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乐》的构思早在一九三七年秋天就开始了。当时抗战初起，我党关于“发展抗日的游击战争”的军事路线已经提出。张寒晖在率《斧头剧团》去陕南演出之前，为了配合全民游击战争的宣传，他已开始创作《游击乐》一歌，直到一九三八年夏，才最后定稿，其间经过了半年的琢磨和修改。
《游击乐》是为中条山抗日武装而创作的。张寒晖本人虽然没有去那里打过游击，但他的学生中，他参与组织的救亡团体中，有不少进步青年被选送去参加了中条山的抗日武装，这些同志与张寒晖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和接触，使他能够具体了解抗日游击战士的战斗生活。他从地下党的文件中也反复学习到我党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这就是他创作《游击乐》的思想和生活基础。
张寒晖给歌曲取名《游击乐》，他是集中笔墨从“乐”字上面做文章的。歌曲着力从两个方面来刻划音乐形象，即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和游击战士乐天的性格。
《游击乐》的结构为二部曲式。第一段4/4节拍，着意表现游击健儿乐观豪迈的精神面貌，雄健中进出话泼的性格。第二段为2/4节拍，生动地刻划了游击队神出鬼没的战斗和取得战斗胜利后自豪欢乐的情绪。
歌曲最后“一、二，三，四！”的呼喊，使战斗的生活气息油然而生。
由于《游击乐》生动的生活气息和民族化，群众化的风格，当它传到中条山之后，立即就在战士们和游击队中间传唱开了。后来它还广泛流传在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的战士中间。从此，《游击乐》成为张寒晖歌曲宝库中的突出珍品，它也是反映我国抗日战争的优秀游击队歌曲之一。
云遮雾障，炮火连天的中条山区，广泛流传着抗日小英雄刘拴的故事。这位年仅十三岁的战士，在战斗中机警灵活，有一次，他只用一颗手榴弹，就炸死了侵略军的首领。
关于小刘拴的传奇性的故事，也深深吸引和感动了张寒晖，并激发他谱写了《小刘栓》这首歌曲。
这是一首民歌风的儿童歌曲，曲调流畅，情绪开朗，主要旋律在歌曲中不断反复出现，热情地歌颂了机智勇敢的抗日小英雄。“七不龙冬采”衬词的采用，更增加了歌曲括泼的气氛。
位于东大街菊花园的黎明补习班，是一所专为没有考上中学的学生补习功课而设立的私立学校。学校的规模不大，但教员中有些进步的力量。张寒晖被教育厅解聘以后，便转到这里来教书。
一进补习班的院门，迎面有一大间房子，那是国民党的保公所。绕过保公所，才是补习班的教室，办公室和学生宿舍。张寒晖在这里沉着、机智地与反动派进行斗争，启发青年学生的爱国思想。
上国文课时，张寒晖不忙于给学生讲课，而是先在黑板上画画，不一会，一幅农村风景图出现在学生们的眼前。原来，今天要讲的课文就是农村风光。他结合着图画来讲课，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张寒晖又借题发挥，他从农村风光引发开去，讲到当时农民的痛苦生活。他透过教室的窗户，看到对面保公所的大门正锁着，知道里面那群成天打牌作乐的保镖、特务们都外出执行任务去了，就压低了嗓门对同学们讲：“由于国民政府的消极抗战，现在我们的大片农村，城镇已被日本鬼子占领，农民们有的离乡背井，逃离了自己世代居住的家园，过着痛苦的流浪生活。有的没有选出来的，就受着敌人的蹂躏，受着伪保长的欺压。这些保长只知道搂钱，群众对他们非常痛恨。”张寒晖再次扭头看看保公所的大锁，接着说，‘大家都编了顺口溜来骂他们，什么“生下娃是老蒋的，挣下钱是保长的”。尤其是那些投靠鬼子当了汉奸的伪保长，那真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瞎透了！”他讲这些民间土语时，陕西方言说得非常地道。
