是一家，“五百年后”分道扬镳了。如黄帝有25子，至少分化出12姓，这12姓的后人自然要不断地繁衍。其中姬、祁、滕、任、荀在今天还是比较常见的姓氏。今天姓姬、祁、滕、任、荀的人，虽然姓氏各异，“五百年前”说不定是一家人。
所谓“异源同流”，就是说，“五百年前”风马牛不相及，“五百年后”俨然一家人。以周姓为例，“五百年前”至少是五家人。其一，黄帝将有周昌，其后以周为姓；其二，商太史有周任，其后以周为姓；其三，周平王之子烈封于汝州，人称周家，其后以周为姓；其四，后魏时，代北贺鲁氏改为周氏；其五，唐时姬氏避明后嫌名改为周氏。而且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在几千年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究竟有多少人因种种原因由他姓改为周姓，这是个永远也揭不破的谜。今天姓周的人，在血缘上未必有任何联系。
《百家姓》
我国民间最流行的一种关于姓氏的普及读物是《百家姓》。
《百家姓》作者不可考，一般人多谓此书为北宋初年钱塘（今杭州）人所编，当时吴越王钱俶虽已归顺北宋（北宋建立之后，吴越王还残存了19年），但仍保留王号，故而《百家姓》首句为“赵、钱、孙、李”，将“赵”列为第一姓，“钱”为第二姓。但此说不尽可信。此说最早可能见于南宋人王明清的《玉照新志》卷三：“如市井间所印《百家姓》，明清尝考之，似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何则？其首去‘赵钱孙李’，盖钱氏奉正朔，‘赵’乃本朝国姓，所以‘钱’次之；‘孙’乃忠懿（按：指晚期吴越王钱俶）之正妃；又其次则南唐李氏。
这种说法，前人早已提出疑问，其主要证据在于宋代大诗人陆游有《秋日郊居》一诗：“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着面看人。”诗下自注：“农家十月乃遣子弟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这说明《百家姓》在南宋时已成为民间最普及之“村书”，如果是宋初才编成，传播速度不可能这样快。所以清代学者梁章钜在《浪迹续谈》卷七《百家姓》条断言：“《百家姓》之有，自宋前无疑。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有《千姓编》一卷，不著撰人，末云‘嘉祐八年采真子记’，岂即所著耶？”所以，关于《百家姓》的作者与成书年代至今还不能定论。很可能是宋以前已有类似书籍，由宋初人作过某种修订。其实，我国最早的“百家姓”在西汉就已出现。汉元帝时，史游编成《急就章》三十四章，作为识字的蒙学书籍，在一至六章中用三字句形式列出人名，其中共有姓132个，如：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周千秋，赵孺卿，爰展世，高辟兵……这以后出现收录姓氏更多的蒙学书籍是完全可能的。
《百家姓》自宋代以来流传很广，而且有不同版本。日前已知最早的版本是元代泰定年间与至元年间所刻于《事林广记》中的《百家姓古文（汉文与八思巴文对照）》。明代李诩在《戒庵老人漫笔》卷二专门有《（百家）不同》一条谈及此事。他所见到的《村学训蒙夜记》本《百家姓》是“四言成句，单姓四百零八，复姓三十”。他所见的另外两种版本略有不同。直到今天的常见的两种传世本，仍有小异，加之对书中有几个姓应是单姓还是复姓的看法不统一，所以全书统计有的是503个姓，有的是504个姓，有的是505个姓，有的是507个姓，还有的是515个姓。
赐姓与冒姓
