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无论“革命”前、“革命”中还是“革命”后，人们无法逃避心理竞争，从而也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阻止人们尽力去追求稀缺资源，去追求可以让自己在社会上的价值排序能够得到提升的东西，甚至仅仅去表现自己可以表现的东西，以寻求心理上的优势。换言之，“革命”只可能铲除与心理竞争关系不大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可以包括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甚至社会制度，而根本不能铲除与心理竞争对应的那些东西，比如一个决定了价值排序的等级秩序。倒不如说，至今没有一场“革命”做到这一点：改变的不仅仅是“谁来玩？怎样玩？”，而是“有没有人玩别人这种现象？”。人类几千年来，经历无数改朝换代，至今仍然无法避免一个等级秩序对人的存在进行价值上的排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看起来在很多方面对立，但在尽力让自己的价值排序得到提升这一点是很一致的。
换言之，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具有精神上的同构性，他们在对等级秩序的维护上具有“共同语言”。经常看到的情况是：一个雇员可能会去恨一个老板，但是，他实际上恨的并不是老板，而是自己没有机会当老板；除非他已彻底绝望，否则他不会真的去恨那个让人有老板和雇员之别的制度。而如果有人要打烂这个制度的话，他有可能比老板更英勇地跳出来维护这个制度，因为尽管他现在被人剥削，但只要制度不改变，他还有机会去剥削别人。如果他彻底绝望，渴望打烂这个制度，他也只是希望打烂这个特定的由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的制度，而不是人可以剥削别人的制度，否则，他就彻底没有机会体验一下剥削别人的滋味，以补偿自己被人剥削的耻辱了。
当然，也不能排除受虐的心理冲动对此的反应：雇员在受虐于老板时，为了维护自己的心理生存，必须把老板对他的施虐合理化，进而也把让老板得以施虐的那个制度合理化，而如果否定这个制度，则无异于是对他的一种否定，这在他心理上是无法接受的。在这个过程中，老板对这个制度的维护自不必说，为了能成功地利用这个制度施虐，他既会论证这个制度的合理性，将雇员受虐的命运只归结于他没本事，而且会确立他对雇员施虐行为本身的合理性。在心理竞争中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走到了一起：前者想尽办法维护这个给他们以炫耀自己的存在价值和施虐的现实，而后者则不会放弃可以用来补偿现实耻辱的未来的希望。
很多理想主义者常常只看到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现实中的对立，而看不到他们在精神上的同构性；只看到他们的相互仇视，而看不到他们在心理竞争中对权力、财富、支配别人等共有的渴望，看不到他们其实都是一个等级秩序的“同路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让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走到一起的东西很多，比如“爱国主义”，但即使没有这些东西，只要有心理竞争，他们也会走到一起。
可以看到，在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对稀缺资源、对心理优势的热衷中，心理竞争已遭到编码，克服凌乱的无序状态而模式化、机制化，并对应于社会的结构和等级秩序。心理竞争并没有“社会历史性”，但在特定社会中，它的表现方式，也即游戏内容为何，怎样才算是不违反游戏规则，都有一些或隐或显的标准。
在弗洛姆看来，有一个真相是：一个社会必须培养一种能够与它对应的思维模式和社会性格，人们必须“想他所应该想，做他所应该做”。同理，心理竞争也必须符合一个社会的期待，即不能冲撞这个社会的等级秩序，而只能强化它的逻辑。