通过张寒晖课上课下的教育，补习班上的许多学生在思想上都有了进步。当一九三八年底张寒晖随竞存中学转移凤翔时，黎明补习班也有好几位同学一起跟张老师去凤翔了。
33为老百姓办报
一九三七年十月间，李敷仁在西安邀集张寒晖和“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里的一些同志，共同筹办了一份《老百姓》报。筹备会议就是在二中开的。会上，张寒晖说：
“咱们专为老百姓办报！”当商定报纸名称的时候，大家一共提了七八个名字，一时决定不下。这时李敷仁讲话了：
“在这西安和西北，国民党包办了几十种报纸，上面谎话连篇，每天在欺骗老百姓，它们成了压制老百姓的工具，咱们的报纸要成为老百姓的喉舌，专门说老百姓想说的话。所以我提议就叫《老百姓》。”大多数人都同意了他的意见。
在李敷仁、张寒晖等志愿参加者的惨淡经营之下，《老百姓》的创刊号于十一月十二日问世了。这是一份独具特色的小报，报头上印有“老百姓”三个大字，它在内容、形式上都具有着“老百姓”的特点。《老百姓》的“编者启事”中写道：“我们是几个在业和失业的教员，拿自己课余的时间，剩下的金钱，和一点低能的精力，来办这个《老百姓》，完全为了“唤起民众”来打日本，建立新中国……大家苦愁，大家作文，大家看，大家乐，大家行。”
张寒晖在总结《老百姓》的内容，形式的特点时写道，“用老百姓的话，说出老百姓的苦憋，并且把天下大势、国内军政也说给老百姓听，这是我们的内容：报纸杂志化，杂志报纸化，敢谣谚语，鼓词儿，梆子腔，新诗老文章都有，这就是我们的形式。”《百姓》根据“宣传抗战，反对投降”的宗旨，大量报导了八路军英勇杀敌的消息，又连续刊登朱德等革命将领的斗争事迹，用事实驳斥了官方对于八路军的诬蔑和攻击。此外，《老百姓》报上还经常发表辛辣的讽刺文章，来揭露反动派的腐败政策，鞭笞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广大老百姓看到。听到这些文章，无不拍手称快。
《老百姓》报是以讲老实话取胜的，正如李敷仁所说的：
“报纸最紧要的一点，是讲老实话，老实话最能感动人。”
因此，《老百姓》成了反动政府的眼中钉，反动派不断企图收买它，控制它，分化它。它的编辑者和写稿人，受尽了反动派的迫害。
《老百姓》报受到了普通百姓的真正欢迎。老乡们把新出版的《老百姓》报贴在村头的高墙上，经常围满了看报和听读报的人，人们念着、听着，还常常就一些他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老百姓》报曾发行到陕西、甘肃、山西、河南等十余个省分，甚至还有苏联、匈牙利、英国、法国等外国订户。城市的洋车夫，农村的童养媳等都拾《老百姓》寄来稿件，诉说他们遭受的苦难，请《老百姓》报为他们说话、申冤。
《老百姓》报的主笔李敷仁勇敢地面对白色恐怖，坚持为老百姓代言。他常常在假期身穿农民服装下乡活动，和庄稼人蹲在一起，接过农民的旱烟袋，大口抽着烟。亲切地与他们交谈着，了解农民的苦情，倾听他们的控诉。李敷仁所写的文章短小泼辣，针针见血，句句说在大众的心坎上。李敷仁的作风和文风，都对张寒晖有着深刻的影响。他们两人在共同的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李敷仁曾多次写诗赠张寒晖，诗中写道：“滔滔天下，几何知音？”张寒晖也在一首题为《锄地》的答诗中写道：“日暴地生烟，农夫满陌阡，健臂锄头舞，斩草育丰年。”这首诗表现了张寒晖勤奋踏实的苦干精神和对光明前途的坚定信念。
