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人艺剧专”的优等生
小学毕业后，一九一六年张寒晖先入定县的直隶省立第九中学上学，后来又到保定考入高等师范学校附中。这时，已是“五四”运动前后，革命的思潮影响到各个方面，张寒晖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吸引下，开始练习写作白话诗，编、演新剧，表现出对新文艺的强烈爱好。
一九二二年，北京开办了一所“人艺戏剧专门学校”，这是我国最早采用西洋戏剧理论培养话剧人才的一个机构，由话剧艺术的热心提倡者蒲伯英掏钱筹办，并由他自己出任校长，从上海来的戏剧专家陈大悲任主要教员。鲁迅也曾担任过这个学校的校董。该校在短时间内编印过多种关于舞台艺术的讲义，组织过实习演出，培养了一些话剧运动的新人。
这时，正是直系军阀控制北京的时期。经过历年的军阀混战，北京这个数百年的古老帝国的都城，市场萧条，民生凋敝，一片荒凉。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严重地窒息着民族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鲁迅当年曾用下面的词句来刻划北京的状况：“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没有艺末，而且没有趣味，而且至于没有好奇心。”事物发展到完全绝望的境地，连好奇心都唤不起来了。北京啊！你曾被称为“天府”、“神京”，是世界文化的名城。你也曾是中国戏剧艺术的中心，在这方面你有过璀灿辉煌的历史——七百年前，戏剧大师关汉卿就在这里活动，写下了《窦娥冤》等不朽的名作。一百多年以前，又在这里形成了影响全国的大剧种京剧。现今，你的光荣的历史到哪里去了？
在北京荒凉寂寞的文场中，新的戏剧和音乐更是象压在石头底下的幼芽，受到传统观念的排斥，受着封建势力的压迫。戏剧和音乐，都是权贵们所不齿的东西。有句话说：“王八戏子吹鼓手”，可见搞戏剧和音乐的人，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是何等的低下！一般人家的父兄是决不让自己的子弟去学戏的。而痛下决心踏进戏剧门槛的青年学生，也往往因此而得罪了自己的父兄，被断绝了家庭关系，失掉了经济来源。
张寒晖正是在这样的舆论背景下考进“人艺剧专”的。一方面由于他已经对新的戏剧艺术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另一方面他也不怕家庭断绝他的经济来源，因为他的贫穷的家庭，自他上中学起就无法供给他学费了。他一直是靠着亲友的接济上的学。而“人艺剧专”不但管学生的衣、食、住，甚至还发给少量的零用钱。又能学艺，又管生活，这对无依无靠的穷学生张蓝璞来说，真是个求之不得的去处了。当他把这个事情同新婚的妻子邵锦萍商量时，邵锦萍不但鼓励他，而且支持他，于是他也就高兴地赴京了。
张寒晖满怀信心地报了名。入学考试的那天，蒲伯英和陈大悲坐在主考席上，轮流审视着前来投考的青年。在考堂上，张寒晖念了一首自己在高师附中上学时写的新诗，表演了一段他排演过的新剧《亡国恨》的片段，回答了蒲伯英和陈大悲当场提出的问题，然后，他被留在考堂上。
具有绅士风度的蒲伯英靠近个子不高，有点发胖的陈大悲，两人低声商量了几句，接着蒲伯英转向张寒晖说：
“张蓝璞，你被录取了。从明天起，你可以搬到这儿来上学。”
张寒晖满腔高兴，但他控制住了自己，没有让自己跳起来。他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和戏剧连在一起了。
“人艺剧专”的校名，是取自“为人生的艺术”这个艺术口号。这是当时进步的文艺团体“文学研究会”提出来的，也是他们所标定的艺术主张，是针对着唯美派文人的“为纯艺术的艺术”口号而发的。这在当时具有鲜明的反封建色彩。“为人生的艺术”的思想，在此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影响着张寒晖的艺术生活。
“人艺剧专”的教学和实习演出大大打开了张寒晖的眼界，那都是一些见所未见的新鲜事。张寒晖在保定上中学的时候，参加过学校的新剧组织，自己还试着编过新刷。那些戏与现在学习的这一套可大不相同：那时编剧，只要想一个大概的纲目，规定有几个角色．演出之前和各个角色大略说一说剧情梗概，不用排练，不必准备，一切靠“台上见”，靠演员在台上现编台词，即兴发挥。这种做法比之现在所学的一套，可显得太简陋了。