在这种意义上，能够让心理竞争更活跃的需要、欲望和愿望都必须予以合法化。一个将权力、财富奉为价值的社会最害怕的不是下等人在一个被大家所认可的游戏规则中也参与对权力、财富的争夺，而恰恰是大多数人破坏这个游戏规则，或者对权力、财富毫无兴趣。如果说破坏了游戏规则，大不了惩罚破坏者而已，但大多数人如果对权力、财富不感兴趣，这个游戏就可能玩不下去。
反过来说，如果大多数人对权力、财富都有兴趣，那么，不管他们身份为何，处境为何，他们都是心理竞争这个游戏的参与者，都是等级秩序的维护者。
游戏能玩下去吗？
在弗洛姆看来，“占有”和“存在”的生存方式的区别从有私有制开始。卢梭也在其《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放大这样的论调：“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
在他们看来，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与世界是和谐的。在某些方面这的确不假，不过心理竞争这个游戏的开局并非从私有制产生开始，而恰恰是从人有“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分野开始。在上面已说过，人存在的“主体-客体二元结构”使人形成了一种借他和外界的区分、对比来证明或凸显自己的存在的“存在性冲动”。
由于人与人之间相比具有更多的属性，这种区分和对比当然发生在人与人之间才有意义。因此，即使是在毫无“所有权”观念的原始社会，心理竞争的游戏也开始玩了，只是还处于朦胧的状态。虽然穿得极端简陋，但原始人也不会忘记用花花草草把自己打扮得更炫目一些，以此吸引异性或在同性面前炫耀--这一点和当今穿衣打扮的“时尚”并没有本质区别。
从逻辑上讲，一个越与世界和谐的人，一个对其“自我”越有体验、越不与世界冲突的人，比一个“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分裂得很彻底、其“自我”更多是“社会自我”的人，对心理竞争更没有兴趣。
因此，历史的发展只能让人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随着从古到今人类的“自我”越来越变成“社会自我”，人类的历史构成了一个心理竞争不断加剧的过程。由于现代社会比之古代社会，人的“自我”更多的是一种“社会自我”，随着社会的不停变动，它更像是建立在沙滩上的房子，常常陷入风雨飘摇之中。
因此，每个人的语言和行为都可以给另一个人的心理以强烈的刺激，他必须做出反应，必须在一种比较机制和比较领域中否认自己处于较低层次。而人为维护自己的心理优势就必须紧跟社会的步伐，因此疲于奔命，心理竞争的剧烈使人的心理结构越加畸形。现代人普遍感到“有压力”“不堪承受”，焦虑、强迫等神经症甚至精神病频发，就是心理竞争已很惨烈的一个反映。
在这个时代，看不出心理竞争有停下来的迹象，因此我们不由得想问：是什么让这个游戏能够玩下去？
我们看到，出家人、疯子不会玩这样的游戏，但他们只是少数，不会影响这个游戏，而想让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都像出家人那样看穿世界的幻象，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出家人、疯子对权力、财富等压根就无动于衷，他们并不认可给资源、物品等进行价值排序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念。
因此，维持这个游戏的是这样的一个规则：保持资源的稀缺性，并使它拥有一种与人的身份、地位、品位、档次等对应的价值属性；或者，当某种资源、物品不再稀缺时，将其某种属性从其使用中独立出来，予以稀缺化。很显然，权力、名气、金钱等东西是人人追逐的稀缺资源，是因为背后对应着阶级、阶层的分化。
正是因为拥有它们的人只是极少数，所以它们才能让人与人之间做出对比，区分这个人和那个人，才有价值，才值得去争去抢。
某种款式的服装刚出来的时候，穿它的人主要是社会上的强势群体，那么其价值无可怀疑。但只要它普及化和大众化，马上就会贬值。当一件服装从城里流行到农村时，哪位城里人还觉得穿它出来很有派头？而一件几十元钱、连贫苦农民都穿得起的、一开始就对应一种低下的地位的衣服又能有什么价值？可以看到，一大众化，即某种东西已在社会的价值排序中偏低，玩心理竞争的游戏就没有意义了，这种物品在开始只是强势群体享用时所曾经激起的狂热将复归平静。要继续玩这个游戏，就必须开发另一个属性，使其成为稀缺资源。比如名牌，尽管它也可能是大众消费品，但在同类物品中，由于它的名气使它成为稀缺资源，对它的消费同样是一种有价值的象征。
