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他小时候演过的秧歌《丁郎寻父》中的唱词，这几句朴实的唱词深深地印在他的心里，经常挂在嘴上。此刻，他还想起了熊佛西教授的话：“要想为中国戏剧作一番事业，必须能够吃得苦中苦才行。”一阵狂风夹着沙石，裹着残雪扑面打来，使他几乎透不出气。张寒晖紧一紧脖子上的旧围巾，猫腰顶风继续往前。拐进西京畿道，敲开“艺专”的校门，央求工友提前将教室的炉子点着，靠近炉子再打一会儿盹。
有时候，他就偷偷地躲在教室里（艺专规定学生晚上必须离开教室），靠着已经熄灭但尚有余温的炉子，将就着过一晚上。
这是住。
关于吃，张寒晖自己后来对人说过：“我那时过的是一天五大枚的生活。”即一天的生活费只有五个铜板。这是一种什么“水平”的生活呢？当时的五个铜板，合银洋才四分钱，只够他吃两顿半饥不饱的饭。请看他是怎么安排的，他说：“通常，上午我花半枚买咸菜，一枚半买红薯。用咸菜的一半送下几小块红薯，算是一顿上午饭。下午，我花一枝买粥，用二枚买棒子面饽饽，就着上午剩下的那一半咸菜，把粥和饽饽送下肚子。一天中对胃的供应任务到此全部完成。”此外，就全靠白开水了。即使是这样的生活，也是经常吃了这顿没那顿，过了今天没明天的。每当断顿的时候，张寒晖就自言自语地说：“我的肚子啊，实在对不起，今天又委屈你了！”说着把裤带再勒紧一些，继续看他的书，写他的文章，嘴里照样哼着粗犷活泼的秧歌词：
有朝一日我坐金銮，
白面的饼子一日三餐，
一棵葱来两头蒜，
外加三个咸鸭蛋！
如果细算一笔账，这种“一天五大枚”的生活，每月大约也要花一百五十大枚，折合银洋约一元二角。而当时“艺专”住校学生的伙食费是银洋七元。张寒晖是以普通学生六分之一的伙食费来维持他的生命的。况且他还是一个病人，简直无法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解释他是怎么活下来的。莎土比亚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也许是张寒晖所崇拜的莎士比亚、莫里哀、易卜生、关汉卿等大师给他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品，补充了他极度缺乏的物质营养吧？
这样的日子，张寒晖在北京度过了好几个冬春。
志以穷坚。在艰苦条件下，张寒晖从不气馁，决不灰心。多年来他已经习惯于这种苦斗的生活了。他一方面发奋读书，刻苦学习戏剧表演，另一方面．还积极投身进步的学生运动。
7“三·一八”风暴中
“艺专”师生中的进步力量一直是比较强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艺专”的前身“美专”就已经有了党的活动。到了一九二五年，党的秘密刊物《烈火》、《下层》（以上“北大”办）、《街头之塔》（艺专办）等已在进步学生中传阅。张寒晖在艺专很快接受了革命的思想。一九二五年十月，他经邓鹤皋同志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入党呢？他想得很简单：“受经济压迫，存报复心，同时知革命是最幸福的社会必要的活动”。他的苦难的经历，他的朴素的劳动人民的思想意识，使他易于接受革命的理论。因此，他很快加入了组织。为了培养地下党的骨干人员，组织上秘密派他到“北大楼上受党训一月，活动人员大会训练一期”。北大是当时中共北方区委党校的所在地，李大钊同志（中共北方区党委书记）经常去党校训练班讲课。这对张寒晖在政治理论方面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从此，张寒晖就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秘密革命宣传和进步的文艺活动。张寒晖同志不但在音乐界，而且在文艺界也算是最老的党员之一。当然，那时他还没有系统学习过马列主义，革命理论上的准备也是不够充分的。这些，都是后来在一步步的实际斗争中逐渐加强的。但当时在他的头脑中已经铆下了这样的思想：受苦人要翻身，革命是通往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必要途径。