张寒晖在考入“人艺剧专”之前，他先在北京私立电工学校等处上过学。当时的北京学生，受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正在兴起一个学生戏剧运动——又称‘爱美的戏剧运动”——的高潮，各学校都有学生自己组织的业余剧团。燕京大学学生剧团有一位姓李的名角，专门擅长扮演忍气吞声，受灾遭难的小姐。他的拿手好戏是会哭，他的细微多变的哭声曾使北京许多观众为之倾倒，其中也包括了张寒晖。但拿这位“名角”的表演与现在张寒晖学到的戏剧表演理论相比，那也实在不能同日而语了！
陈大悲对剧专学生排戏的要求相当严格。他要每个演员都照剧本背熟自己的台词，根据剧情和人物性格设计自己的动作，掌握好上下场的衔接，反复地演习。同时，陈大悲还是一位化妆的专家，他提倡用油彩化妆，不同于文明戏的用水彩化妆。他自己精制的油彩条，色彩多达七八种，这给演员的化妆增加了真实感和艺术性。这一切，对张寒晖来说是多么富有吸引力啊！
张寒晖在“人艺剧专”主动地，勤各地学习，成为这个学校表演技术上的优等生。实习演出时，他曾在陈大悲的五幕剧《英雄与美人》，胡适的独幕剧《终身大事》中扮演女角。
男人演女角，这在今天的话剧界已经绝迹了，但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舞台上，还是极普遍的哩！你信不信？当时的北京军阀政府，还禁止戏台上男女合演呢。“男女授受不亲”，孔老夫子的封建遗教，在两千多年之后，仍有军阀为其后盾而予以执行。要打破男演女这一条违背自然的“法则”，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呢！
“人艺剧专”总算勇敢地在这方面冲破了一个小口子。
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九日，他们在北京新明剧场演出《英雄与美人》和《终身大事》时，就大胆地开了男女合演的先例。
他们之所以胆大妄为，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他们的校长与当时警厅的官员是老相识，事先打了招呼，送了戏票，走了很硬的“后门”，终于带了这么一个男女合演的头！警厅对此也就睁一眼，闭一眼，没有横加干涉，依法穷究。看采这个“后门”走得还是好的。要不然，男女同台的事情不知还得晚出现多少年！
《英雄与美人》是陈大悲的代表作，剧中共有两个女角，一个是年轻的女主角林雅琴，另一个是林雅琴的老仆人。在男女同台这个新事物刚刚出现的时候，女演员谁也不愿意扮老仆人或反面人物。于是，戏中的女仆人，只好由张寒晖来担当。张寒晖个子不高，嗓音较细，再加上他对老年妇女的动作有过细心的观察，因此很能胜任他的角色。
胡适的《终身大事》，可以说是我国现代戏剧史上第一个白话剧。该剧发表于“五四”运动的前夕，内容是反映青年人自由恋爱的，具有反封建和追求个性解放的进步意义。剧中人物田太太是个封建死脑瓜，她根据女儿的生辰八字和算命先生的胡言乱语，坚决阻挠女儿婚姻自主。这个顽固的田老太太，也是由张寒晖扮的。
张寒晖后来成为一位“誉满京城”的擅长饰演“妈妈”的演员，被同行们亲切地呼为“蓝璞老太婆”，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人艺剧专”虽然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所新型戏剧学校，但它没有得到教育当局的丝毫帮助，仅靠私人掏腰包创办。它在艰难困苦中挣扎了不到两年时间，就不得不关门停办。张寒晖从此又失学了。“人艺剧专”存在时间虽短，但它在中国话剧发展的初期，是有一定的历史贡献的。
5在“艺专”戏剧系
中国的新文艺在巨石底下艰难地成长着，顽强地生长着！
一九二五年六月，坐落在西京畿道的原北京美术专门学校改名为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并增设了音乐系和戏剧系，而且还挂上了堂堂皇皇的“国立”的头衔。在我国现代戏剧史上，这是第一次由国家机关主办的戏剧教育机构，也算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一向对戏剧嗤之以鼻的当局怎么改变了主意，忽然对戏剧事业垂青了呢？原来，“城头变幻大王旗”，这时北京的统治集团又换了人马。经过一九二四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军阀被赶跑了，段祺瑞在亲日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支持下，当上了“临时总执政”。这个忙于打内战，勤于勒索人民脂膏的军阀政府，生怕人家说它不懂时髦，也硬想装一下斯文，走马上任时也点了那么三把火。于是，一个小小的，设有美术、戏剧、音乐三系的“艺术专科学校”，就在这几把火中应运而生了。