严格来讲，破除了政治垄断和经济垄断的现代社会的心理竞争的玩法和前现代的世袭社会，或者现代的专制社会的玩法有些不一样。
前者至少有某种形式可以让人们认可这样的观念：心理竞争中的失败者只能怪自己，怪不了别人，因为其失败主要是他自己“无能”的结果。心理竞争驱使人去追逐权力、地位、金钱等稀缺资源，但是在世袭制的前现代社会和专制社会，很多稀缺资源是制度性地由某些社会集团垄断的，这带来两方面的后果：一、稀缺资源无法在形式上客观地对每一个人都具有意义，从而影响人们对统治和制度的认同；二、人们在心理竞争中的失败，因没有一个公平的形式，自然而然地会把账算到制度的头上，制度和垄断稀缺资源的社会集团必须对此承担责任，怨恨有一个明确的指向对象。
而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崇奉市场经济的民主社会，制度在形式上保证稀缺资源向每一个人开放，无论在政治还是在经济领域，有一个公平的形式让人们去进行竞争。它维持资源的稀缺性，但告诉每个人，连穷孩子都可能当上总统，穷光蛋可以变成亿万富翁，关键在于你自己的努力。
这样，这种心理竞争的游戏原则上可以在很多领域展开，并且不排斥任何人。大家都有了“共识”，都“同意”这个游戏规则。尽管谁都知道能够享有稀缺资源的人只是极少数，但似乎大家都有机会。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中，失败者能怪谁呢？他又如何能够怪“市场规律”呢？
可以看到，仅仅从心理竞争的角度考察，前现代社会和专制社会也不可能不被冲垮。任何一个社会的制度从长远来讲都很难与心理竞争的强大动力对着干，它必须利用一个公平的形式来引导人们的心理能量，使其不朝自己发泄。
既然心理竞争是全民性的，那么，稀缺资源从逻辑上讲也应该破除垄断，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它应该有一个允许下层人士通过某种形式流动到上层，获得某些稀缺资源的形式和通道--这样，心理竞争才不致固化成一个上层社会对下层社会进行单向侮辱而使下层社会将耻辱归咎于上层社会和制度的游戏。无可怀疑，在人们的心理和精神问题频发的现代社会，心理上的风险非常容易转化为社会的风险，这对社会公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心理竞争不仅可以冲垮与其动力机制对立的社会制度，而且还能让某种试图与其对着干的经济体制“改邪归正”。所谓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明显就没有考虑到人的“占有”渴望，不管人们对那种“大家的”理想曾经是何等的向往，骨子里人们并没有忘记尽力让自己在他人面前“档次”高一些。一旦理想主义的狂热过后，心理竞争的逻辑就会像瘟疫一样扩散，就一定要分个“你的”“我的”，也一定想办法把“大家的”变成“我的”。
这并不是说人只有这种存在方式，而是深刻说明，经历过几千年的洗脑，现有的社会结构使很多人的确想象不出还有一种不分“你”“我”
的存在方式，并从内心里对它真正进行认同。与此相反，“自由市场经济”似乎很能洞悉人的心理秘密，只要不违反游戏规则，它放手让人去争去抢，去尽力表现他们的“成功”，并对这一切加以合法化。
它看到，在人类社会，有很多资源是稀缺的，而它们的力量使它们最能激发起人争夺的热情。而即使事实上有的资源并不太算是稀缺，但它在观念上也稀缺或是可以变成稀缺，最关键的就是去呼唤起这种稀缺性，然后提供这些资源。一个社会的运作机制越是与心理竞争的动力机制相契合，其运转就越好，也越快，反之则必然出现问题。
不过很多事情往往都富有讽刺意味，当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突然停止，或仅仅是转得慢一些时，危机就来了，因为在心理上，人们已无法适应不转或转得慢的状态。但如果心理竞争和一个社会都丧失了“刹车装置”，前面是天堂还是悬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