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党委的领导下，北方的革命运动开始高涨。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开始，掀起了一个反奉（张作霖）倒段（段祺瑞）的群众运动。而这两个反动的首脑，则更加死心塌地地投靠他们的主子日本帝国主义。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两艘日本军舰公然掩护奉系军舰开进天津大沽口，并炮轰大沽曰，蓄意挑起事端。驻守在那里的冯玉祥将军所部国民军给予了还击。事后，日本勾结各帝国主义驻北京的公使团，向中国提出“抗议”和“最后通牒”，无理要求中国拆除天津的军事防卫，限在四十八小时内答复。这激起了北京广大学生、工人、市民的巨大愤怒。他们热血沸腾，义愤填膺，从三月十四日至十七日，连续举行了大规模的爱国集会和游行。张寒晖和“艺专”各系的地下党员，共青团员都参加了这些活动。三月十七日，李大钊同志率领北京各学校、各团体的代表团赴“国务院”、“外交部”请愿，要求段棋璃政府以强硬态度驳复最后通牒，把签署最后通牒的八国公使驱逐出京。但是，卖国的段政府竟用武力来回答人民的正义要求，当场用刺刀杀伤了许多人，揭开了大屠杀的序幕。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阴风惨冽。北京早春的天气黄抄扑面，春寒料峭。上午九时许，十余万学生、工人和市民群众，二百多个社会团体，集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示威大会。昨天请愿时受伤代表的血衣，高挂在会场上，上面写着“段棋瑞铁蹄下之血”八个醒目的大字。
大会组织者号召大家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用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会后，又组织了两千多人的请愿团，再次赴“执政府”请愿。
北方党的主要领导人李大钊同志走在队伍的前头，各校学生代表和群众代表紧跟在后。“艺专”参加请愿团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除张寒晖之外，还有西洋画系的学生姚宗贤，谭祖尧，李文森，中国画系的学生方伯务，音乐系的学生萧子风，戏剧系的学生谢兴等。游行队伍一路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棋瑞！”“驱逐帝国主义公使出境！”等口号，并不断高唱《国民革命歌》：
打饲列强，打倒列强，
除军阀，除军阀，
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
齐欢唱，齐欢唱！
这首歌曲既简单，又有力量，张寒晖和游行的人群一路唱着它。
当请愿队伍来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的广场时，段祺瑞派出的军警立即封闭了广场仅有的两个出口，开始了他们蓄谋已久的血腥屠杀。霎时间，警笛狂鸣，弹丸横飞，反动军警用排枪扫射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爱国青年一批批倒卧在血泊中，执政府广场上流满了鲜血！
姚宗贤是这次“艺专”请愿队伍的领队。他英勇地走在队列的最前头。刽子手的枪弹击中了他的右颊，斜穿大脑，顿时鲜血直流，倒在地上牺牲了。经过反动派三十分钟的屠杀，革命青年四十七人殉难，受伤的有二百余人。在李大钊同志沉着冷静的指挥下，张寒晖和其他请愿群众撤出了广场。子弹在他们的耳边呼啸，擦着他们的身体飞过！
这就是震动全国的“三·一八惨案”。著名的女师大学生刘和珍、杨德群就是在这次惨案中牺牲的。鲁迅当时悲愤地称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他写道：“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轻的学生，他们本应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漂摇得他们安心不下……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
“三·一八”风暴给张寒晖的思想以很大的触动，也是他入党以后受到的一次重大的革命洗礼。他得到了一次重要的锻炼，这使他进一步认清了军阀政府的反动本质，更加坚定了自己革命到底的决心。
8“国剧”与“话剧”之争
戏剧系的学习生活是相当吸引人的。他们所学的课程有：戏剧概论、舞台装置、化装术、发音术、戏剧文学、习演等等，完全是模仿西方戏剧院校的教学安排。每天的“习演课”（即排练课）是学生们最感兴味的。第一学期，他们在教师的指导下，认真排练了丁西林的《压迫》、《一只马蜂》和田汉的《获虎之夜》等剧。这些都是我国话剧运动初期产生的有进步倾向的，影响较大的剧本，是张寒晖和他的同学们都能背得滚瓜烂熟的。他们还将排练成熟的戏拿到社会上公演，得到了观众较好的评价。很快地，艺专戏剧系便成为北国戏剧运动的核心了。