赐姓。我国自古就有赐姓的制度。但远古社会的赐姓非常特殊，统治者一般不轻易把自己的姓赐给他人，即使是儿子也不例外。例如黄帝有子25个，共得12姓，就算黄帝“本姓公孙，长居姬水，因改姬姓”的说法可信，与黄帝同姓的也只有3人。这是因为在氏族社会里，重要的是部族的标记——氏。姓只不过是部族内部各个分支即家族的标记。人们需要姓，目的在于取得建立家族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赐姓自然求别而不求同。由于求别，远古社会的赐姓必然限制了统治者的姓的发展。当部族社会瓦解，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以后，情况就不同了。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他们不仅需要同姓的支持，也需要异姓的帮助。从汉以后的史料可以发现，统治者经常把自己的姓氏作赏赐品，赏给那些他们需要的人。例如，汉高祖刘邦曾赐娄敬、项伯姓刘。王莽时，燕王刘旦的玄孙刘嘉因献符命有功，被赐姓王。唐太宗李世民也曾赐徐勣姓李。据史料记载，唐代被赐姓李的除了徐姓以外，还有邴、安、杜、胡、弘、郭、麻、鲜于、张、阿布、阿跌、舍利、朱邪、董、罗等15姓。这样的赐姓制度必然使统治者的姓氏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冒姓。就是改用他姓。改用他姓有两种情况：一是本来是汉姓，改用另一个汉姓；一是被同化的少数民族改用汉姓。如晋元帝司马睿本来姓牛，冒姓司马氏，做了皇帝。据《魏书》记载，流人许穆之改姓司马，另有郝惔之也改姓司马。公元386年，拓跋氏建立了北魏王朝，到了公元471年，孝文帝改拓跋氏为元氏，使元姓的队伍一下子壮大起来。我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相互影响，这样便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民族之间的同化。发达的华夏文化在同化的过程中，始终起着积极的主导作用。同化的结果，就是有许多少数民族汇入汉民族的队伍，其中最显著的标志之一，就是改用汉姓。这些少数民族在选用汉姓时，往往选用那些影响较大的姓氏。例如两晋时期，北方的乌桓、匈奴、羯等民族多改用张姓，而匈奴最大的部落屠各部人则大部分改用刘姓。唐代改用李姓的少数民族有高丽、靺鞨、奚、契、回纥、突厥、党项、黠戛斯、沙陀等，同时还有安国、印度、大食、犹太等外国人改用李姓。隋朝有个王世充，本来是西域胡支氏，改用王姓，也是一代名将。西晋永嘉二年，有个僭位称帝的人名叫刘渊，其实他是新兴匈奴冒顿的后人。这些事例充分说明，华夏文化的创造和发展，很难使用一个民族的尺度来衡量。不仅同化了的民族使用汉姓，许多没有同化的少数民族也大量地采用汉姓。我们今天要想单纯从姓氏上识别民族，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数”姓趣话
在我国众多的姓氏中，有一种不常见的姓，即以数字为姓，或以序数为姓，还有的连姓带名都是数字。
一或乙、壹姓。明代成化年间，河北定州嵩明县丞姓一名善。宋代嘉熙年间，福建宁化知县姓乙名太度。明代永乐年间，兴化府经历姓壹名震昌。
三姓。元代云南行者右丞姓三名旦八，号飞山子。清代乾隆时一进士叫三室。清代广西一提督叫三德。
四姓。越王勾践一著名臣子姓四名水。
五或伍姓。伍姓常有。三国时蜀汉后主朝有一谏议大夫姓五名梁。
六或陆姓。陆姓常有，而六姓很少。清朝一官至给事中者连姓带名叫六十七，字居鲁，著有《游外诗草》、《台阳杂咏》等诗文。
七或柒姓。明代正德年间永春县训导姓七名希贤。弘治年间宣化府一举人姓柒名文伦。清乾隆时有一官至直隶正定镇总兵的叫七格，一正黄旗武将叫七十五，还有一进士叫七十一，字椿园，著有《西域闻见录》。
八或捌姓。明代正统年间一礼部主事姓八名通。宣德年间有个利港巡检姓捌名忠。清乾降时江宁将军叫八十六。
九姓。唐高祖武德年间一翰林姓九名嘉。后汉西南夷哀牢王叫九隆。清代嘉庆年间广西提督叫九十。
百姓。明代福建泉州有一学者姓百名坚。清乾隆时有一进士（后官至协办大学士）叫百龄。
此外，还有以百里为姓的。如春秋时秦国人百里奚。汉代一徐州刺史姓百里名嵩。
汉代一小吏姓九百名里。汉代南蛮人有姓五里的，一叫五里精夫，一叫五里六亭。
以序数为姓有史可查的有唐玄宗时一中尉姓第二名从直。三国时后汉会稽太守姓第五名伦，他的曾孙叫第五种，后官居兖州刺史。魏有叫第五文林的，晋有叫第五宁远的，元有叫第五居仁的，明有叫第五规的。汉代王莽篡位时有一讲学大夫姓第八，叫第八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