《老百姓》报上，经常登载张寒晖用通俗语言写的文艺作品，如歌曲《去当兵》、鼓词《金娘缝军装》等。他的长篇唱词《冷头青抗战》，连载在《老百姓》一九三八年九月、十月各期上。这篇快书形式的作品，描写了一个外号“冷头青”的农村青年，他从小娇生惯养，游手好闲，不懂什么叫“抗日”和“爱国”，一天他的姐姐（北平学生爱国运动的积极分子）从北平回来，经过姐姐对他的耐心细致的宣传讲解，冷头青终于明白了抗日爱国的道理，决心上前线去，“不杀倭奴不为人！不胜倭奴不回还。”
《遗臭万年歌》（载《老百姓》一九三八年十月廿四日）是揭露日本军阀滔天罪恶的。歌中也表达了陕西人民抗日的决心：“咱们老陕，一千多万，南凭秦岭，北靠北山，东守黄河，紧锁潼关。手拉着手，肩靠着肩，一条肉城，一条铁链。……”
张寒晖与《老百姓》报的关系，一直延续到他离开西安去凤翔之后。当后来《老百姓》因缺乏纸张发生困难的时候，张寒晖在凤翔发明了用麦秸造的带有淡红、淡黄或淡蓝等颜色的土报纸，给《老百姓》解决了严重的困难。他在《老百姓》报的工作，也使他在掌握陕西方言土语方面有了提高和进步。张寒晖到凤翔之后，他还为李敷仁作词的《庄稼汉抗战三部曲》谱了曲（完成了两部）。这部以陕西农民土语创作的歌曲，也曾在群众中流传过。
34会见洗星海
一九三八年十月，著名作曲家冼星海和他新婚不久的夫人，来到了西安。他们是在去延安的途中路经这里。因等侯去延安的交通，在西安逗留了将近一个月。
冼星海是从武汉秘密前来的。此前他在政治部第三厅与张曙等一起负责音乐工作。他们在那里创作了大批优秀歌曲，推动武汉三镇展开起轰轰烈烈的群众歌咏运动。但是，他们的工作受到了反动当局的严密的限制，国民党政府对进步歌咏运动建立了堪称世界上最完整的审查制度，审视每一首救亡歌曲，监视每一项救亡歌咏活动，甚至连“救亡”二字都不准用。他们经常无理地删改冼星海的作品，禁止演唱，出版他的歌曲，解散冼星海、张曙等人辛辛苦苦组织起来的抗战歌咏团体。冼里海在那里工作很不自由，心情极不舒畅。十月初。日军加紧进逼武双，“兰厅”由武汉迁往长沙。这时，冼星海没有随“三厅”一同撤走，他接受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聘请，秘密向延安进发，决心到延安去寻找能让自己自由创作的环境。他所乘坐的火车，冒着敌机轰炸，过鸡公山，经驻马店，由郑州转向洛阳，在过潼关的时候，黄河北岸的日军用炮火封锁铁路线，他们的火车在午夜间开足了马力，象闪电一样闯过了潼关，于十月四日早晨到了西安。
在冼星海暂住的通济坊金城旅馆四十六号房间内，张寒晖和西安文艺界的进步人士相继来访。现在，这两位为中国人民创作出优秀歌曲的民族歌手，在这里聚会了。
“哦！老同学，在这里见到你真是高兴！”冼星海张开双手有力地握着张寒晖的手，吐出一口广东音：“没有想到，你这位北京艺专戏剧系的高才生，也干起作曲这一行来了。”
“是啊，我这叫不务正业，胡乱编了几首小歌，正想向你这位大作曲家请教呢。”张寒晖兼开玩笑兼认真地答道。
“哪里！倒是我该请你指教。”冼里海告诉张寒晖：
“去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我随救亡演剧队第二队离上海到内地宣传，九月间到达开封。在河南大学召开的一次救亡歌咏大会上，我第一次听到平津流亡同学歌咏队演唱的《松花江上》，这群衣衫槛楼的青年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唱着歌，一下子把我——当然，也包括所有的听众——抓住了。
我马上去向他们这首歌是谁作的，他们说是从东北流亡学生那里学会的，不知道作者是谁。我一直在寻找、打听这首歌曲的作者。这次到了西安，才知道原来是张寒晖的大作。
而这个张寒晖呢，就是我的老同学张蓝璞。哈哈！看来这个世界真的并不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