一个学期以后，到了一九二六年上半年，戏剧系在赵太太侔的主持下，每周增加了十来个钟点旧戏的课程，让学生们学习京戏、昆曲的科白、做功和唱腔，并把此当作戏剧系的主要科目，因而挤掉了学生们最喜爱的“习演”的时间，引起了学生们的不满。由此，引发了戏剧系的一场轩然大波：一次“国剧派”与“话剧派”的激烈争斗。
其实，这场争论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开始了。那时在“民主与科学”狂潮的冲击下，曾开展过一次对传统戏剧——主要是京剧的批判。有一派激烈的意见，认为旧剧全都都是宣扬封建迷信，表现低级趣味的，应该将它们“全数扫除，尽情推翻”，而新建“西洋派的戏”。他们认为“旧剧”简直是“百兽率舞”，它的唱工、脸谱、锣鼓、武功等等都是封建社会的“遗形物”，都必须“扫除干净”。他们还把“旧剧”比作“八股文”，认为它是与垂辫、缠脚、吸鸦片一样必须打倒的封建“国粹”。这类观点，虽然有其勇于进取、敢于革新的一面，但也表现出了他们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他们全盘否定中国的戏曲遗产，泼洗澡水时连小孩也泼掉了。这种意见在当时的影响很大。
“五四”以前对于“旧剧”的另一派意见，认为“旧剧”应该“完全保存”。他们说：“中国旧戏，是中国历史和社会的产物，也是中国文学美术的结晶，可以完全保存。”
以上两种尖锐对立的观点，各执一端，在“五四”前夕争论得相当热闹，并影响到后来我国戏剧的发展。
现在，赵太侔等人又将中国传统戏剧捧为“国剧”，并打出了“国剧运动”的旗号，实行复古主义。戏剧系的“国剧”与“话剧”之争，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激烈地开展起来了。
张寒晖他们一群戏剧系的青年学生，是坚决反对“国剧运动”的。针对“国剧派”的保守观点，张寒晖当时在文章中指出：“现在是二十世纪！我们是现在的青年，将来的创造者，为戏剧的现在和将来、社会的现在和将来起见，绝不能由他们家天下，称孤道寡，叫什么“保存国粹”，“纯艺术”，任意摧残现代剧的嫩芽。”
然而“国剧派”也有他们的理由。他们说：“中国固有的文化是优秀的，我们要用中国的精神建筑起国剧来。话剧是从西洋贩来的货色，它决不能替代中国固有的戏剧艺术。”
“话剧派”驳斥说：“你们是一些历史光荣的盲目崇拜者，你们把中国一切文化都推尊为至高无上的艺术，口头上讲的是创造新的国剧，实际上则要整个儿搬出旧剧，而旧剧完全是一堆应该丢到坟墓里去的腐骸。只有先扫除旧剧才可以腾出地方给新剧生长。”
“国剧派”也针锋相对地予以争辩：“现在欧美的戏剧家，正在拼命探寻新的戏剧路数，他们还想从中国旧剧中得到新的启迪，正在眼巴巴地看着中国戏剧。中国旧剧给了他们很多灵感，我们自己为什么反要全数推翻？”
“话剧派”说：“西洋确有一帮专门称颂中国的坏蛋，把中国一切腐朽的东西都称为至宝，他们宁愿中国永远是一个半死不活的老古董，好供他们观摩赏玩。”
唇来舌往，枪来刀挡。争论双方的情绪都相当激烈，言词都相当尖刻，以至双方都不能冷静地考虑一下对方意见的合理部分。这场争论使得人数不多的戏剧系的教师、同学之间产生了不小的裂痕。
张寒晖是在“五四”运动的批判旧思潮的激流下开始投身新文艺，喜爱话剧艺术的，他是抱着攻研西洋话剧表演和理论的目的进戏剧系的。在这场“国剧’与“话剧’的论战中，他是站在“话剧派”一边的。
9五个人的小剧社
为了同“国剧派”作斗争，为了同从经济上、政治上压迫穷学生的黑暗势力作斗争，张寒晖他们深感有组织团体的必要。于是，他联合了戏剧系四个“穷得象耗子似的并受重重压迫的青年人”——左明、黄云谷、王瑞霖、常子英一一共同商议，酝酿组织一个戏剧团体。
暮春时节，北京的天气刚刚变得暖和了，古老的京城渐渐披上了绿装。中山公园里的白玉兰、芍药和月季花开得正盛，杨柳、松柏掩映着紫禁城。一九二六年五月五日，艺专戏剧的五个穷学生步行来到这里。他们无心观鱼赏花，径直走到公园的茶桌上一坐，清茶一盏，从容纵谈戏剧艺术，得出了以下一致的看法：现在是黑暗势力企图压垮我们的时候，是戏剧系“国字号”复古派想要消灭我们所要学习的新戏剧的时候，是富公子们压迫、排挤穷学生的时候。我们为了将来和现在的戏剧创造，为了集中实力奋斗起见，不能不造成我们的坚固的营垒，以与他们较个短长，比个真假。我们不能不有所组织，团结奋斗，铲去路上的一切障碍，向现代艺术方面走去。
成立剧社的意见统一了，这五个人立即又逐字商议起剧社的章程来。他们共同决定，要在剧社的宗旨里明确写进一条：“研究戏剧艺术以促成新社会”。还要写上：“以戏剧为终身职志”。
好了，重要问题都解决了。现在只剩下一件事：得定下这个小小剧社的名称。小孩已经出生了，总得给他起个名字吧！那也好办，现在我们是五个人，时间是五月，就叫它“五五剧社”！又是一致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