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现代性主宰下的社会，尤其是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共同体的瓦解，使人们就是一堆相互离散的社会原子。个人，不得不以一个孤立的自我去面对陌生而危险的世界。这些社会原子，通过契约，重新去与别人结合，通过利益，去维系社会关系，但这些都是原子与原子的关系。他没有了共同体的庇护，作为一种心理保护，便放大他的“自我”，因为他只能抓住这一唯一能抓住的东西。
鬼神世界的消失，以及共同体生活的消失，使一个人的世俗生活还原成衣食住行，生活中的戏剧性元素还有仪式感荡然无存，只能靠看小说看煽情电视剧追星旅游在咖啡馆里装13等等来补偿。但所有这些，都无法挽救他没有一个共同体在精神上可以栖息，使日常生活具有戏剧元素、和一个不变的世界牢固结合在一起的命运也不复存在。他终要面对渺小无力的自我。
正因为如此，人们具有了一种忘记孤立的自我，去参与某种具有戏剧性元素的活动的先验渴望。
有几种情况：如果生活不受影响，人们想到的只是去参与各种对秩序没有冲击的活动；当生活中有不满，郁闷，渴望就已经升级，他们希望社会能“乱”一下，但不能“乱”到打破生活秩序；而如果在心理上变成一个失意者，事情就起变化了，他们将容易变成群体性事件甚至暴力革命的忠实粉丝。
这是现代性条件下的问题，相当于是心理上的背景。群体性事件当然更有现实的体制和社会背景，是各种不公平、腐败、权力的施虐、政策对某些人的掠夺，等等，刺激、强化了人们对具有戏剧性元素，且能获得力量感，能发泄破坏性的活动的渴望。对此，中国人已经非常熟悉。
一点都不奇怪，一场群体性事件，最先引燃导火索的，不一定是当事人，而可能是旁观者。而如果发生一次围攻政府机构的事件，在一些人去围攻时，一定有人趁机去打砸商店。
你有公信力点，让我相信你，你文明点，让我配合你，你讲道理点，让我和你谈。
回到前面的问题，为什么说现在只是具备了群体性事件的心理基础和现实基础呢？
看一下美国政治心理学家霍弗的揭示。按他的说法，一个“群众运动”
（可以变成“暴力革命”）要发生，有几个条件，一是社会中普遍有烦闷感；二是失意者们感觉到他们的自我已经一败涂地，无可挽救，只有砸烂现在才能救赎自己；三是有具有领袖气质的狂热者的出现。
霍弗看得很准，虽然他的思维习惯就是不去解释。但可以确认：今天的中国，还没有群众运动（暴力革命）的土壤。
很容易就能看清，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社会情绪和社会心态都有过度反应的倾向。比如不信任政府机构，抗拒城管野蛮执法，抗拒强拆中的过激反应等，不必往“对抗”上联想。人们之所以这样，其实是一种弱者心态，是面对具有单边优势的一方时，在心理上、行动上主动防御的表现。
尤为重要的是，一个弱者在这样的社会场景中展示其弱者心态，正是他只是打算这样来“表达”的一种暴露。内心的声音不过是“你有公信力点，让我相信你，你文明点，让我配合你，你讲道理点，让我和你谈”罢了。
不安、焦虑、狂躁、愤恨、恐惧等社会情绪，还有失意感、挫败感、丧失确定性感、被迫害感的社会心态，同样不是看上去那么可怕，如果不再激化它们的话。
就心理上而言，情绪、心态是受到刺激后一个人在心理上保护自己的结果。它们表现出来了，也就表明，一个人是希望消除这些不良情绪、心态所产生的条件，而非不依不饶要去干什么。同时，这些情绪和心态也表明，他还处于受到刺激后心理受伤的阶段，而非绝望的阶段。咬人的狗是不叫的。一个因绝望而想要做什么的人，不会再有这些情绪和心态。
因此，这些情绪和社会心态，只是支持发泄，而发泄是短时的，影响注定也有限，发泄过后，一个人就会收手，因为没有心理能量支撑了，除非蓄积心理能量下一次再来。
现实也恰恰如此。改革开放30多年，无论现在怎么贫富悬殊、不公平，人们起码是享受到了它的好处的。多数人再失意，他的自我、生活确实并没有坏到一塌糊涂，对于改变命运，改变处境，仍怀有希望。也就是说，骨子里，人们对于现在有着眷恋。
另外，未来是不确定的，谁知道会更好还是更坏呢？也许坏得一塌糊涂也说不定。
在这种情况下，对现在骨子里有着眷恋的人们，虽然渴望发泄，渴望有一个具有戏剧性元素的事件让自己参与，但在内心里，他会无意识地阻止自己，以避免把事情闹到不可收拾。砸烂了现在，在暴力革命下，他等于抛弃了熟悉和眷恋的世俗生活，等于全面抛弃他尚珍视的自我，面对的将是无序化的恐惧，首先他自己都不会答应。
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群体性事件从发生到消除，除非不断地刺激，否则人群闹一下就散了。这不仅仅是维稳力量的强大，还在于，一个人参与群体性事件，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疗伤，他并不是抱着砸烂现在的目的而来。