由德国留学归来的萧友梅博土主持艺专的音乐系；从美国学戏剧回来的赵太侔和余上沅主持戏剧系。他们都试图把所学到的西方音乐、戏剧理论和实践移植到中国这块沙漠上来。拿萧友梅来说，他当时还担任着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的教务主任，又任北京女子大学音乐科的主任，一身而三任。这位精力充沛的博士，以德国式的严格的科学方法，一丝不苟，有条不紊地指导，安排着三所学校的全部音乐教学科目。他对学生严厉而热情，把全部的心血花在培养新一代的音乐人才上，急切地希望将来中国的音乐能在世界上占一席地位。由于萧博士坚韧不拔的努力，他从全国罗致了不少造诣精深的音乐教育人才集中到北京，因此也吸引了全国各地有志于学习音乐的青年到这里来求学，使得二十年代初期的北京，一时成为我国音乐活动的中心。
广东一个蛋民的儿子挟着一把小提琴，孑然一身漂流到北国，慕名而来投考了“艺专”音乐系。这位皮肤勋黑，目光炯炯的小伙子，在小提琴选科托诺夫先生班上拚命地用功。他就是后来成为我国伟大作曲家的冼星海。
张寒晖这时再次从家乡来北京，考上了“艺专”戏剧系，在余上沅、熊佛西等教授的指导下，勤备刻苦地学习表演，“剖开了我们这热情纯洁的心来爱戏剧。”他当时硅作梦也不会想到，后来他竟会去从事歌曲创作，并成为一位全国知名的歌曲作家。
冼星海和张寒晖，这两位对革命音乐作出了巨大贡献的艺术家都曾在北京艺专学习过，这实在是艺专的光荣和骄傲。
戏剧系比较注重学生在表演等方面能力的培养，但更重视培养学生成为戏剧运动的领袖人才。戏剧系经常进行实习公演，这使张寒晖有了更多的舞台演出机会。他们的布景和灯光，也较文明戏时代和“人艺剧专”时代又有了新的进步。
第一任主任赵太侔是一位舞台布景的专家，他创制了以布条做背景，再配以各种颜色的灯光，丰富了舞台层次，增强了艺术气氛。这在北京和全中国，当时都是第一次见到。后来这被戏剧界公认为是正统话剧和文明戏之间的重要的分界线。张寒晖在这里见到了更为广阔的戏剧天地，听到了赖因哈特、王尔德、戈登·克雷、梅特林克等一连串不同流派的新的戏剧大师的名字和他们的理论。热心追求戏剧艺术的张寒晖对这一切感到多么新鲜！
赵太侔任戏剧系主任不到一年就离开了，继由刚从美国学戏剧回来的熊佛西主持戏剧系。熊佛西在上任的时候，对张寒晖等十几位学生谈了他的理想和希望：“……我们戏剧系的主要目标是什么？是培养戏剧运动的领袖人才。戏剧系应该成为训练戏剧各方面专门人才的大本营，应该是新兴戏剧的实验中心。希望在你们中间，能出现表演的人才，装饰的人才，写剧的人才，批评的人才，研究的人才。总而言之，戏剧方面的人才都需要。不过最要紧的是，你们得有一个共同的资格：那便是领导的才干，是兼通戏剧各种技能与知识的全才。”这位新的系主任停住了讲话，一一看过十几位学生，想从他们的眼光和表情中找到回答。他接着说：
“中国向来轻视戏剧，民众鄙弃，学者不齿。因此，搞戏剧注定是要吃苦的。既然你们几位不怕社会的讥笑，不管亲友的责难而坚持学戏剧，那么，就让我们记住两个字：苦干。”
张寒晖记住了系主任的这一番教导。为了学习戏剧艺术的各种技能，他所吃的苦要比别人更多一些。
6一天五大枚的生活
张寒晖的确是剖开了他那纯洁热烈的心来爱戏剧的。为了戏剧艺术，他不避艰难，不计成败，一心一意去攀登。他在戏剧系学习时期生活之艰苦，是难以想象的。他仅靠亲友的一点微薄的接济和自己给报刊投稿维持最低的生活。张寒晖自己把这称为“患穷病”。当时，他住不起“艺专”的宿舍，只得和一位同乡同住在骡马市大街的直隶新馆。严冬，屋里生不起火，被褥又薄，半夜冻醒了，他们俩就起来在屋里摔跤，或到会馆的院子里去跑步，等身体发热了，再睡一会儿。到凌晨又被冻醒了，他就索性起来，摸黑跑到学校去。
因此，在从骡马市大街通往西京畿道的长长的宣武门大街上，经常有一个瘦瘦的青年，踏着昏暗稀疏的街灯，顶着呼啸着的凛冽的西北风，在那里慢跑着。他穿着旧棉袍，裹着旧围巾，边跑还边哼着秧歌词；
山上青松山下花，
花笑青松不如它，
有朝一日严霜降，
光显青松不显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