还不仅仅如此。一系列的报复社会事件，也在从反面表明，即使一个人的自我已经无可挽回地败坏，即成为彻头彻尾的失意者，他也只是要拖着别人，尤其是容易下手的弱者和他一起玩完。无论是郑民生屠童，还是陈水总纵火，皆是如此。
和那些容易参与群体行动，骨子里却并不想砸烂现在的人不同，郑民生、陈水总等人从心理上最容易成为砸烂“现在”的坚定信徒，但他们对参与一个群体去行动并无意识和兴趣。既然现在只是具备了群体性事件的心理和现实基础，那么，假如要发生暴力革命，需要哪些条件呢？至少需要这样一个条件：召魂机制。第一，它要把未来确定化；第二，像霍弗所讲的，还要把未来拉近、美化，有一套教义信誓旦旦地告诉人们，你只要砸烂了现在，马上就可以进入那个美好的天堂了。这样现在不仅无法忍受，而且真没什么好眷恋的--问题在于，在中国的现实中，不可能有这样的教义去发挥它的功能。
理解现实--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是必要的。而理解是为了改善。无论是社会情绪、社会心态，还是群体性事件，都是解铃还须系铃人，责任主体是政府和整个社会。
3.人类“变狠游戏”的心理分析
悲剧性的命运
在这个世界上，没参与过心理竞争这个游戏的人恐怕不多。不夸张地说，除了早已“跳出三界外”的隐修者、意识混沌一片的疯子等少数人，任何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人都逃避不了这个游戏。
在现实生活中，心理竞争可谓泛滥成灾。人们在消费上竞相攀比，唯恐自己穿的用的没别人的有档次；当一种流行被大众所效仿时即迅速贬低，人们必须开发新的款式和方式；日常交往中，人们尽力维持一种体面，力图让自己的寒酸不见诸于世；在发生各种联系时，人们努力让自己的行为和语言符合社会公认的标准，免得被人视为怪物。无论是工作、学习、玩乐，人们都在暗暗较劲，不甘人后；而打架骂娘，相互贬损，目的都是在心理上占赢头。
心理竞争不仅发生于行为范畴，也发生于观念范畴，可以这样说，文化与文化之间在价值上的比较，民族与民族之间各自对民族图腾的神圣化，国与国之间在各方面的较劲，都是心理竞争的反映。甚至连文人学者的论争也有很明显的心理竞争色彩，观点的较量常常被转化为存在价值上的较量而发生心理竞争。人们在争论时常常不理性，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此。
心理竞争这个游戏老少皆宜，是一个全民参与的热门行当。从理论上讲，当一个人在大约三四岁有初步的“我”的意识时，就被卷入了游戏中。这个游戏贯穿于人的一生，至死方休。游戏内容可以随着社会结构的改变而改变，游戏规则却很难改变，或者说起“王牌”作用的那个核心规则几乎无法撼动。人类可以把地球搞得乌烟瘴气，但作为一种高级动物和一个社会人，他只能乖乖地被一些生物本能和社会本能驱动而运转。
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人在“自我”的房子里都不是自己的主人那样，在心理竞争这个游戏中，人也不是主动者。即使能在游戏中胜出，也被游戏规则牵着鼻子走。
何谓心理竞争？简单地说就是人与人之间在心理上的相互较量，其目的是保证自己在心理上处于优势。它和竞争心理表达的不是一个意思，后者竞争的不是“心理”，而是一些被人奉为价值的东西，比如职位，但竞争后果可以在心理上反映出来。它也不是心理博弈，心理博弈主要是一种达到某种目的的策略，它只是表现了对心理规律的利用，与心理竞争不是一回事。心理竞争也不能顾名思义理解为是对心理的竞争，而是对心理优势的争夺，这种心理优势对应着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档次、品位等--它们在一个给价值进行排序、使价值呈现等级特征的社会中，说明了这个人的价值。进行心理竞争的目的，就是为了在价值排序上尽力往上攀登。
弗洛姆曾运用“心理生存”这个概念来说明人类诸多变态行为背后的深层动机。正如人在生理上要活一样，在心理上也必须活，所谓的自尊、面子等，不过就是要谋求心理生存的通俗表达。一旦一个人在比较机制的驱动下在一个比较领域或结构中被证明自己没有能力、地位、金钱、品位、礼貌等，他的存在价值就会遭到否定，他就有一种强烈的挫败感，在心理上就很难生存。
人们之所以要在心理竞争中获取心理优势，就是因为心理劣势的处境将让他不堪承受。故而，人生下来，就像是被投入了一场在他人面前显示自己有价值，至少也是在和比自己更惨的人相比有价值的战斗中。在很多时候，除非他在心理上能成功地制造幻觉，才能确认自己的价值，否则这种价值必须通过外在的证明，即通过对社会物品、社会资源的占有与他人进行比较。
人的社会行为的背后可以找到心理上的动机，但心理上的动机来自何方？它只是一套生而具有的“本能装置”吗？如果“本能”不是在生物学的意义上，而是在哲学层面上，即在人的存在本体论层面上的“存在性冲动”来理解，那么这种表达不算是一种谬误。很多不堪承受生活中的痛苦的人都对猪艳羡不已，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猪没有那种感受痛苦的意识机制。它的存在是与世界自在地同一的，其存在结构已被嵌进了世界的存在中，它就是世界中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已被规定好了的存在，其“存在性冲动”只是生物本能。所以，其痛苦只是生理上的痛苦，而谈不上有“心理上的痛苦”。而人则不一样，一方面他是动物，逃避不了生物本能的主宰，但另一方面，他又有意识，对世界具有一种超越性和反思性，即他不仅仅是世界的一部分，同时世界也是他的对象，世界也会成为其存在的一部分。这使得其存在挣脱了那种与世界的自在同一，摆脱了被规定的命运。用一个比喻来界说，人的存在在世界上的位置，介于动物和神仙之间，他摆脱了动物的被规定性，但其意识上的超越性根本不能导致他在生理结构上摆脱动物性而达致神仙的那种超越性。他从动物状态出发，向神仙的存在进军，但永远到达不了神仙居住的地方。因此，他既摆脱了与世界的自在同一，也根本不可能达到与世界的和谐统一，他只是一个弗洛姆、舍勒等人所说的“宇宙的畸形儿”。
这样的一个“宇宙畸形儿”的存在最大的一个本体论特征就是存在意识的分裂――即“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分裂。这种分裂预先决定了人对“自我”的确认离不开一个外在的对象：人对“我”的意识。
即使不是通过与外界的对比，也是通过外界所提供的诸多材料、信息、符号参照来进行。猪与世界的存在合二为一，它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不是“主体”，没有“主体-客体”这一结构，而人的存在结构却具有鲜明的“主客二元结构”的特征。即，他的存在依赖于一种对自身的确认并指向外界。这是一种弗洛姆所说的“方向性结构”：没有一个方向，人就会找不着北。当人因其“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的出现而被从世界中剥离后，其存在就丧失了确定性和附着感，他只有依赖于“主客二元结构”才能将自身与世界联系起来。在这种联系中，“主客二元结构”被加以秩序化，形成人独有的“存在性冲动”。
因此，“宇宙畸形儿”的命运决定了人的很多植根于存在性命运而非生物本能的心理反应机制。人承受无尽的孤独和恐惧，迫使他出现类似于心理上的“退行”的“逃避自由”的现象，尽力想让自己融入群体之中，使自己化为世界的一部分，从而摆脱威胁；或者尽力用意识将世界吞没，使世界化为自身的一部分――这两种方式在表面上都可以克服人与世界的分裂。这是受虐和施虐的最原始的“存在性冲动”。而主客二元结构决定了人对其存在的确认离不开外界，即除非是在一个人已经“无我”（像出家人那样），也即已消失了“主体”而解构了这一“主客二元结构”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摆脱外界的制约和影响。大多数人做不到这一点，惯常的方法就是加剧主客的对峙，使“主客二元结构”恶化为“主客二元对立结构”，通过主客的对立而凸显“我”的存在。
尽力在这个世界上证明自己的“存在”，构成了人的一种最深远也最强大的内驱力。人对死亡的恐惧实际上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生命体对于虚无化的恐惧的一种最深刻的反应。人对虚无化的反应还有很多，比如害怕别人对自己的忽略。
而作为“社会人”，他不仅要证明自己的存在，还要证明这种存在是有价值的，否则他在心理上就很难生存。而我们知道，一个人对自己的存在的论证离不开一个“主客二元结构”，因此在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对其存在价值的论证，也即维护心理生存的方式都带有人际联系和人际比较的色彩，即严重依赖于他与人发生的关系。而对一个人的存在的把握，在绝大多数人的思维方式中，在社会所给予的认知模式中，只有通过对他的存在属性的把握才可能实现。
因此，存在分解为一系列存在属性，一个人的存在就是性别、年龄、职务、民族、国籍、信仰、地位等一系列东西的总和。这样，存在是否有价值就体现为存在属性在一个给价值进行分等分级的社会中的价值判定。一个人对其存在价值的论证，也就是对他是否拥有对应于其存在属性的社会物品和社会价值资源的证明。争夺“存在价值”就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也就表现为实质上是一种对权力、地位、金钱等的竞争。一个人炫耀自己有这些东西，也等于证明自己比别人更有档次，更有价值。不再是人自己，而是人所拥有的东西，决定了人的价值。
砸牌坊的人